守望逃离追寻:守望猎手逃离
时间：2018-12-25 04:57: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本论文以大陆作家王安忆和台湾作家朱天文、朱天心的创作为比较对象,以“守望•逃离•追寻”为主线,以“家族”、“成长”、“性别”、“都市”为切入点,对她们作品中具有相似主题倾向的部分进行比较,同时进一步挖掘在相似主题之下由于两岸社会、文化、政治的差异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异质性,以发掘其文本背后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人性内涵,试图为两岸文学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评论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
关键词:朱氏姐妹;王安忆;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2-0108-06
作为当代海峡两岸颇有影响的实力派作家,王安忆和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在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及创作上有很多相似的倾向,也各有一己的风貌,无疑具有可比性。王安忆和朱氏姐妹作为当今大陆和台湾的实力派作家,她们各自的创作,已引起两岸学界的充分重视,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把她们的创作放在一起作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与比较,就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言,尚属首例。
本论文在对她们各自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以“守望•逃离•追寻”为主线,以“家族”、“成长”、“性别”、“都市”为切入点,对她们作品中具有相似主题倾向的部分进行比较,同时进一步挖掘在相似主题之下由于两岸社会、文化、政治的差异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异质性,以发掘其文本背后所蕴涵的历史、文化、人性内涵,试图为两岸文学作家的创作和文学评论提供一个新的参考视角。论文在发掘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创作的深广内涵上,既证同,又辨异,也有自己一些新的发现。
论文由家族书写、成长书写、性别书写、都市书写四部分组成。
家族书写部分:主要考察父女两代对“原乡”的追寻。王安忆和朱氏姐妹把父辈放在特定的革命战争年代,通过他们对实际存在的地理意义上的“原乡”――祖国大陆的追寻来揭示其深深的被放逐意识。家族书写本身就包含文本的自足性,再辅以文学的审美性就构成了家族书写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而把王安忆和朱氏姐妹的父辈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不仅可以还原她们父辈各自家族的记忆,而通过再现她们父辈在革命时期的传奇经历,又恰恰折射出国共两党之间的恩怨纠葛。个体在宏大历史面前偶然的选择却决定了其必然的命运。王安忆关于父系母系神话的书写潜在地隐含两种态度:对母亲的认同和对父亲的怀疑,这正反映了不同家族出身对革命者的影响,母亲的孤儿身世使她很快融入新政权并取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而父亲作为战争期间归国的华裔后代,其身上特有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总是游离于革命之外,有一种被放逐的意味。而这种放逐意识在朱氏姐妹的父辈身上则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表征,他去乡离土,首先是被祖国大陆放逐,去台后,又遭遇国民党和台湾本省人的双重放逐,而再度返乡又被大陆亲人称为台胞,这种几度放逐带给他终身的漂泊之感。可以说,父辈家族书写中的放逐意识是本文着力强调并努力向深层挖掘的重要侧面。而这种挖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理解个体在宏大历史场景中的真实生存状态,同时也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怀。父辈不同的遭遇导致作家形成了不同的书写策略,王安忆偏重从政治的、革命的角度进行宏大的家族书写,朱氏姐妹多通过情感的、生活的角度还原父辈,从一个慈爱的父亲,一个失意的老兵,一个严谨的学者等多重角度给父亲以立体性的再现。总之,王安忆和朱氏姐妹通过对父辈家族历史的书写,不断地提示着自我身份的缘起,这是她们生命的起始,亦是她们宝贵的创作资源。
在对子辈也就是王安忆和朱氏姐妹自身经验书写的文本中,她们把根据知青经历和眷村经历所创作的作品放在“眷村文学”和“知青文学”的大背景之中,从而对大陆的“知青文学”和台湾的“眷村文学”作了相对应的比较。王安忆的插队经历和朱氏姐妹的“眷村”经历,成为她们创作的“原点”反复出现,而插队时的农村和曾居住过的“眷村”就是她们心中的“原乡”。她们对“原乡”的情感也经历了从最初的逃离到最终的回归的过程,看似简单的“离开―归来”模式却传达出作家对社会转型期过度都市化的厌倦和对乡村文明的眷恋。
相对而言,王安忆的回眸里带有些许的失望,她想从诗意的乡村记忆里寻找精神家园来拯救都市的颓废和堕落。而朱天心的回眸带有更多的焦虑和绝望。王安忆和朱氏对“原乡”追寻的迷失就是自我在社会中的迷失。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主体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曾经的信仰和现实发生冲突使主体产生自我认同的焦虑。而“身份焦虑”则意味着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亦即人在与自己所生活的世界的联系中意识到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和觉察到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和体验。它与危机、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和存在的焦虑联系在一起。所以,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尽管都进入了都市,然而从小耳濡目染的乡村的道德伦理深深地影响了她们,她们难以跨越自己所认同的乡村文明而进入都市文明影响下的新的都市空间的书写,就必然产生焦虑和不安。
当然,王安忆和朱氏对乡村文明和都市文明复杂的态度,和“五四”时期延续下来的大多数作家的乡土想象有点相似,一方面感受着城市的现代文明和巨大诱惑,一方面又对农耕文明频频回望。但又有所超越,这超越来自现代语境下身份认同的危机。同时将“原乡”的外延扩大,凡心向往之的地方都可称为“原乡”,不仅包括地理存在意义的故乡,还包括精神追求意义上的故乡,既是属于过去的,也可能是属于未来的。王安忆侧重从历史的、政治的角度进行宏大叙事,朱氏更倾向于从日常的、情感的角度进行人性观照。
成长书写部分: 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在书写中都具有强烈的时间意识,她们以书写来抗拒时间,传达出文学独特的审美性。王安忆和朱氏姐妹的创作包含着人生的各个阶段。有青春期的叛逆,中年场域的衰老,对死亡的哲理性思考。青春期的成长故事中关注男女成长之别:男性侧重于通过与社会的冲突(常常由偶发事件引起出走)、同女性的交往来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达到融入成人世界的目的。女性成长故事特别注重“姐妹情谊”在女性意识觉醒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传达出独特的女性体验。
已进入中年场域的王安忆和朱氏姐妹通过各自创作的“老灵魂”系列来反思她们对年龄的困惑,表达她们对当下的迷惘。这里的“老灵魂”并不是指实际生理年龄的衰老,而是心理的衰老。这些老灵魂们不仅包括自认为已没有未来只有重复的衰老者,也包括被资讯吞噬的新新人类,他们的衰老也是心理的衰老。在大量的资讯的影响下,“老灵魂”们尽管心智趋于早熟,但缺乏生活的经验,只是凭借发达的资讯来拼贴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于是来不及长大他们便老了,心灵苍老一如堆砌着垃圾资讯的废墟。由于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同是成长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年代尽管被反复的言说为荒诞和不堪的岁月,但她们却发现了这个年代荒诞中的合理,禁锢下的自由,和当下的现实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照。作家们的忧虑和疑惑正是来自对现实的深刻体悟,过度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到底给人带来了什么?是人性的真正的自由?还是道德的倒退?物质的极大丰富和资讯的发达是否就是一种必然的进步呢?而人们对自我的体认究竟应设定什么样的标准呢?是理想主义的激情昂扬?还是现实主义的“自我中心”?张扬“集体主义”和凸显“个性主义”的社会究竟孰优孰劣,是个让人困惑的问题。
她们的创作,表面上是书写历史,实际是反思现实;貌似讥讽老灵魂的迂腐,实际是表达对现实的感慨。无论对个体还是历史都具有深刻的反思意味。同时她们通过创作尤其是在创作中体现的对细节的铺陈来抵制遗忘,表达对时间意识的关注,传达出文学独特的审美性。在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上,朱氏姐妹对死亡的关注更多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解读死亡,有时甚至不惜以哲学概念直接进入小说。而王安忆则从关注现世人生开始,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死亡的深刻思考。王安忆的成长小说偏重于人物与外界环境的张力,朱氏姐妹更倾向于人物的自省意识。
性别书写部分:通过对都市中女性生存状态的揭示来彰显其女性意识。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在创作中并不刻意强调她们的性别意识,作为创作者,王安忆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她只是首先把女性作为普通的人,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其次,才是女人,从女性的经验出发,表达其独特的女性意识。
通过对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的分析,从历时性的角度,把三四十年代的“王琦瑶”和世纪末的“米亚”、“提提”们做一比较,从而反映了“逃逸” 和“幽闭”是女性生存的永恒状态,对女性命运的反思可见一斑。无论不动声色穿梭在男人中间的王琦瑶们,还是处心积虑游走在各种各样男人的现代提提们;不管终日侍弄花草的现代女巫米亚们,抑或是走上不结伴旅行的现代猫人们,在不断流动的都市风景线中,她们的不停游走正是都市的一种写照,都市就可喻为逃逸的女人。王安忆的创作中,逃逸和幽闭的女性形象与朱氏有着某种同构性,这种同构性又有某种历史延续的功能,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濡染的结果。多少年来女性无法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通过不断地逃离或者被动地隐忍来面对人生。相比较而言,深受后现代影响的朱氏姐妹笔下的女性形象更加自我和颓废,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形象则略显含蓄和节制。
王安忆创作中经常出现的具有奉献牺牲的地母精神的形象和朱氏姐妹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的女性形象系列传达出了她们的女性意识,那些坚韧刚强的女性形象不仅具有女性的性别的美,更具有一种“力”的美。这种力的美更强化了美的内涵,比单一的美具有更永恒的艺术魅力。而朱天文以自己创作的“荒人”形象来进行比较,通过塑造一群放弃自己性别身份的男同性恋者之间无望的情感纠葛来揭示:“一个文明若已发展到都不要生殖后代了,情欲升华到情欲本身即目的,于是生殖的悉数抛掷在情感的消费上,逐一切感官强度,精微敏锐之细节,色授魂予,终至大废不起。”从反面来衬托女性的美。从而希望“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而女人“用感性和审美创造的世界”将存活,并予以重建。王安忆偏重于传统语境下的书写,而朱氏则倾向于后现代式的“拼贴”。
都市书写部分:王安忆和朱氏姐妹在一轮又一轮以现代化名义进行的都市化改建、重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表面的繁华进步中看出了荒凉。她们以作家特有的悲悯的情怀来关注都市,关注都市中被毁坏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异化的新新人类,从而指出隔断了历史和文化重建的都市不过是建在废墟中的废墟。
相比较而言,台湾的商品化进程比大陆的要更早更充分,所以在朱氏姐妹的作品中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后现代意识,都市的颓废更加明显。而面对都市的颓废,王安忆回到民间,通过对都市中尚存的具有民间传统的人性的提炼和升华来表达对都市的救赎,朱氏姐妹在对都市彻底绝望之后游走他国,通过对异国文化的认同来表达自己的悲愤。同样的拯救意识,不同的拯救策略,这一切都源于对居住其间的都市既爱又恨又无法逃脱的复杂心境。王安忆“无疑是站在知识分子个体精英立场上,对都市怀旧的公众传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而她的批判又是通过开辟一个被时代碾碎了的真实可感的民间生活世界,以民间世界的自我言说实现都市精神的重新书写而完成;再进一步,重返一步,重返民间世界并不意味着彻底认同,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又时刻提示读者民间审美世界自身的虚幻性和藏污纳垢的复杂美学特征。” 朱天心的都市救赎就显得无奈,是“置死地而后生”,是想通过离开来宣泄自己的绝望,所以她们的都市书写不仅仅涉及到以上海和台北为代表的都市文化的表征,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而且还呈现出作家迥异的个性特点。王安忆之理性和朱天心之感性可见一斑。王安忆偏重温婉的提醒,朱氏则充满急切的追问。文学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发现和批判,而应给人希望和未来。 对废墟古都的发掘,不仅仅是为了悼亡而悼亡,为了怀旧而怀旧,更是为了在未来的集体潜意识里,写进芜杂、残破的历史断层和积淀。
在王安忆和朱氏姐妹的创作比较中,守护、逃离、追寻是贯穿于她们创作始终的一条主线。对理想的坚守体现在家族书写中对“原乡”的追寻,体现在成长过程中对青春的痴迷上,体现在女性对自己主体意识的建构上,也体现在对都市焦虑的拯救中。逃离是无奈的离开也是勇敢的回归,在王安忆和朱氏姐妹的创作中逃离的欲望无处不在,她们笔下的人物以逃离来追寻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逃离窒息的家庭,逃离蒙昧的青春期,逃离激情不再的中年场域;逃离贫瘠的农村和压抑的眷村,更逃离喧嚣的都市,逃离没有自我的世界。然而,逃离的道路同时也是永恒的追寻之路。人们追寻自己心中的“原乡”,追寻曾经的激情,追寻自我存在的空间和归宿,人生本来就在途中,追寻本来就是人类得以前进的内驱力,它促使人们不断地超越自我,不致陷入永恒的虚无,使每个人都能坚实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同时,作家各自的创作风格又和她们本人个性及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总体说来,王安忆在书写中偏重宏大叙事且注重理性的书写,这和王安忆本人的创作风格多变,关注社会,尝试各种题材的写作视野有关。这体现在家族书写的洋洋洒洒,古今上下,纪实与虚构,体现在成长中的冷静反省,体现在性别书写中的人性观照,体现在对都市中废墟意识的善意的提醒。而朱氏姐妹本身性格的差别比较大,朱天心比较感性,善恶分明,她所写的东西“火热,而且老有种孩子气的新鲜”,这体现在家族书写中的怨怼之气,成长书写中的大胆直白,性别书写的善恶分明,都市书写中的歌哭无端。而朱天文性格比较内敛老道,总有一种坐在云端看厮杀的超然与理性,所以她的创作风格多是“漠漠的,带点辣,很注重技巧和语言”,所以骨子里和王安忆的风格接近,具有较多的相似性。而朱天心和王安忆在精神诉求上的反差,却又使她们的创作有了更多的可比性。王安忆被称为海派作家,朱家和张爱玲的不解之缘,使她们的创作都笼罩在张爱玲的巨大阴影下,小心翼翼地学步,而又试图逃离和超越。
总之,同具女作家的独特身份和经验,使王安忆和朱氏姐妹的创作,在大的华文女性文学的背景之下,呈现了独特的相貌,为华文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从而充实了华文女性文学的创作实绩。
(指导老师:曹惠民)
导师点评:
张向辉的博士论文对海峡两岸的实力派女作家王安忆和朱天文朱天心姐妹进行了饶有趣致的比较,从家族书写、都市书写、女性书写、成长书写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证了两岸女作家在时代和个人的双重背景下审美创造的差异。全文紧扣立意主旨,立足文本解读,既证同,又辨异,论述充分,思路清晰,见解中肯透辟,尤其是抓住了作家在一系列创作题材中所呈示的守望、逃离复又追寻的心理线索及其殊异表现,从而使论文较为深刻地解释了不同创作个体缘何生成的内在原因,富有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