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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学术性作品:通史类与专史类 [论《汉语新文学通史》的学术创新]

    时间:2018-12-25 04:57: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我研究过海外华文文学,还招收过这方面的博士生。对于这个学科怀有深厚的感情。在研究和教学之余,我总强烈地感觉到,将海外华文文学排斥在中国文学之外,实在是一件很别扭的事情,因为它一脉相承的仍然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统,它的一枝一叶都似乎有一条根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学和文化相联结,硬是将它与中国文学和文化母体隔离开来,委实很不自然。然而,这些文学发生在海外,不是在中国的版图上,作者的身份也未必都是中国人,将这样的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版图,又显然不合适。这样的难题和尴尬,通过《汉语新文学通史》,澳门大学中文系朱寿桐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以创新的学术思维给解决了,值得庆贺。这一成果的出现表明,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已经开始以重量级的水平对国内外文学史的学术理论界展开对话。
      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汉语新文学”,这不单单是一个概念的调整问题,而是一种毋庸置疑的学术创新,这样的学术创新首先体现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文学史大框架,其次体现在其文学史观念通向一种时代性的变革。
      《汉语新文学通史》在数以百计的各种现当代文学史专著中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毫无疑问是因为它的学术外观呈现出全新的文学史框架结构。这部文学史,首次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融于一体,而且在学术上显得那么理直气壮,再也不像以前的文学那样,要顾及台港澳或海外,则须以某种类似于附录的形式出现。在这部文学史专著中,我们不仅看到,台湾、香港乃至澳门的文学运作确确实实属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运作的一个有机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还能看到,即便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汉语文学,也同样应合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脚步,整个世界用汉语写作的新文学其实都构成了一个整体,传承着或反叛着一个共同的文学传统,�且站在同一个文化基点上面对着西方文化和其他语种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史框架非常符合文学史发展的实际,而且更符合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趋势。随着世界和平和全社会协调发展格局的形成,拘守于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谈论文学和文化的时代正成为过去,虽然我们离各种各样的“大同社会”尚相距很远,但在同一种语言及其承载的文化范畴内谋求对于一种文学共同体的统一认知,这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的。《汉语新文学通史》正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为我们营造了汉语新文学的大格局。
      这部文学史对于现有的各种文学史的格局性突破,更体现在它首创�成功地运用了按照文学史发展规律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节奏划分历史段落的基本体例。我们在讲论现代文学史的时候,太熟悉了那种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表述方法,这样的时间表述当然有它的依据,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紧扣历史,容易把握。但同时,历史划分的武断在所难免,以政治历史替代文学历史的通病难以克服。《汉语新文学通史》的主持人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普罗文学”、“从普罗文学到国防文学”、“从国防文学到工农兵文学”……的结构框架,完全保证了文学史的叙述在文学发展的自身节奏上进行历史分段,既不与政治历史完全脱节,同时又突出了文学发展的特性和特有节奏,应该说这样的表述更符合文学史乃至历史的真实。特别是,这样的历史框架及其命名非常精彩地体现出编著者对于文学历史特性的把握例如“工农兵文学”、“红旗文学”、“红太阳文学”的概括,既突出了这些文学的共同的“红色”特点,又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历史区别性,实在是一种高超的文学史概括。这部文学史的相当多的文学历史时期的命名都是人们惯常使用的概念,如“普罗文学”、“国防文学”等等,但将这些概念运用于文学史的一个时段的概括,也是这部书的创新,同时也体现出编著者对于那一段文学史理解的深切与独到。由于编著者坚持要将文学史的分段与相应时代的文学命名联系在一起,他就不得不在没有现成命名的情况下用自我命名进行弥补,这样的自我命名有些看来有些勉强,如“后设文学”之类,但有的却不能不说相当精彩而富有创见。以前,我们都将抗战以后的1940年代末的文学简单地称为“国统区文学”或“解放战争时期文学”,这样的概括不仅缺乏力度,而且很不准确。《汉语新文学通史》将这一段文学概括为“国难文学”,非常别致而精到。这样的概括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我们将抗战后期的文学都算在“国统区文学”之内,但抗战初期的文学难道不在国统区之内?现在,由“国防文学”(联合战线)转换为“国难文学”,就无需作那么清晰的区域划分。无论是日本人的侵略还是国内内战,都是国难时期,日本人的投降并未宣告国难的结束,只是到了内战结束才意味着国难的结束。
      这部书可以看作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延伸版,因为它的主体部分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但如果这样看,就会粗疏地忽略它的学术创新。汉语新文学无疑要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和学术的必然。但是,《汉语新文学通史》即使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主体,也不能说明它只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的延伸版,因为它的框架结构早已越出了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它是在整个世界的汉语写作的高度看取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别的区域的汉语文学,在它的学术视野中,语言综合体的认知比国体认知和区域认知更重要,也更真实可靠。这就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文学史观的成立。
      这样一部大书,不可能没有瑕疵,但所有的瑕疵都无法掩盖编著者学术突破的野心与意气。朱寿桐在内地即以善于学术突破和学术创新著称,他不同于别人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研究创造社,而是从情绪诗学的角度解读它,�开创了文学社团研究的先机;它不以唯美主义或古典主义为标杆衡量新月派,而是关注它的绅士文化气韵;他组织了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还率先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文体,开创了从负性背景和空域背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术新路。此外,他对于文学研究规范性的倡导,对于现代文学范畴的认知,都有其独到之处。他对于新人文主义“意念理性”的揭示更是一个学术攀升的印迹,其学术意义也许具有属于未来的某种属性。近些年来,他从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以及文学史研究的实际出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格局进行了全方位的审思,提出了“汉语新文学”这一重要概念,并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部《汉语新文学通史》就是在他这一学术创新的思想基础上设计操作而成的,体现了他的“汉语新文学”概念倡导的精神与实绩,这也应该算是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大的学术收获。
      这部书的学术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的突破上,而且这理论突破不仅超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阈限,甚至超越了中国文学的研究范畴,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理论研究方面都体现出刚性的学术品质。汉语新文学概念因应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出现移民普遍化和人居自由便利的现实,突破国族地域限制,将汉语新文学的发展纳入整体考察之中,这样可以避免有些离散文学家的归宿地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以语言为依据对文学的种属进行学术分类的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基本上来自于朱寿桐的独立思考,虽然他借助了“言语社团”和“语言共同体”的理念,但他的理论支点是:总体上和整体上的汉语写作对于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无论被称作“中国气派”还是民族风格,其实都不过是中华文化原型的语言体现。任何种类的文化,特别是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的群体文化,都主要通过语言的表述和写照加以传达;文化有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等等各类形态,不过最切实的文化形态则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中国传统文明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经常被理解为或诠释成东亚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但通过汉语表达�成为固定文本的精神文化遗产,则是使用其他语言的任何别的民族都无法强取豪夺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以语言来分辨文学的种类,以汉语来统一审视我们面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才是最稳妥、最科学,最具有学术可能性的。
      这是一部注定要进入文学史学史的书,一部在学术探索方面留下重重印记的书,一部无论是否喜欢但谁都无法忘记的书,一部也许会留下许多瑕疵但却激发起更多思考和讨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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