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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剧演员陈佩斯【陈佩斯:一个喜剧演员的喜与悲】

    时间:2019-01-05 04:54: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陈佩斯第一次作为一名演员被介绍给北影导演王好为时,还不是个光头,他跟在父亲陈强身后,很文静。那是1979年,王好为正筹备一部名叫《瞧这一家子》的电影,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部轻喜剧电影。
      为了45斤粮票
      1979年,在“文革”期间被批斗的陈强回到大银幕,参演王好为导演的《瞧这一家子》,确定出演车间主任一角。他把儿子拉到王好为面前:“这是佩斯,他想试试这部戏,行吗?”“行啊。”王好为说,“之前,我看过他演的话剧,很不错。”
      后来,在回忆起陈佩斯的试戏时,导演王好为连说了3遍“太好了”,“我一看他的戏,就觉得这个人是喜剧演员的好料。况且在剧中,他和陈强本来就要扮演一对父子,天作之合。”
      就这样,陈佩斯得到了他演艺生涯中第一个重要的角色: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嘉奇。此前,作为一名刚刚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年轻演员,陈佩斯只扮演过“匪兵甲”和“路人乙”。
      实际上,陈佩斯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演员。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大哥出生时,父亲陈强正在匈牙利访问。到布达佩斯时,北京来报:老婆生了一个儿子。陈强说:“那就叫布达吧,如果再有第二个孩子,就叫佩斯。”
      儿时的陈佩斯并没有显露出做演员的天赋。他不爱学习,成绩不好,经常打架。1969年,15岁的陈佩斯被送去内蒙古兵团下乡,每日耕作劳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佩斯都觉得父亲更偏爱哥哥和妹妹。自己作为老二,上下不靠,不受待见。成名若干年后,他去过一次布达佩斯。夕阳西下,他站在布达山上,望着远处山脚流淌的佩斯河,感慨:“佩斯,真的很美。我这才慢慢理解父爱的伟大。”
      为了能吃饱饭,他央求父母让他返城。可那时,父亲陈强因为扮演过“反派角色”被打成右派,没有单位能接收陈佩斯。唯一能调动户口的地方就是文工团。
      父亲把没有任何表演功底的陈佩斯关在家里,亲自教授他念台词、吊嗓子、走台步。陈佩斯完全是硬着头皮学下来的,因为进文工团可以发粮票,他不想再挨饿。
      他报考了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先后被刷下来,原因是他的长相“到河北、河南去,一拉一大把”。那个年代,文艺院团偏爱招收的是唐国强这样的英俊小生。陈强找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朋友田华老师帮忙。八一电影制片厂答复说:“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吧。”
      在演艺道路上,陈佩斯并没有太多想法。最初,他只满足于自己终于能吃饱饭了。在八一厂,他每个月有45斤粮票。每日3餐,他必去食堂打5个馒头。终于,食堂的大师傅忍不住探出头来问:“你每次打饭都是一个人吃吗?”
      拍戏时,剧组设在八一厂,陈佩斯家住新街口豁口,他本可以回家住,但却要求住在剧组招待所。他在宿舍墙上贴满了人物分析。“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王好为说,“凡是第二天要拍到他的戏,当晚,他必定会敲开我的宿舍门。”
      演完《瞧这一家子》后,父亲陈强告诉陈佩斯:“我看你演喜剧可以,不信,你走走试试。”日后提及这部电影,陈佩斯总是第一个感谢父亲:“他告诉我,喜剧最需要功底,中国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老百姓带来陕乐。”《吃面条》前传
      2010年,陈佩斯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光荣绽放》时,和主持人田歌有过这样一段对话。田歌问:“你现在还看春晚小品吗?”陈佩斯说:“看啊,我不上了,还是要看的。”田歌问:“为什么观众对现在的春晚小品总是不满意啊?”陈佩斯答:“这和我无关。”
      坐在演播大厅里,他依旧是那个让全国观众熟悉的光头形象,只是胡子已花白。2011年的春晚,仍然和他“无关”,而30年前,正是春晚舞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4年,时任春晚总导演的黄一鹤听闻一个消息,八一厂的演员陈佩斯和朱时茂在私下联欢时曾表演过一个小品,让人笑破肚皮。于是黄一鹤托人把陈佩斯和朱时茂请到节目组。
      在天坛东侧的体育宾馆,春晚剧组第一次看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的这段小品《考演员》。朱时茂扮演考官,陈佩斯戴着一顶小帽子,演一个蹩脚的演员。演完后,编导组和一旁看热闹的演员都忍俊不禁。
      最终,改编后的《吃面条》大获成功,自此,中国电视屏幕上有了小品这种艺术形式。
      当时让节目组凰心的是,“两个人的表演每次都没有准词,一遍一个样子,全是・路子,即兴的。”陈佩斯嘿嘿一乐说:“我从来都是我行我素,我觉得不合适就改。我们的现场直播和备播带肯定不―样。”
      春晚一夜之间让陈佩斯成为了火遍中国的笑星。8年后,一个名叫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演员才登上春晚。
      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为春晚舞台贡献了15个小品。小品也作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日后占据了电视综艺节目的统治地位。
      而今,对陈佩斯来说,春晚已是太遥远的舞台,他曾说:“为了观众,我委曲求全了10年。一旦了断了,义无反顾,再也不去考虑这事了。我曾为了这个舞台费尽心思,却连著作权都没有,我是受着几倍的折磨。”
      喜剧荒漠中的二子
      1985年,陈佩斯彻底把稀稀拉拉的头发剃光了。那年,他拍了电影《二子开店》。从《夕照街》算起,陈佩斯和父亲陆续合作拍摄了《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一系列以“二子”为主角的电影。
      在“二子”系列第一部作品《父与子》中,父与子,固执与滑头,传统与现代,形成强有力的矛盾和笑点。大屏幕中,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黄金搭档:父亲陈强。这个演活了黄世仁、南霸天的“反派”老人,不经意间在晚年和儿子的合作中又焕发了光彩。
      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制作完全按照计划经济的生产模式。由电影厂找剧本,完成剧本的创作,再由厂领导规定导演摄制组。《父与子》逆向而行,陈佩斯自己请编剧,请导演,拉投资拍摄。
      1982年,陈佩斯坐着火车拿剧本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当时的厂长吴天明没有见他,一个副厂长看过剧本后说:“我们以拍艺术电影为主,这类电影不做。”于是,辗转拿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也不拍。
      陈佩斯又找到深圳影音公司,他们勉强同意参与拍摄。但在拍摄过程中,对方希望按照悲剧情节修改,陈佩斯不同意,拍了一半,这家公司退出了。最后,陈强到电影局拍了桌子,由电影局出面,中影公司统一收购,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
      陈佩斯曾说:“电影制片厂对我的喜剧不屑一顾,根本不想拍这类电影。他们重视拿国家奖项,比如‘百花“金鸡’。”
      凭借“二子”形象和春晚小品,陈佩斯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受百姓欢迎的明星之一。一次,陈佩斯去湖北拍戏,天气炎热,正在乘凉的他从阳台上望去,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在播一部他主演的电影,每到可乐的地方,笑声几乎从每―个窗口散发出来。
      那时,他觉得,拍喜剧是有意义的。
      小人物的春天
      陈佩斯没收过徒弟,他觉得做喜剧这行太苦,观众不笑就变成折磨。他的每部喜剧都是煎熬过来的。
      最初,朱时茂和陈佩斯合作小品时,经常意见不合。 争执不下中,朱时茂半开玩笑说:“你,陈佩斯,不过就是演甲乙丙丁的出身。我,朱时茂,在福建电影制片厂可是演主角出身的,咱们出身不同,档次不同。所以有时候我看的角度比较高。”
      这是1990年小品《主角与配角》的创作雏形,它也几乎可以概括出陈佩斯每一部喜剧作品中的角色地位。“我就是一个小人物啊。”陈佩斯说。
      他很老派,不够时尚,很节俭:一年四季马褂不离身,脚下永远是一双懒汉鞋。冬天穿袜子,夏天光脚趿拉着。他公司的员工说:“拍戏时,陈佩斯里头穿一件白衬衫,上半身看着平整,掀开外衣,腰眼处是一个个的小窟窿。”
      尽管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财富和陈佩斯无关。1986年,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先分配到宣武区文化馆,后又被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剧团。他感慨:“―个男人30多岁,也算名满天下,但身无片瓦。”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级别低,“人事不通”,走时,没分到房子,和父亲挤在一起过。
      1989年,陈佩斯在昌平农村看中一处废弃的大队部,承包下来,搭砖盖房。当年,在连接昌平和市区的那条国道上,常看到一个光头开着一辆面包车往返穿梭。有时,陈佩斯会停下车,和打招呼的沿途交警抽根烟,比肩而坐,聊聊家常。
      困惑时,陈佩斯想到最坏的结局:去离家不远的十三陵摆摊篆刻,一个字100块钱。“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男人。”陈佩斯说,“我30岁就知天命了,‘名’和‘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日子我觉得舒服就行,不会为‘名’所累。”
      1991年,陈佩斯自己注册成立了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出品的第一部作品叫《爷俩开歌厅》。影片拍摄结束后,参加全国电影交易会时,遭遇了徐克执导的《新龙门客栈》,但卖出的拷贝数还是达到了全国第三。
      1993年,陈佩斯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这是中国最早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当时注册登记的17名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围绕陈佩斯创作喜剧。已是古稀之年的陈强仍然在儿子的电影中担任重要角色,陈佩斯解释说:“这样,我可以少给我爸开点儿劳务费。”
      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是陈佩斯喜剧事业的巅峰时期。导演王好为在1992年和陈佩斯再度合作拍摄《赚它一千万》。她说:“现在,我还是觉得这部喜剧的品质比《瞧・一家子》要高很多。以前,佩斯的表演有些用力过猛,到这部电影,已经非常松弛自然了。”
      导演陈国星和陈佩斯合作拍摄过《临时爸爸》和《编外丈夫》。他回忆说:“在海南拍摄时,为了省钱,陈佩斯找到当地的一些朋友,免了剧组吃住。当时整个创作团队没有喜剧经验,几乎是他带着我和编剧一起完成的拍摄。我对喜剧的最初理解来自陈佩斯,这绝不是谦虚。”
      陈佩斯当年有多火?陈国星说:“但凡拍到他的戏,整个一条街都会堵车。”
      1993年拍摄《编外丈夫》时,陈佩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投入100多万元。但是,陈佩斯很少为钱焦虑。压力最大时,他笑呵呵地跟陈国星说:“如果成本太高,我穷得就只剩下裤子了。”陈国星回忆说:“佩斯绝不会像现在很多老板一样,拍着导演的肩膀沉重地说什么,那就不是佩斯了,他的不满会用抖包袱的形式发泄出来。”
      作为当年最早下海、成立民营影视公司的明星之一,陈佩斯换来的是自由创作的空间。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陈佩斯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踌躇满志地说:“在电影上,我之所以敢豁出去,是相信我们的电影事业是有广阔前途的。”
      若干年后,他想起那年的自己,说:“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说来就来的。”跑码头的话剧人
      每当想到陈佩斯,影评人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10年,陈佩斯只专心故一件事情:做话剧。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形象多年不-变,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
      对陈佩斯来说,现在最大的困境是缺少一个稳定的创作团队和一位等重量的搭档。因为是民营公司,他养不起―个编剧团,无法像赵本山一样打造4%地,用高薪留住人才。从商业模式上,陈佩斯的影视公司不像一家企业而更像一个手工作坊,一个家庭企业。做话剧,他卖的是苦力,靠一场场演出赚钱。
      但如果评选对中国话剧有“苦劳”的人,陈佩斯一定排在第一。是他最初把一个个根本没有话剧文化的码头跑出来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人,从来不看话剧。陈佩斯凭借着自己的群众基础,用喜剧开拓了市场,为后来者开了路子,打下了码头。
      从2001年初做话剧到2004年,《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构成了陈佩斯的舞台三部曲。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这3部话剧巡演过45个城市,拉动票房6000多万元,赢利近2000万元。
      2011年1月3日,北京世纪剧院,是他的新作《雷人晚餐》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最冷的―个冬夜,门口的票贩子摇晃着手中的票,冲行人大喊:“难得了,难得了,看陈佩斯的绝唱。”
      那日,父亲陈强坐在台下,93岁的老人看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散场后,他走进后台,告诉儿子:“我还是想演戏。”摘自《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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