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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三角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珠三角

    时间:2019-02-05 04:48: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关键词 珠三角 广东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 五环式改革 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2-0005-06
      
      记者:常教授,您好!最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国家对广东和珠三角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其政策效应和聚合作用将得到强烈的释放。您对广东的改革发展一直颇为关注,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您当时还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即到广东这一中国改革的先行区进行实地调研和理论探讨。1984年您在调研的基础上撰写的学术论文《蛇口开发的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被中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即著名的“莫干山会议”选中。并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近年来,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经济学家,您更是多次应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和常务副省长黄龙云之邀参加广东改革发展的专家座谈会。据我所知国家发改委在起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初稿时,曾向宏观经济研究院征求意见,当时您作为研究人员参与了讨论,并发表了意见。因此,今天想请您就《纲要》谈谈看法。
      常修泽:好的,在分析之前,我想先就《纲要》的背景谈一下我的认识:首先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已进入第二个30年,中国改革已进入“五环式改革”的新阶段。
      2008年12月18日,中央隆重召开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这段话和十七大中的结论一字不差,既说明了在中国排除“否定”的干扰、继续推进改革的艰巨性,也表明了中央坚持改革方向的态度和决心。
      我认为,以这次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改革的第一个30年“这一页”已经掀过去,改革即将进入下一个30年的新阶段。2009年,是新阶段的开局之年。在下一个30年,历史要求我们承担的,应该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和环境制度改革,这类似于奥运“五环式”,我把它称为“五环式”改革,环环相扣,共进共荣。完成这个任务,恐怕还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
      在这两个“30年”交替的时刻,国务院批准《纲要》,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在过去30年,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广东省,为改革开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现在,老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在新的阶段,第一,发展要有新思路:珠三角要以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为契机,深刻反省自身的问题,从传统发展转向科学发展,也就是《纲要》指出的“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第二,改革要有新举措:改革要转入“全面改革”,以前我们明确把市场化作为改革的取向,这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坚持,但是,下一阶段转入“全面改革”后,仅仅市场化够不够?还要社会公正化、政治民主化等;第三,开放要有新格局:开放要转入高层次的开放。
      这些“新”怎么做?国家将这个探索试验的任务交给了曾是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的排头兵――珠江三角洲。
      记者:历史的重任再一次落在了广东人民的肩上。那么,《纲要》作为广东再次起飞的纲领性的文件,它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常修泽:我认为,当前国家推行的是有重点的均衡发展战略,或者说,是重点推进与协调发展相结合。发展是这个思路,改革也是这个思路。
      先谈改革这一组。目前在改革领域国家已经批准了7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东部3个,分别是长三角经济区的浦东、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圳、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滨海新区;中部2个,分别是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的“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西部2个,分别是成都和重庆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7个是一组。国家虽然没有给出某一单项的优惠政策,但正因为没有政策框架限制,试验区拥有关键的“先试权”:在改革中遇到具体问题,可以自行进行摸索试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申报国家相关政策支持,实际上是具有更好的探索空间。比如说,天津滨海新区搞金融创新,发起设立了首只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搞OTC市场(柜台交易)试验、搞人民币离岸业务等。
      大陆目前有四个经济板块:东部叫“率先”,中部叫“崛起”,西部叫“开发”,东北叫“振兴”。从布局上来说,东中西现在都已经安排,惟独东北尚缺,接下来我估计“可能”在东北发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牌照”。
      第二组是改革发展综合序列。国家已经批了3个。一个是2008年1月批准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这着眼于与东盟的合作。第二个是2008年9月批准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三个就是刚刚批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后面估计还有,据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一个是环渤海经济区;一个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直接面对台湾。以后可能还有其他。
      记者:从整个国家发展来看,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珠三角也到了一个需要重新定位的时候,那么,对珠三角来说应如何认识和把握新的发展方向呢?
      常修泽:我认为对珠三角发展应提到“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个层面来认识。
      从层次分析,珠三角改革发展应超越两个层面:(1)超越北部湾等“开发开放”层面;(2)超越“单向度”的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转变);(3)建议瞄准“经济转型加上社会转型”层面。请注意,《纲要》虽未使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字眼,但我认为应提到这个层面来认识。当然,这只是个人见解。
      记者:《纲要》全文近3万字。前言、第1、2章可以看作是“总论篇”,第3到第11章属于“分论篇”。第12章属于“实施篇”。您能否先谈谈“总论”部分呢?
      常修泽:好的。我认为首先必须从空间上的四个层面来把握“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范围。
      《纲要》多次提到“珠三角”,但不同地方用到的“珠三角”范围是不一样的。
      一是严格意义上的珠江三角洲,或者说是珠三角的“主体部分”,即《纲要》明确划定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9个市,可以叫“小珠三角”。
      二是“环珠三角”,包括广东省除珠三角主体部分以外的所有地区,如粤东、粤西、粤北,还包括与广东接壤的有关地区,如广西梧州、玉林,湖南郴州,江西赣州等。这是作为珠三角的“主体部分”应该“直接带动”的地区。
      三是“泛珠三角”,包括闽、粤、赣、湘、桂、琼、云、贵、川9个省区。这是作为珠三角的“主体部分”应该“辐射”的地区。
      四是珠三角与港澳的经济合作。这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层面。香港的媒体很重视,例如,我刚刚看到的2009年1月13日《明报》说:“这是香港第一次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其实,在我看来,并没有将香港发展全面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我们不是讲“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吗?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 由自己制定发展规划。《纲要》只是把珠三角与香港、澳门合作的内容纳入规划,对合作有较为充分的论述。
      其次是在时间上。建议把握好12年规划期限的战略意图。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所以《纲要》规划期也界定到2020年,这里的背景与战略目标保持了一致。再探究下去,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时,中国共产党要向中国人民作出历史性的汇报,并开始新的征程。建设好珠三角、长三角等等,应是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的大礼之一。
      再次。是提醒大家必须高度重视“社会转型”。“前言”部分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这里虽然未写“社会转型”,但实际上,珠三角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收入分配、利益格局、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没有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没有社会结构的转型、没有社会制度层面的建设,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也未必能到位,经济发展就不能持续。
      记者:是啊,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日益加深,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随着危机影响的扩大和深入,发展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了,那么,您能否分析一下目前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呢?
      常修泽:我认为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至少面临有“五个病”。
      近年来,广东一直高速增长,高增长的“水位”掩盖了其发展的内在矛盾。但现在“水位”下降,“水落石出”,结构性的矛盾就暴露出来。我们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金融危机上。我把《纲要》指出的珠三角当前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归结为“五个病”:一是“结构病”,就是产业层次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二是“资源环境病”,就是能源资源瓶颈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三是“失衡病”,就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四是“社会事业滞后病”,就是相对于经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第五个其实不能称病,但《纲要》作了强调,改革“任务依然繁重”,难度“越来越大”。我认为,这些年广东的改革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了,力度不够,缺乏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这些年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呈现一种“胶着”的状态。所以,姑且称为“改革僵滞病”。
      记者:据我了解这几年您都经常来广东进行调研,我想问一个问题:同样是遭遇金融海啸,为什么珠江东岸有的地方企业垮得要比西岸多?
      常修泽:是啊,比如说东莞和顺德,两地同样面临金融危机,地理位置接近,但是现状却不同:东莞的企业倒闭不少,而顺德产业的完整性并没有受到伤害,在全区2.5万家企业中,倒闭的只有几百家。属于正常状况。为什么?我找出四个原因:
      第一,技术档次不同。东莞多是“三来一补”,技术层面比较低。而顺德企业多有自有技术、自主知识产权,专利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50%以上,如格兰仕微波炉、美的空调等。可见,有无专有技术,企业风险的承受力差别很大。
      第二,自主品牌情况不同。东莞的企业一些是OEM模式,贴牌生产,自主品牌比较少;而顺德的企业多有自己的品牌,8个国内驰名品牌,26个中国名牌产品,比如美的、格兰仕等。
      第三,企业产权结构不同。东莞的企业主体部分是外资,包括港澳台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主与当地的经济文化融合不足;而顺德基本上都是本土发展起来的“草根型”民营企业,与当地经济“盘根错节”,而且集群性强。一旦遇到困难,要比外资企业更能解决问题。
      第四,市场发展取向不同。东莞的企业主要是面向国际市场,“两头在外”。而顺德的企业“内外兼修”,其中内销占60%以上,特别是一部分产品比如白色家电产品在国内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
      记者:从时序上来看,《纲要》是在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进入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出台的,是一次处在“拐弯点”上的选择和决策,因而它将会对珠三角地区起到引领历史发展方向的作用。这个方向,就是《纲要》中首次提出的珠三角地区的五大战略定位。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好战略定位的“五张牌”。
      常修泽:《纲要》中提出的“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这个定位以前没有出现过。前面提到的改革试验区也没有提到。这是张全新的牌。我们如果提高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可以看到,党的指导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又有创新。但科学发展观到底应该怎么搞还没有现成答案,这需要探索,这是个需要“破题”的大事。这个任务现在交给珠三角探索、试验。
      “深化改革先行区”强调的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深化”,全面改革,并且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是双向的,外面的人可以透过门户看中国内地,里面的人透过门户看外面。“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要着眼于“先进”和“现代”。中国尤其是广东。一直被人称为“世界加工厂”、“世界制造业基地”,但这次强调了“先进”,不再是简单的制造业基地。服务业也是“现代”服务业。香港就有媒体琢磨,这“现代”到底是什么?现在传统服务业怎么办?
      “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主要针对珠三角9个市。把珠三角定位为“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是符合实际的。国务院对长三角的定位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毕竟“长三角”涉及2省1市啊。
      另外学习贯彻《纲要》还要注意关键数据。
      《纲要》提出的发展目标中,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数据:到2012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8万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53%;到2020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5万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0%。台湾2008年人均生产总值折成人民币已经达到11万元。珠三角不应自满啊,应该瞄准台湾才是。
      记者:那么对《纲要》分论应该怎么看呢?
      常修泽:我认为要注意《纲要》对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的顺序。
      《纲要》将现代服务业的优先发展放在各产业之首,这和一般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也有相同的布局。这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尽管目前及以后一段时期内,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中工业仍占主体地位,但《纲要》作为中长期规划,将现代服务业作为战略产业放在发展的第一序位,这个导向是明确的,就是要“努力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广东在制定配套实施方案时对此必须要充分考虑。
      我2007年到台湾参加“两岸经济发展愿景研讨会”时,专门研究了台湾的产业结构。2007年台湾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分别是1.45:27.5:71.05。同年,整个大陆一、二、三产业的比例是11.3:48.6:40.1。其中:上海是0.8:46.6:52.6,北京是1.1:26.8:72.1,而广东则是5.5:51.2:43.3,说明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还在“爬坡”。当然,情况不同,但应朝向上海、北京、台湾的方向前进。
      记者:什么是“现代服务业”?如何着力?
      所谓“现代服务业”,有两个内涵:一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兴的或“新崛起”的服务业;二是指 “传统服务业”当中经过用新技术、新流程、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式改造提升后的那部分服务业。《纲要》提出了要重点发展:“金融业、会展业、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外包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总部经济和旅游业”10个领域。
      (1)金融业放10个领域之首。邓小平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在金融创新方面的问题,就是创新过度。但不能“错把美国当中国”,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金融创新不足问题。
      (3)物流业。“物流”不是简单的“物资流通”,而是一个系统的供应链管理过程。哈佛大学教授、香港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先生写过一本书《供应链管理》,可以拓展我们对于“物流”的理解。
      (3)外包服务业。外包服务是一个内容相当宽泛的概念。目前,国际上印度的软件外包、菲律宾的家政外包比较发达。美国的老头老太太需要解闷,找美国的服务机构,实际就是在马尼拉的菲律宾人,他们英语好。国内外包业发达的城市是广州、深圳、成都、大连。比如成都,就利用和美国的时差,他们下班我们上班,接了设计业务。
      (4)文化创意产业。有人说,这是“21世纪的最后一块暴利蛋糕”。什么是创意产业?简单地说,就是10个字:“知识作原料,头脑作车间。”创意产业可以迅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有效延长甚至可能改变相关产品的生命周期。1997年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几把火”之一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美国是现在文化创意产业最发达的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GDP的5,24%,创造就业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时代,但不能再错过今天的文化创意时代!
      但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现代服务业”,不一定淘汰“传统服务业”。传统的商贸、餐饮、修配,有自身发展基础和优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制造业已经不同于过去。过去我们提到广东的产品,都是服装、箱包、玩具。还有健力宝,等等,这都是轻工产品。今后是要发挥“先进”制造业基地的作用,强调制造业中的“先进”性:如现代装备、汽车、钢铁、石化、船舶制造等产业。
      记者:《纲要》中提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坚持“四个凡是”,怎么理解?
      常修泽:我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它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坚持“四个凡是”。凡是能够由市场机制调节的事,坚决放给市场;凡是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事,一律交还企业;凡是能够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积极移交社会组织管理;凡是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责,要切实履行好。这是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要把握的原则。全面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第二个需重点关注的是,《纲要》要求,珠三角要“率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此前有关方面要我点评中央机关的大部制改革,我说是“雷声大,雨点小”。现在,中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广东“率先探索”。
      记者:如何吃透《纲要》中提到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
      常修泽:这首先要高度重视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稳健性。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去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安徽小岗村,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
      现在这项改革变得更趋稳重。国家明确规定“三不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为什么?原因很复杂。加上现在遇到了农民工返乡的潮流,这项措施遇到了新情况,流转的情况变得复杂。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过多”、“过快”流转出去,那些返乡的农民工干啥?所以《纲要》很冷静地提出要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市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第二要高度重视“用益物权”的用处。我曾对现代产权作过探索。“用益物权”,我认为,是从制度上破解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僵局的思路之一。农民如果用“用益物权”进行抵押,比如说把我土地里面2-3年的庄稼收成拿出来,如果不能按期归还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过是土地上的“用益物权”(地上物),不存在失地的担忧。地方政府可以尝试在这一思路上去探索。
      记者:《纲要》中提出“积极推动国有资产向关键领域、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集中”,这段话原来主要针对中央企业写的。就一个区域、一个地方而言,应该怎么办?
      常修泽:我认为企业改革不一定照搬照抄全国性的提法。目前金融服务、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三个领域还有垄断存在,要放宽进入。
      另外我建议大家尤其要关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将促使“从经济人手”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这些年来,社会财富明显增长,蛋糕越做越大。但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下降的:1992年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是68.6%,到了2007年只有52.3%,16年下降16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不论穷人富人作为一个居民整体,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减少了。到哪里去了?到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去了。政府通过卖地增收。而现在资源价格偏低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偏低,结果利润留在了企业不少,尤其是垄断的央企,如石油、天然气。这些本来应该属于全民的财富,但有被企业不合理占有的地方。所以,必须要改变这个结构。
      调整这个格局,一方面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降低或减少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占GDP的比重。这将促使“从经济人手”推进行政改革,也是推进政府改革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关于对《纲要》实施部分的分析与研讨,因时间关系不再展开。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谢谢!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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