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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青【愿他们在梦里相逢――记艾青夫人高瑛】

    时间:2018-12-24 17:04: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2010年3月,在诗人艾青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艾老的夫人高瑛用她写的一首诗《给我一个梦吧》结束她的讲话。主持纪念会的作协党组书记李冰,请她把那首诗再念一遍。高瑛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尊敬不如从命,那我就站着再背一遍吧。”诗不长,只有短短20行,却真挚感人。
      当时,由于光顾了听,未能记下来。后来,打电话给高瑛大姐,请她为卢氏“春蕾诗社”抄录艾老那两句著名的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特意请她将她写的那首诗抄给我们。两三日后,果然收到她抄寄的《给我一个梦吧》:“斗转星移十四年/艾青,你在哪里/苦苦思念,无处寻觅/总是自己问自己/白天,我坐着你的沙发/夜里,我睡在你的床上/处处没有你/又处处都有你/要是你还活着/该有多么好/我会像影子似的/围着你转来转去/如今,我和你/天各一方/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给我一个梦吧/让我们相逢在梦里/我对你,说说我/你对我,说说你……”
      诗如其人。再次捧读,同样感到朴实无华,凄美、真诚,字字句句传递着人间的真情挚爱,体现着她一贯的人品与诗风。
      高瑛1933年生于山东龙口,自幼天真活泼,能歌善舞。1948年考入哈尔滨行知师范艺师班,一年后报名参加了松江鲁迅文艺工作团,当了一名舞蹈演员。那时她刚刚15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除了练歌、排舞,配合党的政治任务去各地巡回演出外,还尝试着写些小诗,《新农村》杂志就曾刊登过她的《拖拉机开进杨柳湾》。
      她与艾老相识是在1955年她调中国作协工作之后。当时作协还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里,出出进进都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诗人。那时,各单位都兴做工间操,每到此时,作协的工作人员都聚到后院二层小楼下,随着音乐做操。有一天,高瑛偶然发现二楼窗口有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即便她有意调换了位置,那双眼睛也总随着她转。那人是谁?为什么总盯着自己?她刚调来,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才知道此人叫艾青。那时她只知艾青是著名诗人,因为她在行知师范艺师班学习时,课本上就选有艾青于30年代写的诗《卖艺者》。由于同在作协工作,低头不见抬头见,她又是普通办事员,免不了要同作家、诗人们接触,加上高瑛热情、随和、有求必应,一来二去也就和艾青这位大诗人熟识了。接触中,她发觉艾青好像特别关注自己,有事没事常找她说说活,高瑛并没有多想。一天,艾青对她说,他妹妹初到北京,人地生疏,问她能不能陪她去颐和园看看,高瑛爽快地答应了。不料去的那天,艾青也一起去了。在颐和园游览、休息、闲谈时,艾青和他妹妹总有意把话题扯到高瑛身上来,除了关切之外,似乎还有别的“意图”,诸如问她家庭情况,有没有对象等等。那时艾青和作协大多数人一样,只知道高瑛是位热情爽朗、乐于助人的姑娘,每天见她风风火火干这干那,从不知疲倦,却不知道她内心很苦闷。面对艾青和他妹妹长辈似的关切,她便把胸中的苦闷统统倒了出来。她告诉艾青和他妹妹,她不仅有对象,而且几年前就结了婚。这让艾青和他妹妹颇感意外……
      那还是在松江鲁迅文艺工作团的时候,由于她只身在外,远离父母,年轻幼稚,也就容易轻信。当时团里比她大12岁的创作组长也是胶东人,平时对她这位小老乡格外照顾。在她眼里,这人不过是同乡大哥而已,然而,他为把她追到手,没同她商量就向组织上打了结婚报告。那年春节前夕,高瑛刚从乡下演出回来,他对她说,组织上已经批准两人结婚,而且已经把她的东西搬到新房里了。高瑛既突然,又无奈,被那人连哄带劝地钻进他事先设好的“套子”。当时还没有《婚姻法》,高瑛还不满18岁……更可恶的是,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直到后来高瑛偶然看到他母亲给他的信,说,“家里那人已经走了,嫁给一个皮匠……”追问之下,才知受了他的骗。然而,木已成舟,她又能怎么办?高瑛恨死那个自私又自负的欺骗她的人,对于“家”已不再有什么期望。各领各的工资,孩子也托付给远在佳木斯的父母。她白天把全部热情投入工作,晚上独自咀嚼幼稚与轻信酿成的苦果……
      高瑛想着自己把这一切和盘端出来,艾青即使对自己有意,也不会想入非非了。她深知自己同艾青无论地位、年龄、学识都相差太远,“不般配”。她对艾青仅仅是崇拜和尊敬,“没有梦”。她更不愿自己还没有从失败婚姻的泥坑爬出,又跌进另一个泥坑。而那时,艾青也刚刚从一场失败的婚姻中解脱出来,他和前妻的离婚官司整整打了5年,拖得精疲力竭,苦不堪言,生活、精神与创作都受到很大影响。甚至有人批评艾青已经写不出诗来了,艾青对此虽未予理会,但作为诗人,内心的苦闷是不言而喻的。他多么希望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以便为读者写出更多好诗啊!他曾说过,“不幸的婚姻像无期徒刑”,自己好不容易苦熬5年才摆脱出来,对高瑛的不幸,自然更加关切与同情。相互交往中,彼此更加深了理解与信任。
      当时,像艾青这样一位虽有名气,却不会“圆滑”,不善钻营的诗人,和一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有夫之妇的亲密关系,自然会遭到妒恨者的非议与阻挠。为了“惩戒”,高瑛被调换了工作,艾青也被“责令”由小楼搬到平房……在法院判决之后,高瑛终于拿到离婚证。然而,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一纸调令又要将高瑛调往吉林延边。对这种没完没了的“惩戒”,高瑛气得不行。艾青宽慰她:“这明显是想拆散我们。我们马上登记结婚……”
      他对高瑛说:“我上半辈子已经过去,我也无法预测下半辈子还有多少年,但在有生之年,还是想写些有分量的作品。我需要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彼此真心相待……”高瑛说:“我会用行动回答你。”
      为了和艾青在一起,也为了做人的起码尊严,15岁就独自离家参加革命的高瑛被迫退职。他们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有个平民百姓那样温馨和睦的家,有一个不被打搅的写作环境。但在那个年代,仅此一点点期望也难以满足。这除了错综复杂的人事纠葛之外,更主要的还有那没完没了、叫人无所适从的政治运动。1957年夏,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大背景下,几经反复,已被认定是搞错了的“丁陈反党集团”旧案,又被重新提起,而且被层层加码。艾青偏偏不识时务,他在会上说:“不要一棒子打死人!”原本是一句公道话,却引火烧身,连自己也被“一棒子打死”:被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这对于从年轻时就高擎火把,追求光明,像爱惜自己眼珠一样爱惜政治生命的老诗人来说,无异宣判了他的死刑。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岁月,个性刚烈的高瑛不顾“组织上”一次次找她谈话、“帮助”,要她站稳立场,揭发艾青“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而是挺身而出,用她柔弱的身躯,为身心俱疲的丈夫筑一道屏障。风来为他挡风,雨来为他挡雨,哪怕是一簇簇利箭射来,她也会毫不迟疑地挺身上前……那时,不仅高瑛备受株连,她的父亲因有艾青这个女婿,也被打成右派,妹妹因“和艾青见过一面”,被迫失学……有人甚至化名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文章,说她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执迷不悟的败类、寄生虫。高瑛隐忍着,承受着这一切,无怨无悔。
      1958年3月高瑛随艾青去了北大荒,后又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王震将军特意向周总理把他们“要”去的。有王震将军和艾青过去在延安熟识的战友关照,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在他们都算不上什么。何况高瑛从来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败类、寄生虫”,不仅家里家外什么体力活都难不倒她,连收棉花这样的重活,她竞也能战胜摘棉能手,令人刮目相看。更令她欣慰的是,艾青修复了内心的创伤,又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也恰是王震将军所期望的。他写出了《踏破荒原千里雪》、《蛤蟆通河上的朝霞》、《苏长福的故事》,以及写石河子的《年轻的城》等诗歌,1966年还完成了数十万字的长篇《沙漠在退却》的初稿。
      然而,“文革”风暴一来,王震将军也无力对他们关照了,艾青的家被造反派抄了又抄,将毛主席、周总理给艾青的信件、文稿、书画、照片等等悉数掠走,还将他们从石河子押到最偏远的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的114团,赶进了原接生羊羔用的最矮小、最简陋的“地窝子”。艾青的“生活费”被削减到每月45元,这是一家五口人的活命钱。不仅精神和物质都苦到极限,劳动量也大得难以承受:艾青一人负责打扫全连13个露天厕所,夏天一下雨,厕所里的屎尿得一瓢瓢掏出去;冬天屎尿结成冰,得用钢钎凿开,再拉到坑里埋起来……日复日,月复月,长期缺乏营养,生活条件恶劣,加上体力上超强的付出,精神上非人的折磨,摧垮了艾青的身体。高瑛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她变卖衣物,将连队扔掉的羊蹄、冻死的小猪拾回来,忍着腥臊剔毛、破肚,为给艾青增加一点点“营养”。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拾一捆柴要走很远很远,为给自己壮胆,她就大声歌唱,唱着唱着往往不由自主地大哭一场,倒一倒心里憋屈的苦水,这苦水她从不在艾青和孩子面前倒……这样的日子一天一天挨,整整挨了5年!以至艾青的右眼生生给拖瞎了,左眼又严重充血,高瑛一级一级求爷爷告奶奶,直找到兵团领导开具“路条”回京,才保住艾青的左眼……直到1979年艾青政治上得到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他们一家才结束长达21年的“流放”,返回北京。
      高瑛被任命为艾青的秘书,她没有“夫贵妻荣”地去尽享安乐。而是像艾青落难时对艾青不离不弃一样,时刻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一贯严肃工作、低调做人的她的“老艾青”,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无微不至地关爱他、照料他,使艾青终于又重新拿起笔,创作出《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致亡友丹娜之灵》、《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光的赞歌》等等“有分量”的诗歌。高瑛既是艾老的秘书,又是妻子、管家、保健护士……无论哪个“角色”,她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连艾老也感慨地说:“我能娶到你做老婆,真是三生有幸!”她一直陪伴着她的“老艾青”,直到1996年5月10日,艾老带着他对家人、对祖国、对光明的深沉的爱与眷恋,走进历史,走向永恒……
      由于父亲的关系,我们很早就认识艾老。艾老签赠父亲的诗集,包括《宝石的红星》、《黑鳗》、《双尖山》等等,一直为我们所喜爱,几十年过去,其中不少诗句还能脱口背出。可惜的是这些诗集都在“文革”中失散,所以对艾老1987年9月签赠我们的《艾青诗选》也就格外珍惜。我们原不知高瑛大姐也会写诗,记得还是许多年前在《北京晚报》上读过她的《伞》,很短,却清新隽永,像一幅画,令人过目不忘。后来我们向她索要她写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时,顺便说起读她的小诗的印象。几天后,除收到她签赠的《我和艾青的故事》之外,还有她的诗集《山与云》,更令我们喜出望外。她说:“我生活在艾青身边,能写出点东西来,应该说是他对我的潜移默化。”这话自然不错。但高瑛自幼就热爱文艺,又富有悟性与灵气,完全具有作为一位优秀诗人的条件。何况她十几岁时就有诗作见诸报刊。连艾青也说:“你的诗就像你这个人,朴实明快”,“很有写诗的天赋,没能成为诗人,是我耽误你了。”高瑛未能写得更多,因为他们“落难”时,哪里有这样的条件与心情!结束“流放”后,环境变了,心情也变了,她才在艾青与友人的鼓励下,时不时写一些即兴小诗。但她未把这当作自己的主业,而是把主要时间、精力用在尽心尽力照料艾老上,正如她有一次同艾老开玩笑时说:“我在写一部‘长诗’。”艾老说:“咦,我怎么没有发现?快给我看看。”高瑛拍拍丈夫肩膀:“你不就是我的一部‘长诗’吗?我愿一直写,越长越好……”同时,她同艾老一样,为人一贯低调,绝不想借艾老的“光环”显耀自己。《山与云》的后半部,都是艾老病故后她独自写的。而且,她在《后记》中还说:“这本小诗集,对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句号。”她的诗像《短句》、《浮云》、《脚印》等等,除了保持她一贯质朴、清新、隽永的风格外,更增添哲理性的思辨,因而也更加丰满与厚重。这次又有幸收到她亲录的新作《给我一个梦吧》,我们将它连同2009年元月她应我们之请,为我们抄录的几首诗一起珍存在心匣里。有一首歌叫做《好人必有好梦》,我们衷心祝愿:高瑛大姐和她的“老艾青”在梦里相逢……
      摘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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