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困与环境美学】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

　　摘要：本文是中美两位学者就当前迅速升级的城市化问题展开的一场对话。与全球现代化、市场化同步的全球城市化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如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促使“现代城市”这个“工业机器模式”的大怪物向着“生态系统模式城市”转换，让城市这个“人造生态系统”更人性化，也更符合生态观念，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城市建设中纳入审美感知、审美体验的维度，以审美改造城市，让城市进入审美流动的、想象的空间，则可能在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建设“生态系统城市模式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这一进程中如何避免行政权力与经济利益集团“对审美感知能力的强行征用”，则是成败的关键。此外，人类社会的进步是否注定要以抛弃田野，抛弃整个农业文明为代价?人类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两位学者也对此交流了不同的意见。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文化；环境美学；生态观念；农业文明；审美；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阿诺德・伯林特：
　　
　　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1932－)教授。男，1962年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路易斯维尔大学、布法罗大学、圣地亚哥学院和长岛大学。曾担任国际美学学会主席(1995―1997)、国际应用美学学会顾问委员会主席，还曾任国际美学学会秘书长和美国美学学会秘书，是享有世界声誉的环境美学专家，主要论著有：《审美场：审美经验现象学》(1970)、《环境关学》(1992)、《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1997)、《美学与环境：一个主题的多重变奏》(2002)、《审美与感知》(2009)等。其论著先后被翻译为汉语、希腊语、俄语、芬兰语、波兰语、阿拉伯语和法语等多种语言。近年来，他特别关注城市生态环境的营造与养护，提出诸多精辟的见解。
　　2010年8月13日至16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闭幕后，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前国际美学学会主席阿诺德・伯林特，以78岁的高龄，冒着盛夏酷暑，由山东大学程相占教授陪同，应邀到苏州大学文学院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同时考察了苏州古典园林网师园、拙政园、留园、虎丘，考察了苏州旧城平江路传统民居。
　　在这次学术交流活动中，笔者与伯林特教授就自然、生态、城市化及环境美学诸方面的问题较为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表达了各自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城市化与环境审美。
　　这个话题，也可以说是笔者“预订”的。
　　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强大的政府行政力量的操纵下，正在迅速地走向城市化。据相关统计：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已提高到2006年的43.9％，目前在以每年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着，计划在2050年将达到72.9％，接近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准。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负荷沉重的农业文明大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从生态批评的视野看，笔者始终是忧心忡忡的。大约在2005年，笔者曾与自己的研究生们就“现代都市让我们失去了什么”为题展开一场讨论，结果发现，现代城市化的进程已经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失去了自然的根基和自然的庇护、失去了种族的童年和个人的童年、失去了亲情与同情心、失去了诗意和浪漫情调，现代都市加大了贫富悬殊并因此更多地失去社会公平，现代都市让人们增长了欲望却失去了幸福感乃至生存的意义等等。总之，失去的多是属于自然与人性方面的东西。从那时，又过去了五年，城市化进程给社会与时代带来的负面效应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与矫正，反而在继续扩大蔓延。唯一的变化是，在对城市化一面倒的赞美声浪中开始传递出越来越多的质疑、反对的声音。这种对于城市化的批判者，又多半集中在我国城市化率高居首位的北京与上海。如北京大学的景观设计师俞孔坚博士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书中揭示：“中国当代的城市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疾，古今中外未尝有过。它消耗掉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水泥和三分之一以上的钢材”，看似辉煌的城市化已经陷入种种误区，决策者的集权欲、开发商的金钱欲、规划师的表现欲已给中国的城市潜伏下巨大危机，像“苏杭”这样的“人间天堂”，已经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土地。面对中国城市化的种种困境，上海的人文学者王晓明教授在他主编的《“城”长的烦恼》一书中，甚至提出这样的疑问：大工业、大城市的发展道路是不是每个国家的城市发展必须呢?第三世界国家能不能选择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呢?面对中国城市化的诸多困惑，城市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到来可谓适逢其时。这些困惑，实际上也就成了我们谈话时一个有意无意间预设的背景。
　　伯林特曾在他的书中讲过：“多数情况下，城市化并非明智选择的结果”，而是被诸多不良因素驱使的，如资本争夺、贸易扩张、国家的霸权主义、民众的享乐主义等。全球城市化与全球市场化、全球资本化是同步的。对于西方现代大都市的诸多弊病，他曾一一做出具体的陈述：各种车辆涌入城市，占据了城市的外部空间。摩托车使城市的街道变成对健康和安全的威胁，城市广场沦为停车场，机器产生的废气随处可见，人们被笼罩在有害空气中，各种噪声干扰着人们的神经，公共建筑改变着自然的风向与气温，摩天大厦庞大的体量带给人威压，缺少植被的大型广场使人感到冷漠，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使人感到恐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纽约市的地铁，这是美国最大的地下铁路系统，人们进入了地铁就像进人了地牢”。伯林特指出的这些城市弊病，在我们国家也已经司空见惯，却没有引起官方与民众的认真对待，甚至仅仅将其看做“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插曲”。对此，伯林特说：“我觉得中国正在照着西方的已经被证明不好的事情在做。”
　　其实，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已经远远超出环境养护的界面，迅猛的城市扩张正在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的因素：土地买卖、房屋拆迁、房价居高不下，已经成了官员腐败、民众怨恨、社会动荡的根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巨大且拥有五千年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是否也要普及城市化，笔者也很难认同。城市无疑是一个物质与能源高度集中、快速损耗的人造机构，全球城市化也是全球生态足迹化，必将透支地球能够提供的生态资源。直到目前为止；现代大都市的所有功能(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文化的)几乎都是与地球整体的生态状况相抵触的，不改变人们的生存观念、社会发展观念，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对抗的局面就不会改变。照此下去，全球城市化的那一天。也许就是地球生态系统全体崩溃的那一天。社会的进步是否注定人类要抛弃田野，抛弃整个农业文明?我们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
　　美国作为现代化的“样板国”；伯林特作为一位美国现代文化精神培育出来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与笔者这个内陆中国文化人观念上的差异。他虽然看到了现代都市的种种弊病与困境，但仍然认为“全球的城市化”是不可改变的，这是因为全球城 市化与全球市场化、全球资本化是同步的，“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人们别无选择。况且，与农村相比，城市还拥有许多强项与优势。他说过：“城市是充满生活和艺术的环境，是一个人类的全部体验可能发生的场所”，在城市里，“我们对环境的感知过程都融合了全部感官”，在处处以人为本的城市中，“感官刺激的丰富性能够指引人类活动，使我们在城市里感到舒适、安全、有趣和兴奋”。此时，他指着室外39℃的高温对笔者说：“人工环境还有很多优势，在人工环境中，我们可以这样交谈，在外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外面太热了。”有了城市才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即使从能源消耗的意义上讲，伯林特认为城市也是需要的，不然的话，那么多的人分散在地球各地，都要过上高质量的生活，能源消耗就更多。伯林特的结论是：城市是人类不可回避的人造生态系统，人们可以逐渐改善它，却无法拒绝它。
　　他说，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在承认全球城市化的现实面前，努力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尽量促使“现代城市”这个“工业机器模式”的大怪物，向着“生态系统模式化城市”转换，让城市这个“人造生态系统”更人性化，也更符合生态观念。他对于网师园、拙政园的营造理念赞不绝口，认为苏州古代园林就是在城市生活中保存自然价值的一种良好方式，只是太贵族化、私人化了。若是在古代，他指着笔者说：你我恐怕都进不来。笔者告诉他，在中国，以往即使住在小街陋巷中的平民百姓，也总是喜欢在自家的庭院里植树、种花、养鸟，条件稍好一点的，还会养上一缸鱼，亲近自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贵族到平民，一脉相系。
　　笔者对于伯林特提出的以“生态系统模式的城市化”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的设想，当然很容易接受。但在笔者看来，既然强调城市是一个“人造生态系统”、“城市环境就是人造环境、人类状况的同义词”、是一个“由人类主体建造的、规模巨大、范围广阔的人类机构。”那么，这个人造的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仍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城市生态系统是从人类(现代人类)这一单一物种的需要出发，通过精密规划(人的理性)营造出来的，不能不以人类利益为核心；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即宇宙精神；“盖娅”)。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人算不如天算”，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尽管人们已经制定许多措施希望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下地球上日新月异的生态危机，似乎都还在印证这句古老的中国格言。
　　伯林特也认为，对于“城市规划”的热衷，中国反而胜过西方。“直至20世纪初，这种做法在西方并不常见，西方城市的发展往往通过有机更新的方式进行。”…他一再呼吁：要少些理性主义的算计，多些天然的审美感受。回顾城市的发展史，伯林特认为那些未经指导的城市发展反而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现代人精心算计与规划的城市反而捉襟现肘、漏洞百出。“古代的城市受气候、功能和时间的共同影响。是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种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适合当地条件的技术、风格和建筑样式，它们既反映又指导了社会模式并透露了当地文化的特质。然而，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得原有的限制变得较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从远方运来；沙地或花岗岩地区到处树立着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厦；常绿森林里停靠着各式房车。在全国各地的郊区都可以见到一排排类似中西部特色的农舍和新英格兰时期风格的建筑。标准化的写字楼随处可见，全然不顾当地的气候条件，然后通过供暖和空调系统来弥补这种有意的忽视。大众流通系统用高昂的代价把各种不宜存放的食物运进类同的城市里，摆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随顾客带进相似的公寓，在相似的厨房里享用，不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不考虑地理条件的不同，不考虑季节和气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国家的界限。”西方城市化的走向，似乎正经一个从“不规划”到“强规划”，再到“反规划”、“弱规划”、与自然相和谐的过程。而中国仍在迷信由科技文明支配的“强规划”，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看一看在中国各个城市普遍设立而又大权在握的“规划局”，看一看入目皆是的城市规划的种种败笔，笔者不能不认可伯林特的说法。伯林特强烈谴责的上述“现代城市病”。不都正在今日中国的城市建设中蔓延着吗?更令人悲哀的是，人们不但不以之为病患，反而以之为荣尚。用伯林特的话说，就还是那句话：“中国正在做西方那些已经被证明不好的事情。”
　　伯林特的环境美学趋向于实用研究，他坚定地认为：艺术与审美将在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建设“生态系统城市模式化”的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在城市建设中纳入审美感知、审美体验的维度，以审美改造城市，让城市进入审美的流动的、想象的空间，将会有效地解除现代城市的种种困危。甚至，通过审美设计，纷乱的城市交通也可以变成“人类的现代芭蕾舞蹈”。作为一个常年从事审美与艺术教育工作的教师，笔者从理论上当然乐于认同这一观点。早在15年前，笔者在《学术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援引一位法国学者的话，来表述他对“美学拯救生态”的企望：“我们周围的环境可能有一天会由于‘美学革命’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生态学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预示着一种受美学理论支配的现代化新浪潮的出现。这些都是有关未来环境整体化的一种设想，而环境整体化不能靠应用科学知识或政治知识来实现，只能靠应用美学知识来实现。”但面对城市化的现实，笔者不能不感到悲观，尤其为美学的命运悲哀。在强大的政治、经济行为面前，艺术与审美永远处于弱势。目前笔者所看到的城市环境审美领域天天发生的事实，更多的不是艺术与审美在改变城市，反而是那种极度物质主义的、极度消费主义的东西在改造艺术家与一般民众的审美感知、审美体验、审美鉴赏力。这样的例子多不胜举。
　　交谈中，笔者向伯林特教授展示了笔者收集的一些相关图片。
　　其中一张图片是清华大学的“荷塘月色”，笔者告诉他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曾为此撰写过一篇优美散文。在苏州，也还存在着一些朱自清散文中描绘的“荷塘月色”，它是清幽的、散淡的、朴素的、高雅的。但此类审美景观已经很难吸引城市人的眼球；在苏州工业园区的金鸡湖畔，有一座规模宏伟、耗资巨大的电子激光五彩音乐喷泉(不但喷水，还喷火，同时燃放焰火)，据说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水景系统。整个水景以“水韵飞歌”为主题，东西长130米，南北长208米，喷泉高度可达108米。每到双休日的夜晚，火光、烟雾笼罩姑苏城外半边天，观者如堵如潮，遂成为苏州工业园区一道耀眼的景观，也成了苏州房地产业开发的一张光彩夺目的名片。就审美体验来说，“荷塘月色”更自然优雅，由电子程序掌控的“喷泉”更机械单一；就生态养护而言，前者生态损耗极少，后者生态支付巨大。然而，在苏州，后者已经赢得千万人的审美认同，尤其是已经完全俘获年轻一代的审美注意，而这绝非一个“孤证”。 　　接下来，笔者向伯林特展示的照片还有：
　　大都市里丑陋而又令人恐怖的立体交通；
　　小县城也在比照大都市营造光怪陆离
　　的“不夜城”；
　　无处不在而又竞相登峰造极的商业广
　　告霸权；
　　被蓄意扭曲的半通不通的广告用语
　　……
　　笔者担心，最终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审美艺术不但没有整治好城市，反而在现代城市经济、政治功能干预下被改造得失去本真的意义，失去生态的、人性的内涵，被同化到日益物化的现代都市文化之中。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制造大量的“艺术垃圾”，进一步污染了人们的视觉与听觉。笔者想，在环境审美方面，能否减少一些人造环境，多保留一些自然的、天然的环境，比如森林、植被、山丘、河流、蓝天、白云、星光、月色。遗憾的是，像“荷塘月色”那样的自然风光，虽然更容易与人的审美感知相融和，而且“生态足迹”也会大大缩小，但由于与现代城市承担的政治经济、消费盈利功能相冲突，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会计原理，因此就会被资本运营的那只“无形的手”轻易抹去――除非你把荷塘里的星光月色也当做商品纳入资本运行的轨道，那样的话又必然掉进资本设置的陷阱。
　　伯林特认为笔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说他很赞同“艺术垃圾”这个词，要记住它。对于笔者所指出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伯林特认为：审美不仅仅是对艺术的欣赏理论，更是关于感知能力的理论(aesthetics as the theory of sensmility)。他说：现代社会的一些做法错误地利用了人类的知觉，他把它叫做对于人的感觉能力的强行征用(co-optation of sensibility)。他就笔者所提供的一张以美国总统林肯的肖像为主题象征“高端”的房地产开发广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他说，林肯是美国总统，本是一位有着伟大思想、努力提升国民生活境况、值得尊敬的人物，现在被开发商们用来销售房屋以索取利润，这就是强行征用。广告强行征用了林肯以及他的人格内涵，包括他的正直与尊严，这一方面满足了自己的商业意图，同时又贬低了这些神圣的内涵。这就是强行征用。他说“强行征用”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现在环境美学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就是“对感觉能力的强行征用”，感知美的能力被利用来做广告，或利用来制定对人性的控制策略，将人完全转变成消费者，迫使任何东西都不能不服从一种消费逻辑。就在刚刚结束的北京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上，伯林特还曾指出：“事实上，在市场主导的社会里，没有人民和市民的概念，而只有消费者。这种机制在市场经济下运行，不是根据需要而是源于欲望。这种机制擅用文化时尚和社会运动，并将它们转换成社会控制的工具。政治集团运用这一机制来获得并操控政治权力，经济利益集团运用它来影响消费行为和增加利润。”显然，伯林特对于资本介入审美，也是不乏警惕之心的。
　　对于如何超越“工业机器模式的城市化”从而建设“生态系统模式化”的城市，笔者向伯林特提议，建设“生态系统模式的城市”是否还应当从过去(即前现代)的农业文明、乃至更早一些的文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同时笔者向他简单介绍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设想，表达了笔者对于美国的梭罗、中国的陶渊明这些自然诗人的崇敬，对于回归乡土、回归田园的憧憬。也许由于时间的关系与语言的障碍，这一问题未能展开。谈到梭罗，他说梭罗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富有的爱默生在经济上的支持；而对于笔者的陶渊明式的田园情结，伯林特微笑着冠之为“诗歌浪漫主义”，他说他自己年轻时也曾浪漫过。笔者私下判断，伯林特毕竟是一个美国人，一个务实的、乐观的美国人。在与“自然”打交道时，一个中国人或许更具天生的优势。比如“听雨”，伯林特在讲“大自然中的声响”时，曾提到城市中的雨声：“雨声是各种各样的，雨点降落在汽车顶上、玻璃上和房顶上，所有降落的地方都发出美妙的声响。”在苏州拙政园的“听雨轩”，笔者特意向伯林特介绍，中国古代人的听雨，听的是雨点打在芭蕉叶、或荷花叶上的声音，“蕉叶半黄荷叶碧，两家秋雨一家声”，可能要比雨点打在汽车顶上、玻璃窗上更有意境、更有韵味一些。
　　从伯林特已经出版的著作看，其实他并不反对城市化进程中的“向后看”。他甚至还说过：人造环境虽然“几乎完全按照人类的意图塑造而成；然而，我们不必象惯常做的那样，将城市与乡村或者与荒野在审美上对立起来。”他坚持认为“城市设计必须满足人们的想象的需要”，“一个人性化城市不必恪守理性的规划”；他还曾建议一个城市要注意“保留传统街区中的幽僻处和黑暗的地方，而不是使之消失。激发人想象力的城市需要街巷的蜿蜒迂回……意想不到的广场、喷泉、景致和饭馆，隐蔽处的商店，可以攀爬的塔，屋顶的花园，可以眺望全景的山顶公园街头艺人在公共场所的表演”。他还说过，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是城市广场最成功的先例。正因为如此，他觉得“中世纪的街巷”更引人入胜。笔者想，在苏州市精心保护的“平江路旧城区”的那番游览，在我们的前辈学者叶圣陶、顾颉刚、郭绍虞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些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曲径通幽的街巷里，伯林特或许已经找到他“向后看”的灵感。
　　最后，伯林特先生还与笔者谈到治学的方法与路径问题。伯林特先生问笔者，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是否一定要从传统观点出发，通过阅读传统经典并对传统经典作出解释，他对这种方法能否正确地解释“自然”和“环境”面临的当代问题表示怀疑。笔者对他说，这不是一个面对传统的问题，而是面对时代的问题。生态批评是一种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思潮进行清理的时候，有必要和前现代思潮沟通，有必要向前现代借鉴一些东西。我们不是非要固守自己的民族传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自尊心，而是时代的“观念革命”提出了这样的需求。后现代要想拥有比现代社会更好的前景，就不能排斥向前现代社会的传统思想吸取智慧，其中包括东方的、中国的生存智慧。在以往的现代化语境下，东方和西方在许多思想观念问题上更多的是对立；在后现代语境之下。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问题，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态时代，中西方学者的交流已经比以往拥有更为开阔的空间。
　　鲁枢元按：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副教授潘华琴博士及山东大学教授程相占博士担任这次学术交流的英语翻译，文艺学硕士梅雨恬协助翻译了伯林特教授的部分文字，文艺学研究生卢婕同学协助拍摄部分照片，均为本文作出贡献，特此感谢。
　　
　　责任编辑：楚小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