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跨域对话的实录]跨域

　　三年前的深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主办、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岸学术交流论坛――身份与书写:战后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庐山脚下召开。来自大陆、台湾和美国的25位学者,展开了两天充实的研讨交流。三年后终于将论文结集的这个时刻,我们为拖延惭愧,也在为记忆重温欣喜。想起当日热烈乃至于激烈的讨论,最终碰撞出超乎寻常交流的理解――那确实是一场让人内心畅快、通亮而温暖的学术体验,即使是作为“谋划者”的我们,也有点始料不及。
　　 作为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个研究室,“台港澳文学与文化”对自身位置的认知,并不只在于其“区域文学”特色,而更着重于,“台港澳文学”所凝聚的近代史与文学史经验,所召唤的文学诠释与理论创新的契机,所激发的民生与文化的现实关怀,以及为理解它便不能不尽力伸展的学术视野……这一切,方是此专业领域的魅力所在。“战后台湾文学”具足了这些内涵,一个有关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会议,因此可能既是“专业”的,也是开放的。于是,这个在社科院国际合作局支持下的、以“两岸学术交流”为宗旨的会议,除了跨越海峡,邀请两岸以及美国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还跨越了以往台湾文学研究会议的学科限制,与会者既有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也有从事思想史研究、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日文学关系研究、外国文学与理论研究、社会学研究、以及小剧场与社会运动研究等学科领域的。这些在不同学科各有建树的学者,都曾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或者关注着台湾文学,借助他们,我们期待着会议的新气象。此外,筹备中的会议还有一个隐含的焦点,那就是在台湾文学研究所牵涉的情感记忆、社会认识,乃至学术交往上,一些与会者之间(不只是两岸之间,也在各自内部)存在着诸多差异,甚而是对立。这有点大胆,但想到只有不畏惧碰撞的痛楚,才更能抵达深度的认知和理解,我们便不刻意回避此焦点,而试图创造出为每一种立场开敞自己所需的契机空间。
　　会议主题,围绕战后台湾文学创作中一个关键词“身份”展开。“身份”在战后台湾文学创作中位置格外凸显,是移民之岛的特殊性所在,同时也因为战后台湾社会变迁中,“身份”被强有力地连接在文化认同与政治意识的阵地上。举凡汉人与原住民,外省人、本省人、旅台马来西亚华人,“同志”、“酷儿”、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成为“原住民文学”、“外省第二代”、“本土文学”、“旅台马华文学”、“同志与酷儿”、“新女性文学”的特涉符号,而这背后,有台湾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个人精神之路的丰富内涵。研究战后台湾文学,身份与书写,自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入点。作为会议主题,虽不高明,却以其内在的复杂性,与学者们的论文、提纲有效地往复融合,最终形成了会议的几个板块:“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台湾文学史论”、“原住民文学”、“眷村文学”、“亚文化与后殖民状态”。
　　
　　一、“东亚视野”下,“台湾意味着什么”;
　　
　　反思“学科化”建构问题,促进台湾文学在学科交叉地带的对话。
　　会议伊始,中国社科院孙歌教授以其在东亚研究中的学术积累和地域流动的经验,返身关注“台湾文学”,思考台湾经验为东亚带来的新课题,比如:如何处理多重政治力学关系中的国族认同问题。她认为,台湾不仅连接了整个东北亚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的几乎所有的紧张要素,而且今天仍然以“认同”问题上的困扰,冲击着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思考框架。台湾现代史里,包含对日本殖民和大陆的两种紧张关系的平衡感,以及这平衡感不断被打破、被整合的过程。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又使美国在台湾具备了内在化的可能。美国的“不在场”的“在场”,也是现代台湾史乃至台湾的学术生产的一个很基本的维度。这样一些经验如果整合起来讨论,也许将产生一种新的结构或原理。由此延展出来的思考,可能不是简单的台湾的归属的问题,而是从近代到现代的台湾历史过程中,有可能纠正我们思维方式的一些更重要的资源。
　　孙歌的发言,别开生面,如台湾文学研究前辈、福建社科院刘登翰教授所说:“是以往在台湾文学会议上不容易听到的声音。”台湾淡江大学施淑教授在评议中说,孙歌从方法论和分析方向上,给了台湾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启发;同时,在如何理解台湾的“认同”构造上,提出她的意见,即,在全球化的时代,除了从东亚出发这样的视野,或许还要引入“三个世界”或者说“南北”的维度,以更周全地观照台湾的认同问题。
　　同样基于世界性视野的引入,两岸学者在从“台湾文学”到“华文文学”、“华人文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论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刘登翰《台湾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跨域建构》回顾1950-1980年代,台湾和移居海外的台湾文人群的创作,传达了台湾(以及中国政治)的生存经验,丰富了其时相对贫瘠的中国文坛;而今整合性的跨域“华文文学”想象,主要是以华文(汉语)为书写方式,以文化为中心和灵魂,并在族裔的范畴中适当拓展其它非汉语书写所传达的族性文化,从而形成的一个全球性的华文文学网络。台湾清华大学邱贵芬教授则对“全球化中国脉络下的华文文学”表示疑义,她以台湾文学和马华文学为例,认为“离散”身份的建构隐含了宗族/父权/种族主义,而“全球化城市”为分析重点的文学研究则漠视“全球化都市”之外的地理位置空间。在这种质疑中,她提出的是:如何找到一种“兼顾在地性与跨文化流动的文学研究方式”?
　　学科建构所萦绕和内涵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也存在于台湾的“台湾文学”学科化过程中。台湾清华大学陈万益教授回顾1990年代“台湾文学”如何相对于之前的禁忌和避讳,成为一时“显学”,并逐渐促成了台湾文学系所的创立,特别是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之后,各大学更纷纷申设,使“台湾文学”成为正式学科。陈万益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持续观察,发现这一纠缠了许多难解的国家和族群认同问题、貌似建立壁垒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打开自身、可以做“加法"的过程。譬如,它反过来刺激了台湾以往压抑、漠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的改善,也将包含台湾特殊地域经验的闽南语文学、客家文学、原住民文学容纳进来,等等。
　　中国社科院赵京华教授以在日十余年、对日本知识界的深入了解,观察2004年以来发生于藤井省三与松永正义、陈映真之间的一场有关台湾文学研究的论争,并由此出发,从学术史的角度解读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史,指出其中蕴含着相反的发展方向,一是丰富和深化60年代以来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反省精神而走向“后殖民批判”;另一个是通过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制度研究,抹消压迫与反抗的血腥的殖民历史记忆。注意到战后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的特殊历史背景,不能不担忧后一种结构的发展可能。
　　陈映真、松永正义和藤井省三的论争,曾引起台湾、大陆和日本学界几方的关注,涉及中日与两岸的复杂问题,相关讨论很难平心静气展开。赵文从日本“学术史”角度切入,深入到这场论争的源流辨析,这也是以往大陆的台湾研究所匮乏的。
　　
　　二、战后台湾文学史:
　　
　　多种理论方法乃至跨学科的实践。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黎湘萍、台湾中研院社会学所萧阿勤与美国德州大学张诵圣几位教授,分别从台湾五十、六十年代的文学刊物,七十年代台湾回归现实世代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认识,以及台湾七、八十年代以副刊为核心的文学生态与中产阶级文类――三个时期,三种方法,引入法律、社会学、场域等不同的学科理论,形成对战后台湾文学的历史性梳理。
　　黎湘萍提出,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台湾,从社会、政治层面上看是“戒严时代”,从经济上看是“克难时代”,但在精神生活的领域,它或可称为“文学年代”,因为这是文学繁荣昌盛的年代,是文学最受青睐的时代,而文学书写也最迷恋“现代”的感觉和“现代”的想象的时代。为什么在所谓威权体制下文学反而占据中心的位置,且被赋予了众多的使命,承担着教化、宣传、革命、娱乐、怀旧、逃避、宣泄、审美等种种任务?为什么在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里,在“图像”和“声音”尚未成为主流甚或被有意“隐藏”起来的情况下,文学反而拥有更为神秘的权威和力量?他以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学》和问世于1964年的《笠》诗刊两份杂志作为讨论的中心,试图重返六十年代的文学现场,讨论那个年代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想象的特征。他认为,与所谓“纯文学”看似无关的“戒严法”,可能是“催生”并“形塑”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和倾向的“推动力”。从《现代文学》与《笠》早期关于“现代”或“现代主义”的思考,可以看到“现代性”问题与“戒严法”潜在地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和博弈关系,由此关系,亦可观察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的特殊性格之所由来。
　　身为社会学学者,萧阿勤近年来以世代与认同研究涉及台湾文学史的系列跨学科成果,在台湾文学界引起广泛重视和好评,在这次会议上,他通过对台湾“乡土集体记忆”建构的过程的考察,提出七十年代台湾“回归现实世代”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挖掘,与乡土文学的进展、党外对日据时期台湾人政治社会运动史的发扬一样,都为八0年代之后显著进展的台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准备了素材,而对台湾晚近文化与国族认同的本土化发展影响重大。中国社科院贺照田教授作为评议人,以注重细节,同时敏于叙述结构形成中问题的讨论方式,提出用“中国认同”、“台湾认同”两分的叙述框架来整理台湾70年代丰富的认同经验有失简单。他认为,台湾70年代认同经验将对应着差别很大的现实,应该区分成更多种认同类型。这样,不光有助于更贴近不同历史经验本身去叙述这些经验,而且有助于我们跳出因理解过于单一的认同意识造成的困扰。
　　张诵圣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台湾副刊呈现的台湾“文学场域”,观察台湾文学的生产和历史发展:台湾1987年解严之后,政治自由化和全球化资本主义造成了文化场域的重组。将近二十年间,副刊文学明显地朝着“专业化”和“区隔化”这两个现代化特质演变;而作为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受商业逻辑左右的流行文化也日益蓬勃。因此,对解严前夕的文学场域的观察,有助于认识这些新的历史相貌。作为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她希望能够为有心将台湾文学放置在东亚地区、甚至是全球的当代文学发展体系中研究的学者作一些铺路的工作。为此,她认为在文学场域结构层次上着力,较之于传统以严肃作品为主要范畴而发展出的作家、作品、流派、意识形态等研究,具有更大的学术潜力。
　　此外,中国社科院赵稀方教授则从“后殖民”的角度,探讨台湾“日据时期”、“光复后”、“解严后”三个时期后殖民论述的不同表现。台湾以自己特殊的历史经验,修正和丰富了来自西方的“东方主义”理论,并且提出了“内部殖民”等更为复杂的问题。
　　
　　三、 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共同关注,
　　
　　探讨弱势族裔文学中蕴涵的能量,并反思当代知识生产的“去苦乐化”问题。
　　在这个单元的讨论中,来自大陆和台湾的研究者分别探讨原住民文学的身份意识、狩猎书写的现实与当代象征,以及原住民文学中的历史叙述问题。少数族群、弱势族裔的书写,在国际间后殖民批评及文化研究领域,是颇受关注的议题。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成为具有“前沿”意味的领域,一方面,也因此隐含着走入学术规范而失却其兴起之初的强烈现实关怀的危险,如台湾清华大学柳书琴教授所说,映照的是当下知识生产的“去苦乐化”倾向。在这一点上,有关原住民的讨论获得了与会学者更多的关注。
　　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的论文《记忆在山海间还原》以原住民文学中的“山”、“海”书写,探讨原住民作家的身份意识:山海对于原住民不仅是其赖以生息的生态环境,更是族群的灵魂得以安宁的精神原乡,而山、海书写本质上就是原住民的身份书写。“山海”与“都会”的冲突,则凸显了原住民的生存窘境与身份危机,原住民的边缘处境与汉族等强势族群的中心地位,形成历史的辩证。
　　柳书琴专注于讨论原住民文学中极富代表性和命运象征的一个类别:狩猎书写。她分析不同世代、不同的族群之狩猎书写,探讨原住民作家为什么钟爱狩猎主题?狩猎书写曾产生什么的系谱与变异?它如何生产一种新的狩猎形式或意义,又如何暴露猎人的精神危机乃至危机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她认为,狩猎书写有如一种仪式。原住民男性作家难以割舍“文学中的狩猎”,文字的森林成为新猎场,书写彷佛一种“游子回归”以及“被(祖灵)接纳”的重要仪式,是一种母文化的追寻、体验与内化,也是个人身体与集体记忆重组的必要仪式。
　　中国社科院李娜《谁能回归祖灵之地――试论》以当代台湾作家舞鹤有关原住民“雾社事件”余生者的长篇小说为导引,通过对小说所涉及的历史档案、文学文本、影像、纪念活动等,探讨“雾社事件”在当下的台湾社会和文化语境中,为何、如何被重新(多层面、多主体的)叙述。同时,透过“雾社事件如何活在一代又一代的余生中”以及“回归祖灵之地”的思考,探讨殖民历史如何参与构成台湾不同世代的心灵困境。
　　原住民是台湾社会中的弱势,其传统在几百年与异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分崩离析,时至今日,更面临物质、精神和文化传承多方面的危机。原住民文学研究,一方面促动反省当代学术体制,一方面,原住民文学与多族群交往历史的复杂性,也刺激着更有创造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产生。如同上帝把强大的力量放置在最脆弱不起眼的容器中;身处困境甚至是“绝境”的原住民,还有身处大陆边缘、只是“小岛”的台湾,却可能蕴涵着巨大的阐释能量。更值得期待的是,这其中的契机:从我们自身的问题中,生长出我们自己的“理论”。
　　四、 在战后世代交替的作家个案及
　　“眷村文学”讨论中,就“认同”问题坦诚而深入的交流。
　　在讨论台湾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论时,很多学者已经涉及,与“身份”密切关联的“认同”,是当代台湾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焦点。这不但是解严后逐渐激化的族群政治之赐,也凝聚了台湾历史和文化构造的多重因素。面对战后几代作家的个案,“认同问题”显得更加尖锐和具体,不仅在两岸学者之间,在各自的内部,都有着不同观点的交锋往还。
　　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游胜冠教授论朱天心小说中的“想象秩序”,认为朱天心自《新党十九日》以来的重要政治小说,无不站在维护右翼中国体制的立场,对民主运动所带给戒严体制及既得利益者的冲击及危害,极尽嘲讽之能事,但与其政治立场相同的评论者往往只就朱天心小说的艺术性夸夸而谈。他认为唯有深入这类小说产生的物质基础,亦即解严后的认同政治的冲突关系脉络当中,其意义才能得到准确的诠释。并由此提出,朱天心小说《古都》中的象征“桃花源”,并不是一种避开当下政治纷乱的乌托邦想念,而是一种想回到她所信仰的价值体系尚未受到威胁、挑战的戒严时期的政治保守心态。
　　而厦门大学中文系郑国庆教授,则以《朱天心的不/认同》为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经过乡土文学论战的洗礼,朱天心开始了一个自我再启蒙的过程,在文学创作上也经历了从大中国神话的意识形态基型向关注台湾本土现实的转变。但很快“从乡土到本土”的本土化运动的建国神话,使得朱天心对这一旧偶像崩塌新偶像登场的原画复现的国族神话充满了警惕与怀疑。展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就是开始以一种类民族志的方式展开对台北都市各个边缘族群的观察与记录,这些被称之为“伪百科全书”的写作充分呈现了无法被“本土化”国族论述所化约的真实生命的样貌。在政党政权大打省籍牌以二元对立方式来进行国族神话的动员与召唤时,朱天心更是逆主流而上,以极具自叙传色彩的写作来替被污名化的眷村立传,并在《古都》中以一种细密深情的记忆来为七十年代的台北招魂,且直接喊出了不认同的自由。在这个地方,或可找到朱天心的认同:她的去圣邈远宝变为石的青春年代。但这绝不意味着这是朱天心对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怀念,毋宁说,那是对一种前资本时代的青春理想与激情的记念。经过对信仰(神话)的否定之否定,朱天心不再相信任何神话,对于某些知识分子信仰的一夕数改也充满了怀疑,在面对具体的生命时,她回到了文学的立场,不以意识形态,左与右,“政治正确性”来看待一个人,而是以他是否心热,利他,理想主义,肯省思……来看待一个人,这与同样经历了左与右,在革命神话与自由神话陆续破产后的韩少功对人的观察与认同方式可说是殊途同归。
　　两位研究者对朱天心创作的政治意识认识迥异,在会议安排的“发表”和“评议”环节中有多次机会相互辩难,而他们在思路、论辩上的敏锐和认识上的敞开,可说树立了不畏碰撞的典范。
　　更有意味的是两位台湾学界前辈,拥有“本省人”身份的淡江大学吕正惠和施淑教授,分别讨论外省第二代作家苏伟贞和张大春――在本土意识兴起后被划归“既得利益者”的“外省人”――的文学记忆与想象,他们进入文本、曲尽其情的能力,不但得自深厚学识,也得自一种阔大和温厚的理解能力,是为“另一种碰撞――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典范。
　　吕正惠论张大春,认为张大春的小说创作和他的“后现代叙述”理论呈现明显的紧张关系。尽管在《撒谎的信徒》之类作品里,张大春对本土政治和本土人的心理意识做出了种种刻薄而非公平的指责,但当他回到父辈生命史的书写中,《聆听父亲》里外省父亲的一句苍凉疑问“能走(回)到哪里”,不但袒露了张大春自己在“拒绝”和“聆听”父辈经验之间的挣扎和某种层面的“回归”,也应能刺激研究者反思政治意识加诸研究的种种僵硬和无理性。“张大春无疑具有强烈的偏见,但也因此有所‘见’,这些他都毫不隐讳(甚至可以说肆无忌惮)的说了出来。”――吕老师的批评与理解,同样毫不隐晦。
　　施淑回顾1987年台湾解严后,因族群政治的激化,身分认同与历史记忆成为小说创作的重大议题,本土作家以大河小说重建台湾开拓及至被殖民的经历,所谓“外省第二代”作家则以家族史写作追溯自己的身世。在这风潮中,出身眷村的苏伟贞,首先在长篇《离开同方》(1990),以童年往事的形式记叙眷村封闭的生存状态,在自成秩序的表象下,流离和变异是作用其中的主导意识。在最近出版的短篇集《魔术时刻》(2002)和长篇《时光队伍》(2006),苏伟贞在族群政治高涨的主体性意识焦虑及现代社会的条形码式生活面前,或由都会女性的漂移位置,或以死亡记事的记事者角度,一方面捕捉生命中暧昧不明的“狼狗时光”或魔术时刻的经验,一方面编纂国共内战后在两岸历史文化中流浪的流浪者历史及其精神地图。相较于当前“外省第二代”家族史写作之以个人记忆和家族传说为自我生命立传,存在于苏伟贞这两部小说中的背向时光、面向终极的叙写意识,呈现着饶富历史及现实意义的台湾弱势族群的认同方式和防卫机制。
　　南京大学刘俊教授同样关注到苏伟贞小说中的“眷村”。他认为苏伟贞对人类/个人生存处境的判定――孤独的岛屿――在“眷村”中找到了对应,“眷村”对于苏伟贞的意义,从一种单纯的熟悉的生活经历,上升为一种昭示人类/个人生存形态的象征。台湾大学梅家玲教授则专门就“眷村文学”做了详尽梳理。她分析眷村儿女的“乡愁想象”与“战争记忆”,一方面由“原乡意识”论析其对“家/国”的想象与转变历程;另方面,也指出其眷村家庭的军籍背景,是如何形塑对“反共大陆”的圣战想象及其及崩解变形之始末。之后,检讨其“我写,故我在”的书写政治,并为其在台湾现代小说发展史上,予以定位。她同时以多媒体影像,展示“眷村”在台湾当代社会中的变迁,勾起不少与会者的情感记忆,再度引发讨论的热潮。
　　有关战后台湾文学现象与作家个案,是与会论文最丰富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双一教授《陈映真的国族身份、阶级身份与文学身份》,引起许多反响,在在显示陈映真以其文学和思想魅力,至今影响着两岸知识者的现实认知与精神追寻。福州师范大学朱立立教授重读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认为这一家国政治的女性书写,已经以其丰厚文化内涵进入20世纪华文文学的经典。更多论文集中于战后出生世代,讨论对象和方法也十分多样。北京大学计璧瑞教授从叙事学角度,讨论黄凡的《大学之贼》;中国社科院陶庆梅讨论台湾戏剧人王墨林,分析他以直接的剧场行动介入台湾社会批判时,其行动与美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外,还有当代活跃的作家李昂现身说法:《我的同志书写》。为个案研究带来另类思考与启发的是台湾大学外文系廖朝阳教授的《事件与翻译:赖香吟的身份与伦理》,廖文解析中篇小说《翻译者》,认为它一方面延续殖民、反殖民叙事的历史关怀,一方面触及翻译活动背后深沉的语言真实与伦理意义。他以班雅明有关翻译使命的理论,进入台湾特殊的历史形态与文学表达,其精彩和深刻,正如评议人孙歌所说:台湾经验正在被廖教授以一种最具生产性的方式生产出一种原理。
　　回顾和再现那精彩迭出的研讨现场,我们不得不再次为后续出版工作的拖延抱歉,一些与会学者的文章因这漫长过程而无法收录进来,是最大遗憾。本文称“实录”,其实是想尽力把论文专辑的介绍与会议现场结合起来,特别是那些未能收入此书的精彩发言,以为弥补和感谢。
　　感谢所有参与会议的老师,还有中国社科院合作局、文学所科研处的李薇、杨建国、晋辉、郝敏诸位老师,他们不但是讨论现场极专心和内行的参与者,也是幕后的支持者:他们从会议立项到会务后勤的细致安排,是研讨会成功召开的根本保证。
　　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在凝聚美好记忆的同时,能对台湾文学研究的摸索和交流有所帮助,希望跨域的对话能更强烈、更深入地延续下去。
　　
　　2009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