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闲生活
  • 教育教学
  • 经济贸易
  • 政法军事
  • 人文社科
  • 农林牧渔
  • 信息科技
  • 建筑房产
  • 环境安全
  • 当前位置: 达达文档网 > 达达文库 > 经济贸易 > 正文

    经济发展中的外国直接投资

    时间:2020-04-04 08:01: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编者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美国亚洲经济研究委员会(ACAES)、中国改革开放坛论于近期共同主办了“新时代亚洲经济合作:中国的地位与影响”国际研讨会暨第24届亚洲经济研究论坛。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国际专家学者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府机构管理人员共140多人,就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与投资、欧洲和亚洲的经济学发展、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等议题发表论文和演讲。以下两篇文章是本刊从该论坛摘选出有关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报告。——编者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在经过长期的经济封闭后对外国商品和资金打开了大门。比较而言,中国的经济封闭更严密,但中国的开放比印度早10年,也更大胆,尤其是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我们以统计和经济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发现两个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和反应方面有非常有趣的相似之处,也有很惊人的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主要面向国内市场,并且初期投资效应都滞后。但是,目前在中国,FDI已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印度还不是这样。

    一、对外国直接投资历史概述

    关于中印FDI的比较研究的一些传统事实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从投资数额上看,中国超过印度很多倍,1997年至1998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为32亿美元,而1997年中国FDI总额为390亿美元,印度不到中国十分之一。

    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开始的时间比印度至少早大约10多年。中国现阶段改革进程也早于印度1991年开始的经济自由进程,尽管在80年代印度就有人在谈论改革。实际上,1992年起印度的总FDI情况与中国1983年以来的FDI情况并没有很大不同:印度改革第六年(1997到1998年)的FDI为32亿美元,这个数字与中国开始引进外资的第六年,1988年得到的34亿美元的FDI的数字相差不。或许,两个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遵循一个固定的模式,至少是在初始阶段(详见附表1)。数据显示,1984年和1992至1993年这两个时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经历了飞速增长。(印度却没有出现这样快速的增长。印度的FDI在1997年之前,呈现出缓慢但是稳定的增长。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度的FDI略有减少,直到2000年开始出现复苏迹象。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的金融危机似乎没有影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与印度大不相同,它主要是来自于东亚,尤其是香港、台湾和澳门(以下简称港澳台),占了中国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5%,有时候甚至超过80%。这其中,主要是由华侨进行的投资。来自港澳台的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从1984年的55%增长到1993年的顶峰83%,之后逐步下降。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外国投资总额稳定增长,港澳台投资却在明显减少。

    印度侨民(NRI)也从不同的国家对印度进行投资,但是却不能与中国海外华人对中国的投资相比。事实上,海外印度人的投资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例在此期间大幅减少。(

    但是,与中国不同,印度在最初阶段没有象香港或台湾这样的投资来源,毛里求斯印度侨民最多,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印度重要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在随后的5年里,投资稳定增长。那么毛里求斯是否会成为印度的香港或台湾?

    在两个亚洲大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构成、行业投向及区域分布,有很大的不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食品和饮料、纺织和服装、轻制造业,占香港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45.8%,占台湾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45.2%,而只占美国对中国大陆制造业投资的35.2%,占欧洲对中国大陆投资制造业投资的32.4%。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如化工、制药、电子(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和机械,分别占香港对中国大陆投资的45.7%,占台湾对中国大陆投资的44.1%(事实上这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投入了电子工业的劳动密集型组装阶段),占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的52.5%,欧洲对中国大陆投资的61.8%。

    不同来源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显而易见,投资者多喜欢在沿海地区投资,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钟情的沿海省市,香港的投资者集中在广东,在地理、人口和文化上都与香港很接近,而且使用同一种语言——粤语,基于同样的原因,台湾投资者喜欢福建,距离相近而且使用同样的闽南语;韩国人集中在山东;日本集中在辽宁。选择在沿海地区是因为企业多为出口导向型。沿海地区因为吸收了海外华人的投资,已经成为高度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区和庞大消费品市场,这些地区也发展了基础设施,这对于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也许不重要,但是对大规模的资本和密集型工业来说,确实是必不可少的。西方投资也广泛地分布在沿海地区,而非集中在某一个省份。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的FDI的增长与中国的出口总额、构成、和各省的出口份额的重大变化密切相关。在1985到1990年期间中国出口增长了1倍,在1990年到1994年期间又翻了一番,在整个90年代持续增长。初级产品(主要是石化产品)在1985年占出口产品的50%,1991年减少至25%,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从1980年41%增长到1989年的58%,资本密集型的轻制造业产品从不到5%增加到17%。80年代后期,来自香港和台湾的FDI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同期这两个省的出口份额也相应增长;广东的出口份额从1988年的31%增长到1992年的42%,同期福建的出口份额从3%增长到4.4%。

    在印度的FDI主要有两种形式,跨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和外国投资者与本地投资者的合资企业。投资额上讲,后者占的比例更大,主要投资于电力(32%)、IT服务(20%)、软件业(13%),也投资于汽车和金融服务(各占5%)。跨国公司的独资企业分布在各个行业,除了电力、IT和软件之外,包括石油、电子和制药等其他服务业。总而言之,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软件、服务(尤其是IT)和技术上具有复杂性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完全不在投资范围(详见附表2)。

    我们还发现,印度的FDI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而非出口导向,只有独资企业的9%投资额和合资企业4%的投资额是出口导向的,有趣的是,除了对软件和IT服务业的投资以外,出口导向的投资是在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即使在这些行业的投资额非常小)。

    二、概念框架

    1.外国直接投资的标准模式:对印度和中国的意义

    为了投资海外,大的集团公司必须拥有专属于自己的某种特殊的无形资产,国内市场的生产并不能消耗掉这些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必须带来利润以抵消在异国经营,并与当地公司进行竞争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高昂的管理和通讯成本,因为跨国公司要求大量的会计数据和信息控制,需要特殊保密和监督措施。这些在技术仿造非常盛行的环境里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成本与该公司投资的地理跨度和文化跨度(语言和社会及商业环境的差异)相关。

    上面提到的特定资产一般包括声誉、技术和销售网络。一旦建立,这些资产有无穷的潜力,成为激励其所有者扩张生产的强大动力。在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跨国公司的金融实力、庞大资金和在国际信贷市场的驾轻就熟构成了跨国公司的另一资产,这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如果要将生产扩张到国外而不是国内,那么在外国生产的利润必须大于在国内基地生产然后出口所获得的利润。国外生产的一些优势包括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地理优势、税收优惠政策或者一个受进口限制和高昂运输成本(对某些不可交易的产品来说,运输成本可以无限大)保护的市场。

    最后,只有当直接投资比出售或者出租该项资产更有利可图时,才会出现外国直接投资。出租市场可能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因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而完全消失。因此直接投资成为唯一选择。

    技术代表了信息的不对称。在某些情况下,产品的质量不能通过检验测知,而购买者的重复购买和销售者已经建立的良好声誉保证不会出现道德风险。但是技术市场的情况与此不同。这里,购买者是某项技术的唯一顾客,购买行为也是一次性的。这样,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情况就可能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跨国投资一般被认为是技术的传播者,而非资金的提供者。

    尽管如此,资本密集型行业是国际资本另一个具明显优势的领域。此外,一个非常重视企业声誉(从而给无助的消费者提供保障)的行业也是外国直接投资青睐的行业。例如,酒店、金融服务、快餐连锁、软饮料和带包装的食品。

    最后,标准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以独立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程序建在劳动力资源丰富、工资低廉的经济地区,这又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基础。当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是避免将生产分包给地方的生产商(或许是为防止地方生产商无理讨价还价)。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特征说明外国直接投资并不会促进低工资经济地区的出口。低工资经济的相对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因此,

    2.香港、台湾和澳门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轻工制造业产品重新布局

    我们认为港澳台对中国的投资状况是由海外华人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特殊优势决定的。在出口上,相对于国内生产者,他们的优势是了解国外市场和技术。相对于跨国集团,他们更懂当地情况和语言,知道如何管理当地在出口制造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相对优势——低价格、低技术的劳动力。(

    因此,在低工资水平的经济地区,海外侨民投资的核心竞争力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他们的投资能够推动出口,而跨国公司的投资因为多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除了极少的例外,很少能够大幅增加出口。此外,劳动密集型的轻制造业,前期投资少,回报快,与政府短期政策也相关。另一方面,资本密集型投资,尤其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时间长,使投资者的利润前景不明确。因此,象印度和中国这样经历了重大经济变革的国家,大的跨国公司比小的轻工制造业厂商更需要确信当地对外国投资是长远目标,东道国国内市场将长期保持增长。使投资者建立这种信心需要较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跨国公司对于开放政策的反应经常是缓慢的、犹豫的。谁知道红地毯什么时候突然卷起来,打开的门突然关上?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投资政策的信心经常需要10年的时间。

    因为我们讨论的中心是外国直接投资,所以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国际贸易的扩张导致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意义上的要素禀赋的专业化程度加深。新的国际分工开始出现。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标准化制造业向低工资经济区域转移,西方主要偏重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国际专业化分工在亚洲的早期受益者包括亚太地区开放较早的经济区域,如亚洲四小龙。在这里,借助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经济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得到空前的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需求的不断增加给这些东亚经济的生产资料成本的价格造成了斯托珀尔——萨缪尔森(Stolpher-Samuelson)效应。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完全弹性,这引起了阿瑟·刘易斯(ArthurLewis)过程。中国的工资不仅低廉,而且没有上涨的趋势。

    此外,在东亚地区,除了韩国,最早开始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企业家,都是华人,他们与中国大陆有家庭关系和语言的亲和性。所以中国自然而然成为海外华人寻找廉价劳动力,转移轻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目的地。1985年,中国对外资开放珠江三角洲和10个沿海城市,成千上万的中小型制造商经过香港涌入广州和福建南部地区。中国因此成为亚太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海外华人成为传播这种经济发展的中介。

    三、计量经济分析

    以上面讨论的概念框架为基础,我们预测计量经济学模式解释中国和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情况。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据按照输出国的情况分类。我们用来建立模型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是主要OECD国家对两个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我们单独建立港台澳对华投资的模型。因此,我们建立三套数据记录一定时期不同来源的外国直接投资。

    1.计量经济学模型的说明

    来源国i在一定时期t输出的外国直接投资Yit是由一系列来源国本身因素(Xit)和接受国本身因素(Zt)决定的。因此我们假设下面的模型:

    (1)Yit=α+βitXit+γtZt+εit

    Xit包括了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供方的决定因素,主要反映了由宏观经济变量,如利率、汇率、财政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等决定的该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所有这些可以通过综合测量该国的对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确定。

    我们可以利用OLI框架了解东道国本身因素,尤其是影响OECD对印度和中国投资的因素,而得到Zt。根据前面的假设,OECD的投资受国内需求和市场大小以及两个国家的低廉的工资水平影响。

    港澳台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出口导向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这些地区向中国大陆转移的过程。因此,影响这些投资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大陆相对于邻近地区的低工资和迅速增长的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需求。此外,我们的模型说明中也包括了市场大小的作用。

    在所有的模型中,我们利用截线和斜率模式说明外国直接投资的时间趋势和可能的结构调整。

    2.数据和变量

    因变量(外国直接投资)

    中国: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有两个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CSY),中国国家统计局出版,(2)国际直接投资统计年鉴(OECD)。(

    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两个来源的数据之间存在很大的无规律的差异,目前没有任何明显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差异。事实上,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比OECD的数据有夸大之处。其他作者也谈到过这种差异。第二,我们将日本从数据模型中剔除。

    印度: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有三个来源:(1)印度储备银行年报(RBI),(2)OECD的国际直接投资统计年鉴(OECD),和(3)印度政府工业批准秘书处简报(SIA)。(

    四、解释性变量

    1.来源国因素

    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影响来源的因素可以全部体现在来源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值中(TOFDIit)。所有来源国的这些数据来自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IFS)。

    2.东道国因素

    市场大小或国内需求。由两个变量体现:滞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L)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GRGDP)。

    GDPLt=GDPt-1

    而GRGDPt=(GDPt-GDPt-1)/GDPt

    这里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从IFS和CSY(对中国而言)获得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参数值。

    这两个数值越大,吸引的投资也越大,前者(GDPL)是因为需求效应,后者(GRGDP)是因为放大/加速原则。

    相对工资成本差异:这个变量(WAGEDIFF)是接受国工资水平与其同样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的邻国的工资水平的绝对差异。例如,中国大陆的工资与香港的比较,而印度的工资与中国的工资比较。以当地货币表示的工资数据来自于劳动统计年鉴(ILO)和ADB的发展中亚太国家主要指数。这些数据根据IMF的国际金融统计年鉴的汇率转换成SDR。

    制造业出口增长:这个变量只适用于中国。从ADB和WTO获得港台澳制造业出口(MFEXPL)的以美元表示的有关滞后数值。

    趋势和模式:对于所有的模型我们加入了一个简单的时间趋势变量(t)。对中国我们使用两个时间模式,1989年和1992年。第一个为了体现此阶段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缓。第二个反映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向前的一个飞跃。对印度,我们利用1992年作为时间模式,以反映印度政策向市场化和改革的突破。所有的模式都考虑了时间趋势变量的截线和斜率。

    3.结果与分析

    港澳台地区对华投资模型

    模型结果肯定了港澳台地区对华投资的重新布局假说。邻近国工资成本上涨和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的快速增长的综合效应,导致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单元从这些地区向中国大陆大量转移。有意思的是,与常识相悖,这种FDI在中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市场规模或者国内需求(以GDPL代表)的增长有反应。从时间序列上看,从1989年到1992年投资增长趋势与总体趋势相反,略呈下降。

    OECD对华投资模型

    我们必须注意到,尽管数据取自两种不同的来源,我们经济计量模型的估算结果相当类似。除外资来源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这一供应方因素外,低工资成本优势和强大的国内市场都显示出对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重大吸引力。从时间序列上看,尽管外资流入曲线在1989年有一个下滑,自1992年外资流入又重新起飞,显示出一个积极的意义重大的倾斜。进一步考察,模型证明与中国相对低廉的工资相比,巨大的中国市场对跨国公司来讲更具吸引力。

    印度直接投资模型

    估算模型显示,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印度低工资及国内市场规模是FDI进入印度的重要决定因素。进一步地,我们观察到自1992年起FDI进入印度增幅明显增长。印度储备银行年报涵盖了1992-1997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揭示了FDI在1992年以后的阶段主要是受供应方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驱动,低工资不再是重要因素。

    五、综述与结论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大国曾经在长期的封闭状态里对外国商品和资本不屑一顾,在最近的几个十年里,对外国商品和资本都敞开了大门。

    两国大跨国公司的投资基本上以国内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

    对应这种相似性,它们也有明显的不同点。我们曾经比喻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两个连带的过程:一开始主要是来自近邻港澳台海外华人在轻制造业方面的出口导向投资;继而则是来自经合组织国家不断增长的多国投资,他们急于在这个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占有一席之地。对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的发展象一个安全港;而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资源正是太平洋奇迹在逻辑和时间上的必然结果。

    印度的发展没有这种与东亚发展历程的有机联系。由于印度没有香港或台湾可以吸引到大量产业资金,投资到以出口为导向的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那么,第二波来自经合组织国家的多国FDI没有取得重大进展就不足为奇了。尽管我们对两国多国投资特点和时间的结论差异不大。

    毛里求斯是否可以成为印度的香港或台湾呢?这可能并不乐观,我们已经指出毛里求斯在印度的投资特点与港台澳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有很大不同。它没有很多海外联系,也无法像后者一样用以低工资劳动力管理出口产品的过程来解释。事实上,毛里求斯对印度投资的部门颁布体现了与OECD国家投资一体化的特征:争先恐后地在基础设施、软件、IT和其他技术和资本密集行业投资,并且是以(如果不是绝对地)以国内产品为主。因此,指望毛里求斯在印度复制一个中国的经历,可能不是一个很现实的前景。

    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印中两国政策上的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投资者的不同反应的?中国对FDI的驾驭,总体上类似于中国的经济政策,是更倾向于非集中化的:小型的外国投资(主要是海外华人)利用这一因素,通过投资于地方小规模的企业,置身于中央和省级官僚体系的红色地带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不受来自中央和省政府繁琐禁令的限制而被许可。由此而引起的时间上的节约和免付贿赂,对海外小本经营的中国商人来说,足以诱至其投资。印度不存在类似的诱因,特别是对小投资者而言,他们必须受中央、邦和地方当局的严格审查。尽管如此,近些年已引入一些制度以减少这些问题。如:低于200万元的基础投资和资本品行业投资,或者100%外向型投资在90天内可得到批准。

    FDI大规模地流入中国反映了中国并不是就政府总体上对外国资本的更大的接受程度。有无数的例证表明,中央政府力图迫使外国投资者与中国制造亏损的国有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从本质上为后者减轻负担。另外,外国投资的批准一直是并且越来越多地要求与高技术内容、落后地区选址、答应使用当地原料供应等等条件连接。官方决定突然变卦、协议意外地被取消,在中国和印度同样普遍存在。对外资而言,印度普遍存在的腐败是其障碍,在中国却并非如此(特别是跨国公司没有受过关系学的教育)。所以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是不能以这些因素视之的。

    从我们对过去的分析中,预示着什么样的未来趋势呢?

    首先,中国和印度迅速增长的GNP和国内市场可能仍将继续,保持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激励。在中国,冗员过多的国有企业的重组造成大量失业,带来的政治风险可能威胁到外国投资。其政治后果可能使前期亢奋的经济增长步伐和外国投资降温到一个更适当的水平。另一方面,印度刚刚建立稳定的政治,能够很好地处理类似于中国自1992年来经历的FDI浪潮。

    其次,鉴于两国调整增长的劳动力供应,工资仍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鼓励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投资。海外资本进入这一地区,中国远比印度有优势,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散居世界各地华人已得到的技能;二是50年来印度对某些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行业(更精确地讲,是微小规模)的保护政策,由此损害了纺织行业,也缩减了出口导向的增长边界。

    最后,印度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印度得益于其殖民地的过去和其广泛多面的体系,由于具备一些英语知识,它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把低工资劳动力转化成便宜的人力资本,这是一项不可计量的资产。所以,投资者接连投资于印度那些势必成为增长主体的行业。这当然要感谢那些在硅谷发达起来的印度工程师和企业主。也许,赛博空间将成为新世纪印度FDI投资的主要焦点。(樊莹郭兰云译)

    本文作者为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

    (1984年中国FDI总额增长70%,1992年增长163%,1993年增长132%。

    (应该注意海外印度人的投资可能通过其他渠道,这部分海外印度人的直接投资,如果存在的话,没有记录在本文海外印度人投资数据中。

    (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海外侨民具有这样有价值的技术,为什么跨国公司不通过雇用的手段获得这些技术呢?答案很简单,这种技术的投入不能够观察到,因此也是不能写入合同。任何一个雇主都不可能知道他的雇员是否使用了他在管理低工资劳动力方面的技能或者是否充分利用了他在当地的关系。这样的合同内容不能监督、确定或执行。一种设法利用这种投入的较好的合同是使技能的拥有者能够获得最终利润。如果跨国公司想利用这种能力,那么就应该出售自己的股权,而不是购买他的服务。跨国公司从这样的交易中获得的净利润将是零。

    (前者提供所有来源的对华投资数据,而后者之包括了OECD对中国的投资,因此1983年到1997年港澳台对华投资的数据只有一个来源,就是中国统计年鉴。OECD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有两个独立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和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时间跨1983年到1997年。OECD的数据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韩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时间跨越1986年到1996年。

    (RBI的数据包括美国、韩国、日本、荷兰、德国、英国、香港、意大利、瑞士、新加坡和法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但是RBI数据的时间跨度很短,1992年到1997年。OECD提供数据的时间较长,从1986年到1996年,但是OECD的只包含了法国、德国、荷兰、瑞典、瑞士、香港、英国、日本、韩国、美国和意大利对印度的投资数据。第三个数据来源,SIA是政府的批准的投资而不是实际流入印度的投资,但是其时间跨度较长:1981年到1996年。批准的投资是来自于新加坡、中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香港、巴林、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瑞典、瑞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毛里求斯、韩国、澳大利亚、以色列、比利时、加拿大、南非。利用批准的数据建立模型可能会引发疑问。但是,到目前为止,批准数据反映了投资印度的意向,因此据此来建立对印度的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模型是合理的。

    相关热词搜索: 直接投资 经济发展 外国

    • 生活居家
    • 情感人生
    • 社会财经
    • 文化
    • 职场
    • 教育
    • 电脑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