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与晚清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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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蒲安臣在清朝晚年的政治外交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美国第一批驻华大使，同时也是中国首任外交使节。他首次将《万国公法》引入中国，并且在华积极执行“合作政策”，获得了清政府的信任。蒲安臣被委任为中国外交史团的全权使节出使各国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清政府的权益。总之，蒲安臣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关键词：蒲安臣；晚清政府；外交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6 — 0005 — 03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年），美国人。1861至1867年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在其即将离任回国之际，由恭亲王奕举荐，蒲安臣被委任为中国首任外交使团的全权使节。蒲安臣在驻华及出使各国期间的外交思想以及外交活动对晚清外交观念的转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万国公法》的传入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西方以武力敲开国门。由于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一直处于被动和劣势的地位，使得当时的中国不得不开始熟悉和使用国际上通用的外交法则。在此背景下，《国际法原理》传入中国，翻译为《万国公法》。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视签订条约为抚夷之计，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的交涉事项越来越繁杂，清政府被迫开始适应西方的外交体制。1861年1月30日，恭亲王奕在《请设总理衙口等事酌拟章程六条折》中奏称：“臣等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王大臣领之……并请另给公所，以便办公，兼备与各国接见。”①1986年1月20日成立的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是近代中国外交的一项重大变革，自此清朝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思想”，承认别国与中国的平等存在。②
清政府意识到条约虽为西方列强对华活动的基本准则，也可用做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法律依据，熟悉运用国际法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本国利益。1863年中法外交冲突之际，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求助于蒲安臣，于是蒲安臣向清政府介绍了美国国际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原理》。之后蒲安臣开始支持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对《国际法原理的》翻译工作③，并将丁韪良及其翻译的《万国公法》一道推荐给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后《万国公法》经过清政府和丁韪良的一同修订改进，开始被运用到了清朝处理各项外交事务的实践中。
1864年，在“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中，清政府运用《万国公法》中“在局外者管辖所及之处，战船捕敌国之船只货物，不但为犯法，而其事必废”④这一条例，避免了李福思在中国界内扣押丹麦货船可能会引起的外交纠纷。恭亲王奕在1864年8月的上奏道“臣等查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採之处：即如本年布国（普鲁士）在天津海口扣留丹国船只一事，臣等暗採该律例中之言与之辩论，布国公使即行认错。俯首无词，似亦一证，臣等公同商酌，照给银五百两，言明印成后，呈送三百部到臣衙口，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其中颇有制伏领事官之法，未始不有禅益。”⑤随后经朝廷批准，《万国公法》由崇实管正式发行，国际通用法开始在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处理中应用起来。
西方各国领事纷纷抱怨蒲安臣将国际法引进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一旦熟悉国际法律将会给他们招致麻烦。蒲安臣將《万国公法》引进中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清政府熟悉资本主义国家游戏规则会让美国在中国各项事务顺利开展，同时也能在诸多觊觎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维护美国的权利。但可从客观来讲，《万国公法》的引入使得处于外交劣势的晚清政府在处理一些外交事务时，为中国挽回了部分利益。同时改观以往清政府的外交理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晚晴外交的近代化。
二、蒲安臣与“合作政策”
西方各国支持“合作政策”的目的并非为尊重中国主权利益，而是在各国在中国已经取得一定利益，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控制中国的情况下做出的妥协。这时美国想同英国一样在中国取得丰厚的利益，但又苦于没有与英国一样的坚船利炮，所以他们只能采取“机会主义”路线，积极地推行“合作政策”以确保在列强瓜分完中国之前取得更大的利益。在此背景下，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积极推行“合作政策”，确保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不受损害。由于蒲安臣对清政府的理解和帮助，也让清政府增加了对他的信任和赞赏。
“合作政策”的具体内容在蒲安臣与美国国务卿西德华的信件中得以具体论述，“在中国，对于一切重大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在纯粹的行政方面，并在世界性的基础之上，支持在外国人管理下的那个海关；赞助中国政府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①在与其他驻华公使的交流中，蒲安臣还提到中国有自己固有传统文化，进行交涉时应该予以理解。②
以蒲安臣为代表的各国公使对于“合作政策”的推行，是晚清中外关系的一大变化。其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稳定晚清中国的混乱局面，以便获得新的利益。这一政策的推行给清政府了一个缓和的时期，使得清政府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后快速地稳定了政局。所以清政府对极力倡导“合作政策”的蒲安臣好感度大大提升，这也为之后其出任中国使节打下了基础。
蒲安臣在华期间运用“合作政策”解决了宁波租界问题、阿思本事件、白齐文事件等。1862年法国提出在宁波开辟居留地，遭到蒲安臣的反对。蒲安臣当即指出“任何领土之租让均足以损害美国之条约权利。根据条约，吾人享有在所有通商口岸至任何地区购买、出卖土地以及居住的权利。任何如是之租让均足以侵害吾人上述之权利。”③蒲安臣认为如果一再破坏中国领土主权，各国相继在中国开辟租界那么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的想法得到了英法两国领事的支持，法国迫于压力，在1863年表示放弃在宁波开辟租界的想法。
1863年，清政府积极主张向英国购买船只枪炮以对抗太平军。当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前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告知了清政府欲向英国购买船炮一事。李泰国在英国自作主张聘请了阿思本作为战舰队司令，并且两人拟定了十三条霸王条款，使清政府失去了对舰队的约束力。“他从交给他的简单任务中看到一个可以使清政府重生的机会，并且是新生的帝国（还是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关系建立在一种新的而且更健全的基础上。自称是帝国政府的指导人物”。④李泰国和阿思本并没有将这次购买行为看做一次“雇佣关系”，显然是想凌驾于清政府之上。清政府不会接受这支舰队但同时也惧怕英国政府借机要挟，所以向美国领事蒲安臣求助。蒲安臣先是说服英国领事卜鲁士保持中立，之后蒲安臣又多次周旋于中英之间，最终以阿思本的舰队驶回英国、英国偿还购船款、清政府支付船员遣散费的决定结束了僵持不下的局面。“阿思本事件”和平的解决，避免了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激化，是蒲安臣在华推行“合作政策”的重要标志事件。
蒲安臣在晚清外交中，对“合作政策”身体力行，使“合作”在中国得以范围的扩大化和事项的具体化。在蒲安臣来华之前，在中国推行“合作”政策的想法一直都在，但并未能够付诸实际，蒲安臣来到北京之后积极地与英、法、俄三国领事进行互动交流，最终就“合作政策”在各国使节中达成了一致，并且得到了支持。“合作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西方各国在中国能获取新的利益为目的而推行的，但是在当时“合作政策”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益，使清政府获得了稍作喘息的时间去重申传统中兴，延续了清政府的统治。
三、蒲安臣使团
恭亲王奕于1866年2月20日上奏道“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⑤于是向各国派遣使者出访成了当务之急。
虽然决定了派遣使臣前往各国，但当时的清政府统治者仍有自己的担忧，“遣使一节，本系必应举行之事，止因一时乏人堪应此选。且中外交际，不无为难之处，是以明知必应举行，而不敢竟请举行。”①派遣的使节在礼仪方面如何能做到尊重各国又不失清朝权威成为了困扰统治者的一大难题，于是恭亲王奕上奏推荐蒲安臣作为合适人选，评价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曾经协助中国，遇有中国不平之事，极肯排难解纷”②。正巧当时蒲安臣即将离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基于想要改变中国一贯的外交方式，促使清政府积极融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际规则中去的目的，他欣然接受了这份差事。
最终由一品顶戴的“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和二品顶戴中国官员志刚和孙家谷以及英法两国第一、二秘书，还包括同文馆学生等一行约三十人组成了外交史团。③该使团从1868年2月25日从中国出发，先后到达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
蒲安臣使团出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代表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在蒲安臣出使之前，清政府其权限做了规定，“凡于中国有损之事，令其力为争阻；凡于中国有益之事，令其不遂应允，必须知会臣等衙口复准，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权，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见效，即令辞归。”④但蒲安臣初到美国，就自作主张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虽然这份条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但在今天看来，这份条约是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份具有自由性和公平性的对等国际条约。
首先，条约明确表明了中国对本国领土的自主权，否定了各国在中国开辟租界是一种合法行为；其次条约规定双方具有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管、自由移民、办学、宗教信自由等权利和义务⑤，这些规定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美国的长远利益。例如就移民规定来看，美国当时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续约为华工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清政府不得再阻止华工出国。这一条约签订后在当时国内掀起了赴美狂潮，华工成为了美国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素，同时续约中也明确规定赴美华工受到美国法律保护，所以续约也作为华工遭受到排斥、歧视、虐待时的法律保护依据。而且在续约中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这一条款，很大程度的保护了中国侨民的权利，与蒲安臣同行的志刚也十分赞同这一项条款，他在续约注释中说：“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⑥，这一项条款首次使中国海外侨民在他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
另外《中美续增条约》中第七条“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也极具重要历史意义，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与别国签订关于互派留学生以及互设学堂的条款。这一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在1872年8月12日派出了首批由30名中国幼童组成的官费赴美留学团，这些留学的孩子在美国掌握了先进的电报、铁路、建筑等科学知识。这些赴美儿童中有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教育界的唐国安、蔡绍基，外交界的梁敦彦和梁诚等。并且中国留学生也让美国人改观了以往对中国人的认识，一开始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仅限于从事低等劳动的华工，然而留学生去到美国后一方面展现出了中国人刻苦好学的上进精神，另一方面也带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美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形象在国际上有了良好的转变。
同时，在蒲安臣使团出使过程也促使了中国近代外交礼制的变革。在蒲安臣出使之前，总理衙门对出使礼仪做了诸多训令，为的是不损伤大清朝的颜面。但蒲安臣依旧违背了清政府的意愿，以西方礼仪会见了各国的总统，并且亲递国书，还为清政府按国际礼仪制定了一面国旗。因为蒲安臣使团已开先例，所以之后西方各国也以此为由要求以西方礼仪参见中国皇帝，最终清政府不得不妥协了这一要求。不的不说蒲安臣通过自身实践演示的方式迫使清政府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觐见礼仪，而采用了世界通行的外交礼仪。客观的来讲，蒲安臣使团的出使活动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蒲安臣在驻华以及替华出使期间是受美国政府控制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在美国国力并不足以与其他列强抗衡的情况下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这一点体现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己主义和霸权主义。但在这一过程蒲安臣也拥有对中国的友善之心，多次向清政府施以援手，解决了许多外交难题。蒲安臣驻华以及出使期间的一系列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是他本人以及美国和清政府所无法预料的。其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外交思想的转变，加强了近代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意识，可以说蒲安臣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不自觉的“建设性”⑦力量。
〔责任编辑：张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