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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公共租界比较研究

    时间:2020-04-04 08:00: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开辟了两个公共租界,即上海公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鼓浪屿公共租界建立之初,在土地章程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蓝本,两个公共租界因而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两个公共租界在租界的拓展、租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租界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差异。就两个公共租界进行研究、分析与比较,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租界史,无疑是有益的。

    关键词:近代中国;上海;鼓浪屿;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113-08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在中国各地设立租界。1843年开始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上海、厦门、广州、天津等10个通商口岸共开辟了20多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这2个公共租界便是上海公共租界和鼓浪屿公共租界。虽同为公共租界,并且鼓浪屿公共租界在地界章程内容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基本上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蓝本,但两个租界无论在地域范围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或是租界的作用与地位等方面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研究分析比较上海与鼓浪屿两个公共租界,有益于增进对近代中国租界史的了解。

    一、租界的形成与拓展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不断在中国开辟租界,也不断地展拓租界。上海公共租界与鼓浪屿公共租界在开辟的时间和扩展的范围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上海公共租界于1863年9月21日由英美两国在上海强行租借地发展而来的原上海英租界和上海美租界合并而成,是中国租界史上第一个正式形成的公共租界,其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发展典型,影响广泛。鼓浪屿公共租界则是在上海公共租界形成40年后,由中国清政府主动提出开辟,并与西方列强于1902年11月签订《公共地界章程》,于1903年5月1日正式成为公共租界的,面积仅为上海公共租界的1/40。

    上海公共租界之所以地域宽广,是因为多次得到大规模的扩展。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之后,英国政府即要求上海官府划定一个区域让英人居住。1843年12月底,中英双方大体划定了这一区域的界址,即东以黄浦江为界,北以吴淞江为界,南以洋泾浜为界,西面与一片荒地相连。1846年9月24日,上海道与英国驻上海领事议定以界路为上海英人租地的西界。至此,英人租地界址四至划定,面积为1080亩。[1]4611848年,英租界进行了第一次扩展,从原来的1080亩增至2800多亩,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2]35此间,抵达上海的美国人都居住在英人租地内,美国领事馆也设在英人租地内。1848年起,美国人开始在虹口地区广置土地,建造房屋,并获得上海道的允准,但双方并未议定这一居留区域的界址。[3]181863年6月25日,美国与上海官府划定美租界界址。1863年9月21日,上海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正式成为上海公共租界。

    此后,美租界也开始扩展。1893年,美租界第一次扩张后面积即增至7856亩,使上海公共租界总面积增至10 676亩。[4]400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再次扩展22 827亩,创下了租界扩展的最高纪录,连同原有的区域,上海公共租界的总面积达到33 503亩。[5]346

    此外,上海公共租界还多次通过开辟越界筑路区进行扩展。所谓越界筑路,系指租界当局越出租界范围修筑的道路。租界当局经常以各种需要为名越界筑路,然后再以路权、警权等等为名向中国政府交涉,要求予以承认。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再次扩展时,原有的越界马路已经全部并入该租界。1899年5月起上海公共租界又开始扩张新的越界筑路区,开辟越界马路近40条,总面积达47 000余亩。[3]74经过这样的“蚕食政策”,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租界连同越界筑路区的总面积已达到60多平方公里约90 000多亩。此时的租界不仅面积大,而且在地理位置上占据了大部分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有利地带,十分有利于租界内工商业的发展。

    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的不断扩张和界内经济的发展,大量的中外居民进入租界内居住,使上海逐渐成了聚集数百万人口的近代大都会。人居上海公共租界的外国侨民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只有2000余人,20世纪初期已经超过1万人,到1925年达到3.7万人。租界内中国居民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1865年,租界内华人约有15万,甲午战争后上升到30余万人,庚子事变后上升到50余万人,20世纪20年代初期上升到110余万。[6]141以后在相当长时间内,租界的人口都多于华界,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特别市成立,华界统一并且范围大大扩展后,人口数才超过租界。租界内人口的大量增加,反过来又成为租界当局拓展租界的借口。上海公共租界正是经常以现有租界面积“殊不足以供界内华洋居民之用”为由,一次次要求拓界的。[3]60

    鼓浪屿公共租界在地域面积扩展和人口增长方面与上海公共租界难以相比。当1861年厦门英租界正式开辟时,鼓浪屿还仅仅是外人居留区。由于英租界的面积仅20余亩,难以容纳日益增多的外侨,到厦门的外侨大多居住在气候宜人的鼓浪屿。此时的鼓浪屿尚未成为公共租界,却已有十多个西方国家在岛上设立了领事馆。他们各占地盘,建造楼房别墅,以作久居之计。此后,各国为扩大在鼓浪屿的地盘而明争暗斗,然而,无论是英国、德国在岛上设立“工务局”的企图,还是日本、美国强划或扩大地盘之争端,都因遭到厦门地方官府的拒绝或他国的反对而未能达到目的,各国都无法将鼓浪屿变为其“专管租界”或“共管租界”。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给了美国策划“鼓浪屿公界”的可乘之机。当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出逃、朝廷一片混乱时,厦门炮台驻军由于领不到军饷而几将哗变。此时美国领事不仅出资一万元以作军饷,还亲自前往炮台安抚驻军。为了感谢美国人,清政府主动提出优先将鼓浪屿给美国人为租界。在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的大形势下,美国领事深知无法独吞鼓浪屿,于是打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联合各国驻厦领事,共同策划了“鼓浪屿公界”的阴谋。1902年11月21日,中外签订《厦门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1903年,鼓浪屿正式成为公共租界。

    鼓浪屿四周环海,是一个面积不到2平方公里的小岛,约为2250亩。鼓浪屿从成为公共租界开始,其区域面积就一直没有拓展。这并不是鼓浪屿租界当局没有扩展之意图,而是受岛屿这一客观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向外扩张。这同样也限制了鼓浪屿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居留鼓浪屿的外侨人数一直不是很多。1890年,在鼓浪屿居住的外侨有100多人,而到1903年鼓浪屿正式开辟为公共租界时,岛上的外侨仍然是100多人,1909年增加到250多人,1930年,岛上总共只有

    英、美、法、日、西、丹、俄、荷、葡等国的侨民567人。[3]295这个数字,仅仅为同期上海公共租界外侨人数的1/70。相对而言,租界时期鼓浪屿中国居民人口的增长比外侨快,1930年,岛上的中国居民有20 465人。[7]除了在厦门沦陷初期不少厦门居民搬到鼓浪屿居住,使岛上人口在短期内激增数倍外,鼓浪屿中国居民一直都是2万人左右。可见鼓浪屿的海岛地理环境对其发展的限制和影响。

    二、租界的经济

    1.工商业的发展

    1863年9月,上海英美租界正式合并成为公共租界后,外国资本主义在租界及其周围地区倾销商品、开设银行、投资设厂,加之租界内由中国居民开设的各种店铺如雨后春笋,上海公共租界很快变成令人瞩目的繁盛区域。在此后的60余年中,中国社会战乱频仍,上海租界却相对平稳发展,使上海逐渐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具体体现为:

    第一,上海公共租界在外国资本主义进行对华经济掠夺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到抗日战争前,除东三省外,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有81.2%集中在上海,银行投资的79.2%、工业投资的67.1%、房地产的76.8%,均集中在上海。[8]1

    第二,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中国国内埠际贸易中心。当时上海与近一百个国家和地区、三百多个港口有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并且在很长时期内,上海直接对外贸易占全国外贸总值的一半以上。[9]123正如当时人们所称,上海是中外贸易中的心脏,其他各口岸不过是血管而已。上海租界也成为中国近代航运的枢纽和进出口货物最大的集散地。1936年上海对全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总值近9亿万元,占全国的75.2%,1940年比重上升到88%。[8]14

    第三,以公共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全国的工商业与金融中心。上海租界是中国近代工厂最集中的地方,是全国的工业中心。早在甲午战争前,上海租界内已有一批使用西式机器的近代工厂开工投产。甲午战争后,外人获得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特权,迅速在上海增设了一批工厂,从1895年至1913年,外人开设的规模较大的电力、纺织、印染、食品、卷烟、造船等工厂就达43家。[10]11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两国加紧对上海投资,华商也乘机办起了一批工厂。这些工厂机械化程度高,在设备和技术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商业方面,上海租界内出现数以万计的洋行、商店,其中包括经销舶来品的洋货店、钟表店、西药店、西服店等,也有中国传统的布店、扇庄、丝栈、茶栈等。20世纪初期,界内又建成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大型百货商场,至于商店林立的南京路与霞飞路,更是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商业街道。[3]269-270上海还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不但外资银行主要设在上海,即使华资银行,上海也占有很大比重。1936年上海有华资银行58家,占全国总数的35%,金融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近代中国经济中心。

    鼓浪屿辟为公共租界后,随着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有更多的外侨到岛上建屋居留,修筑各具本民族风格的别墅,其中一部分外人在岛上开设公司、洋行和银行,包括著名的英商汇丰银行、美商旗昌洋行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国内不少达官贵人、富商大贾与华侨,也纷纷到岛上居住。这些华侨富绅投资鼓浪屿的工商业,促进了岛上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向租界内居民供应日常生活用品的零售商业发展更快,一大批零售商店先后开张。到1930年,鼓浪屿岛上共有各种中国商铺200余户,外国商铺10余户。租界内开办的一些工厂企业规模都不大,几乎是直接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的工业,如发电厂、绞米厂、印刷厂、汽水厂、食品罐头厂及电话公司、自来水公司等。岛上工商业的发展,加之酒楼、舞场、电影院及外人富商休闲俱乐部的修建等,使鼓浪屿一度出现了较为繁华的景象。

    在鼓浪屿公共租界存在期间,外国资本主义以其为基地,对厦门及闽南一带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在这方面,其与上海公共租界是一样的,只是程度大小不同罢了。然而,鼓浪屿公共租界的经济发展,由于自身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及各种因素,其影响力却远远逊色于上海公共租界,尽管其也对近代厦门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并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可能像上海公共租界对近代上海的发展那样起过如此之大的影响和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全国的贸易和工商业中心。

    2.市政建设

    在市政建设方面,上海公共租界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修筑新式马路到处理城市垃圾,从输送煤气到安装电灯,从供应自来水到设置卫生设备,从接通电话到发展公共交通,上海公共租界都早于其他租界。[3]271到20世纪20年代,凡西方大都会兴建的近代化市政建设,上海公共租界也都全部兴建。市政建设的迅速发展,使上海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20世纪20年代初的《海关十年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公共租界是四个地区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上海大部分的工业、商业和金融活动在这里进行。”在此后的十年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法租界的住宅区、公共租界的西区以外地带,已建造了许多房屋。外滩一带,现代的办公大楼和巍峨巨厦鳞次栉比,市容焕然一新,同1921年简直不能相比。”上海的工厂、商店、金融机构大部分设在租界,主要是公共租界内,“各类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开设起来,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这些工厂大多使用工部局设在江边的电厂的电力。”1933年租界内工厂占全市的2/3,大部分的学校也设在公共租界,上海的报纸更是“馆址无一例外都设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内”。[11]215-242

    鼓浪屿公共租界市政建设起步比上海公共租界晚了许多年,并且基本上是仿行上海公共租界的。鼓浪屿成为公共租界后,市政建设由工部局工务处、公共工程处等机构承担,主要任务是修建码头、开辟道路、兴建公共事业等。鼓浪屿租界当局为了便利外侨日常生活的需要及交通和货物的运载,在鼓浪屿填海造地,修建码头和道路,完善码头各项配套设施,扩展完善道路系统,兴建电灯、电话、自来水、图书馆等公用事业,修建公共厕所,建立环境卫生系统,设立规范市场,大规模的绿化,等等。所有这些,对促进鼓浪屿现代文明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地清幽洁净,以较对岸,有如天壤焉”。[12]423鼓浪屿市政建设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岛上的华侨富商。尤其是民国初年,时局不靖,战争频仍,鼓浪屿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对富商巨贾和海外华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期间,许多华侨投资鼓浪屿房地产业,他们购地建屋,大兴土木,修筑别墅,一时成为热潮。仅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十年间,华侨在鼓浪屿兴建的各种西式楼房多达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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