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廖承志
时间：2020-04-04 08:03: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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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承志,这个名字为世人所熟悉、所敬仰。他在中国乃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他为重建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桥梁,为港澳回归祖国,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为华侨、侨眷的正当权益,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鞠躬尽瘁。侨胞赞誉他是“世界公民”。
中国侨务第一帅
公元1949年10月1日,旧中国解体了,新中国诞生了。
这个伟大的变革在雅加达、马尼拉、西贡、曼谷、新加坡,在温哥华、洛杉矶、里约热内卢,在东京、汉城等地的海外华人世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激动:亲共的觥筹交错,山呼万岁;亲蒋的神情黯淡,悲愤莫名。
此时,廖承志刚刚被中央任命为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港澳工作。上任后他即听到从海外传来的“赤白对立严重”的消息。
赤,指的是拥护新中国的力量;白,指的是反对新中国、拥护蒋政权的势力。
“赤白对立”表现最为激烈的是东南亚各国的华侨。1950年10月1日前夕,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有50多万华侨要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拥护新中国的力量十分可观。但是国民党的势力也很强。这样一来,冲突日趋尖锐,打斗也时有发生。这种“赤白对立”是全球性的,立即引起了廖承志的关注。
他加强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对华侨的现状和历史作了具体分析,提出:“必须建立华侨爱国统一战线。”
被阶级斗争激动着的人们不是一下子就能接受这种“启示”的。有人说他别出心裁,有位工作人员悄悄地对廖承志耳语:“廖公,侨团头头可都是资本家、头面人物,你也要团结他们?还越是上层右的越接近?”
“对!”
“我看你要犯错误!”当然还是小声耳语。
“为什么?”
“模糊阶级路线。”
“好好!这可不是草帽是礼帽啦!”
幸好,周恩来是理解他的,毛泽东也肯定了这一主张,制定了“建立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了“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一家”的口号。这一口号迅速传遍华人社会。
南非侨领吴应奎1952年回国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廖承志把他接到王大人胡同3号家中,同母亲何香凝一起会见他,同他攀谈。
吴应奎先生说:“海外的人,心里是热爱新中国的。但是有的地方国民党的势力太强,所以不能公开拥护新中国,请祖国亲人谅解!”
廖承志回答说:“吴老先生,北京有样东西不知您吃过没有?”
吴应奎见廖承志叉开话题大惑不解。
“叫‘心里美’,是一种青皮红心萝卜。”
“喔!”吴应奎似有所悟。
“吴老先生,你回去以后对海外的亲友们说,祖国理解他们,只要心里爱国就行,不一定站出来呼口号拥护或者喊万岁,要根据具体处境来做。就像那‘心里美’,皮可以是青皮白皮,心里却是像春花一样红艳。”
何香凝听了儿子的话,呵呵笑了说:“你们寄居他国,有的人与国民党也有往来,不要紧,你们经常怀念祖国就行了,这儿是你们的老祖家,根在这里!”
吴应奎先生连连答道:“是的!我们侨胞应该是心里美。”
他向其他许多国家的侨领,一一讲述建立不分阶层、不分信仰、广泛团结华侨、团结互助的华侨爱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竭力进行推动。在许多侨领协助下,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阵线逐渐壮大,历史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新中国诞生一周年之时,繁荣的雅加达街头出现数十万面中国国旗,五星红旗鲜红得像一片燃烧的火。“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华侨们欢呼的声浪震动了那个岛国。
消息传来,廖承志没有像一些同志那样鼓掌叫好,相反陷入了愁苦的思索。50万人上街游行,置印尼政府于一个什么样境地呢?
廖承志赶去会见总理。
周恩来已经十分生气了。
“小廖你来得正好!你要立即想办法告诉印尼的侨领,动员大家国庆不要挂国旗,要设身处地嘛!如果北京有几十万外国人游行,挂外国国旗,你的感想如何!”
周总理的态度十分坚决,他让外交部通知中国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努力去做说服工作。然而,这是十分艰巨的,因为侨胞们有着双重国籍。
侨民既有所在国国籍,又有祖籍国国籍,这在过去是不成其为问题的。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有的国家便把中国看成了“赤色之邦”,加以警惕和戒备。
廖承志觉得:侨务工作应该与外交路线相一致。华侨就是华侨,不要参加当地的政治纷争,应该安居乐业,为发展当地的经济作贡献,为侨居国服务。因此已经加入当地国籍的侨民,就不要再保留中国国籍。他还想到了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华侨中还存在中共党支部。廖承志决定向中央提出解决双重国籍的问题,提出他对中共海外支部的看法。这无疑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刘少奇、周恩来详细听取了他的报告,十分赞同他的想法。总理带领他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作出了决定,在1953年1月中共中央对侨民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取消在华侨中的中共组织。
当周恩来总理同尼赫鲁、苏加诺和吴努会见,分别谈到解散华侨中的中国共产党支部和民盟支部,停止一切活动时,受到了三国领导人的赞扬。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同样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这表明中国无意把华侨当成“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中国同世界各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联系的诚意是可以信赖的。
华侨中的一些党员对撤销中共海外支部想不通,一些侨胞对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一时想不开。廖承志反复地做工作,制定政策条文。他说:“不参加当地国籍是很难生存的,有的地方做买卖、当工人都不行!国家的政策是为广大华侨着想的,不信走着瞧,我说这是一颗橄榄果哩!”
是的!像吃橄榄果,慢慢回味,才知中央的政策确实是维护华侨的切身利益。后来,90%以上的华侨加入了当地国籍,成了居住国的少数民族——华族(华人),获得了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
多美的一颗橄榄果啊!
中日友好架桥人
1954年10月30日,廖承志与李德全踏上日本国土,这是廖承志在时隔26年后旧地重游。几千名华侨在从羽田机场到大森海岸的沿路上,手举五星红旗热烈欢迎祖国派来的红十字会代表团,日中友协也组织会员到机场热烈迎接。
李德全、廖承志发挥他们的外交才能和对日本人民的友好热忱,在两周时间里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市,与各阶层人士接触,不负周总理的期望,刮起了第一次“廖旋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热情,如同太平洋的暖流一样波涌涛起,从京都到大阪50余公里路途,到处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廖承志从一张张热情的面容中,看到了日本人民的民心,找到了中日友好之树生长的沃土。这次访问也是一次实地考察,了解了中日友好的潜在力量。后来,中日关系改善,与这次访问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周总理的具体设计下,廖承志一笔一笔地描绘着中日友好的蓝图,凡日本问题,事无巨细,一一亲躬,每事事先必有请示,事后必有汇报,周恩来总理十分满意日本组(当时国务院设外事办公室,由陈毅任主任,廖承志任副主任;外事办公室下设日本组,由廖承志直接领导)的工作。
中日民间友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廖承志负责向派往日本的贸易代表团、科学院访日考察团、乒乓球代表队、梅兰芳演出团、总工会代表团等等,提供情况,介绍日本风俗礼仪、政情民情,解决代表团的一些困难,甚至指派日本组成员随同出访日本做联络工作。日本组人数不多,效率很高,很重要一点是由于廖承志熟悉日本情况,无论历史沿革或是最新变故,无论在朝在野或是各行各业,他都很熟悉。向他汇报问题不需要讲前因后果,也不需要背景资料或是介绍纵横联系,只需说出人名或是事情大概,办法或是决断立时就有了,真是运斤成风,挥洒自如。同样,他到周恩来那里汇报也是如此,周恩来对日本事务的熟悉,也如同电脑一样,存储有大量信息,了如指掌,得心应手。
廖承志之所以对日本如此熟悉,除了过去的一段生活外,主要的还是大量地吸收新的信息,每天阅读日本方面的报纸、书刊、资料、文件,三十年如一日,这才换回了中国头号“知日派”的美称。此外,日本组全体人员夜以继日不辞劳苦地工作,这也是效率高的原因。有一次周总理在召集日本组开会时,见大家摘下帽来差不多都有些谢顶了,就诧异地问廖承志:“你们搞日本工作的怎么头发都秃啦?”
廖承志笑道:“叫日本人拔去啦!”
虽是笑话,却真实反映了同志们为中日友好付出了大量心血。廖承志摸着身旁孙平化的秃顶道:“变化无穷独一人,这是个孙悟空。”
从1955年至1957年3年间,中国访日的各种代表团27个,382人;日本访华的各种代表团293个3272人。廖承志和他的日本组为此忙碌了3年,没有一个代表团不经他们之手,没有一件与日本有关的事不耗费他们的心血。作为成果,这是极为丰硕的:以不断积累的办法增进了中日友好关系,以量的变化酝酿着质的飞跃,而廖承志则以这样的机会结识了数以千计的日本新老朋友,加深了对日本的新认识。其中,昔日的敌人远藤三郎(侵华陆军中将)就成了廖承志的挚友,由宿敌成了至交。
远藤三郎在侵华战争中受到血的现实的教育,在战争后期就开始反战,反对日本军部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因此被免职。战后,他仍对自己领兵侵华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中国人民,所以愿以悔罪行动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他抱着这样的心情带动自己的旧部下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他参加前首相片山哲率领的拥护宪法国民会议访华代表团来访问。当他以忏悔之心向廖承志谈起余生夙愿时,很受廖承志尊敬。廖承志特意将远藤作为旧军人中的日中友好积极分子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听了远藤的想法,鼓励远藤组织更多的旧军人到中国来看看,看看中国解放以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周总理和廖承志都表达了“不咎既往,向前瞻望”的宽宏大量。远藤当即表示:“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告诉人们要同中国友好,不再同中国人民打仗,日中永世修好。”
由于廖承志大力玉成,周恩来批准,远藤三郎第二年(1956年)又组织了一个将军级的旧军人代表团访华。廖承志特地请示,请毛泽东接见远藤三郎一行。
毛泽东主席于9月4日接见了这个代表团,并且风趣地对远藤等人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毛泽东主席鼓励他们向前看,又说:“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仗,一切愿意再来中国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
远藤回国后发起、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并担任会长,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以及后来的中日友协建立了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远藤本人则同廖承志大有相知恨晚之感。“文革”中,廖承志一度从新闻媒介上失踪,远藤如失伯仲,只要有人来华就千方百计打听廖承志的消息,得知他安然无恙,欣然筛酒遥祝。后来,廖承志复出以后率代表团访日,两位老友正正经经地干了一次杯,远藤才彻底放下心来。这种友情是靠赤诚来播种,靠热情来浇灌,靠原则来培养,靠谅解来护理的。正如俗语讲,所谓友谊是一颗心在两个身体里。
1982年,廖承志突然收到九旬老人远藤三郎的来信,这一封满纸是最后诀别的亲笔信,似是遗言。廖承志暗暗吃惊,忙托人带去回信,又托在日本的孙平化设法询问远藤的情况。一查询,发觉远藤三郎虽已九旬,身板却仍很硬朗,孙平化跟他通电话时,他的底气还很足呢!细问方知因为想念廖承志心切,惟恐再也见不到廖承志的面,才写了那样一封信。
日本一位前内阁官房长官说:“廖承志是日中两国之间的桥梁,从真正意义上说,他是日中两国宝贵的人。”
是的,他确实架起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的桥梁。
围棋外交的相国手
围棋始于我国,唐时传入日本。但进入近代,围棋在我国却不如日本盛行。
1960年,日本九段高手濑越宪作率团访华;1961年,另一名九段高手坂田荣男又率团来华。作为回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下简称体委)组织围棋代表团回访,团长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简称体总)副主席李梦华。
体委就代表团访日事宜请示陈毅和廖承志。陈毅外长接过名单过目后递给外办主任廖承志。廖承志看完后对陈毅说:“老总,我有个想法。”
“啥子想法,请讲。”陈毅闻言,迅即引话。
廖承志说:“我想派个‘鲁肃’过海。”
“让鲁子敬去摸底牌?听风?”
“对!日本方面内阁更迭以后,形势有了一些变化,池田勇人不像岸信介那么顽固。我们的工作得跟上去,我想派人随围棋代表团同行。”
“要得!你准备派谁?”
“孙平化。”
“嗯!是个将才。就这么定了,让他当副团长,总理那儿我去说一声。”
廖承志接着就召见孙平化,对他说:“老孙,领导决定让你参加围棋代表团去日本。”
“廖公,我可是个棋盲,一窍不通的呀!”孙平化操着不浓的东北口音。
“哎,没让你去赛棋嘛。你不是接待过松村谦三先生吗?”
“是的,有点个人交往。”
“对的啦,就要你这么一丁点交往,不懂围棋没关系的啦!这回让你做副团长。”
廖承志陪同周总理、陈毅在代表团出发前夕召见了孙平化。
周总理指示道:“到日本能有机会见到松村、高崎两位老先生,转达我和陈毅副总理的问候,并欢迎他们来中国,就改善中日关系、发展长期贸易交换意见。”
陈毅副总理道:“访问团去后搞两套活动,围棋代表干他们的,你个人单独活动,要顺乎自然,相机行事。”
廖承志十分了解松村其人。他和松村谦三是早稻田大学先后同学,松村当过记者和早稻田大学校长大限重信的秘书,早年曾到中国来旅行过数次。1928年松村进入政界,长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战后当过东久迩内阁的厚生大臣和文部大臣、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主张亚洲应是亚洲人之亚洲,日中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不赞成依附和追随别国的政策。
周总理很欣赏松村的远见卓识和高尚人品。1959年松村来华访问,与周恩来建立了关系,后来再访华,周总理同他有过数次谈话,十分相知。松村还向周恩来推荐在万隆会议上同周恩来有过交往的高崎达之助,说他和高崎一个侧重政治,一个侧重经济,共同推动日中关系前进。而松村的对华活动,是得到后来成为总理大臣的池田勇人的暗中支持的。1959年那次访华,临离开中国广州时,松村对孙平化悄悄说过,日本内阁不久将改组,他虽不能入阁,但将有较大的发言权。果然,翌年7月19日,池田勇人取代岸信介成了内阁总理大臣。
廖承志正是对日本政情洞若观火,及时抓住内阁更迭这一时机,所以派孙平化及时出访。此外,从经济贸易角度上讲,以前主要同日本的中小企业往来,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日本的大企业也有想动的趋向,因为广阔的中国市场就在眼皮底下,唾手可得而不得,确实令人苦恼。而中国方面也觉得仅同中小企业往来,不和政府打交道,就无法进一步扩大贸易交往,政府不支持,不保证,一切都办不顺。周总理认为搞建设,自力更生是必要的,但不是什么都自己搞,自己办不到的就要引进。廖承志对周总理的这个思想心领神会,而且十分赞同,所以竭力扩大中日交往渠道。
果不出廖承志所料,松村谦三和高崎达之助十分热情地欢迎、款待孙平化。他们对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提出了几个腹案。松村先生接受了周总理和陈毅的邀请,提出尽快访华,由他和中国方面先达成一个谅解,搞一个君子协定,然后再让高崎等经济界人士到中国来具体商谈贸易之事。他还提到了以积累方式,从贸易入手打开日中关系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