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谷嘉先生与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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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勃兴的过程中，陈谷嘉先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主持和组织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书院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为书院研究的兴起和书院学的建立奠定了厚实的资料基础；探讨书院研究理论，提出了书院学的概念，对书院的定义进行了辨析和论述；打破了以往教育史研究视角的局限，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梳理以书院制度为主线的书院发展历史，深入研究书院的德育教育等问题，提升了书院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出版了书院研究的重要著作；积极探索传统书院现代化的道路，使古老的岳麓书院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和人材培养的重要基地以及全国书院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岳麓书院；书院文化；书院史料；书院研究理论
中图分类号：G649 . 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110-05
收稿日期：2013-11-0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从书院到学堂——晚清湖南书院改制研究”（XJK012BJB002）。
作者简介：谢丰（1977-），女，湖南湘潭人，历史学硕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博馆员，主要从事书院文化研究。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国文化大发展和教育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书院研究从沉寂中再次兴起，形成热潮。八十年代，全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形成了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其中以湖南、江西两地最为活跃。一些书院研究的专家如陈元晖、王炳照、李国钧、李才栋等有着深厚的教育学或教育史学背景，他们或在教育通史研究中关注书院史研究，或立足地方书院和代表性书院研究，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九十年代，书院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涌现出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如季啸风主编的《中国书院辞典》、陈谷嘉和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赵所生和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等等。与此同时，书院研究也从几十年来单一的教育史研究领域逐步拓展到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等领域，新的专题研究向纵深发展，形成了多学科共同研究书院的兴盛局面。从总体上看，书院研究在二十世纪末达到了新的学术高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学术体系，成为专门之学[1]。
在二十世纪末中国书院研究勃兴的过程中，先后任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的陈谷嘉先生，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潮流和研究发展的趋势，积极推动书院研究的发展，在书院文献资料搜集整理、推动书院学的建立、拓展书院研究的视野和方法等方面成就卓著，并出版了书院研究的重要著作——《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书院辞典》，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不仅如此，他和同仁们还积极探索传统书院现代化的道路，使古老的岳麓书院逐步成为现代学术研究和人材培养的重要基地及全国书院研究的中心。
一、书院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
在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书院不仅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广泛，而且层次、类型和大小规模不一，有关史料记载散见于浩瀚的古籍之中。至八十年代中期，随着书院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逐步意识到对书院历史资料的全面发掘和整理的重要性。
陈谷嘉先生非常重视书院新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他认为，只有扎实做好这项基础工作，书院的历史面貌才有可能真正呈现，书院的历史文化才有可能被全面认识和研究。有鉴于此，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自创建开始，就确定了将书院资料的搜集整理作为主要工作任务之一。陈先生带领邓洪波、高烽煜、杨瑞陶等一批老师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史料攻坚工作，为九十年代书院学的初步建立、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开启了书院史料搜集的新思路和新路径。陈先生凭借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思想史学术背景，对书院史料搜集范围提出了新的见地。虽然当时学界对书院的概念争议较大，但陈谷嘉先生提出在搜集资料时应不做预先设定和局限，凡有书院之名的史料，通通纳入搜集范围；书院研究的史料来源不能仅限于地方志和各类书院志，还应包括散见于学者文集、笔记日记、学案和各类史书的各种材料。为此，他带领、指导大家遍搜群籍，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其二，重视对史料的考订、辨析。八十年代中期，陈先生等组织湖南各地进行书院资料的搜集整理。针对当时大家整理的资料大多数来源于地方志等问题，陈先生认为，地方志所用多非经过严格考订的第一手资料，所述内容范围狭小，往往仅记述书院创始人、创始时间及其规模。这类资料达不到研究的需要，甚至可能提供错误的信息[2]。因此，必须对书院文献史料收集整理进行严格的考订、辨析。据当年具体负责书院文献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邓洪波先生回忆，陈谷嘉先生在组织书院史料整理编撰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必须采用第一手资料，对资料要反复考订，力求使每个条目的释义都言必有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其三，组织了全国规模最大的书院史料搜集整理工作。除了深入挖掘岳麓书院自身的历史资料外，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等还发动全省各地文物文化一线的工作人员调查研究当地书院，同时还组织、联合全国相关单位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书院资料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十余年间，学者们克服种种困难，潜心普查了《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中国方志丛书》等各种大型典籍，查阅了全国数千种地方志以及数百种书院志和书院课艺、日记、书目、同门录，以及各种名人文集、碑记、笔记、正史、别史、类书、总集，还有韩国、日本等国家的书院资料。1996年和1998年，《中国书院辞典》[3]、《中国书院史资料》[4]先后出版。因其资料的丰富、详实、严谨，编排的合理、方便，这两部重要的工具资料书至今仍是研究者们必备而且使用频率很高的书籍。这是书院研究成为专门之学的重要基石。
二、书院研究理论的探讨
陈谷嘉先生非常关注书院研究的理论问题。他与同仁们在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制度研究》和撰写的多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方法，影响深远，为今天的研究者们所熟知和运用。但人们往往习焉不察，以为常识，而不知其来有自。其理论研究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书院学概念的提出。在1986年召开的纪念岳麓书院创建10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陈谷嘉先生等认为，应对书院文化史做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院学。书院学是从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哲学、社会学、宗教、伦理、图书出版等多个角度对书院进行全面研究的专门之学。这一概念，强调对书院的多角度、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使书院研究的视域大大拓展，为书院研究的深入搭建了良好的理论平台。
第二，书院概念的辨析。书院的性质，是书院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有相当多的讨论。有人持私学论，有人持独特的教育组织论，也有学者认为书院是亦官亦私的性质。各种学说，都有其合理之处，但难成定论。陈谷嘉先生明确地揭示了书院作为独特的教育组织的内涵和特性：从古代教育史来看，书院既吸取了历史上官学系统具有积极意义的办学传统，又直接对传统私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与私学具有内在联系的独特的教育组织。所以，自出现至清末，书院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成平行发展格局[5]。这一论述，逐渐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第三，对书院的层次、类型、等级差异问题的论述。当时学界有“书院高于蒙学”说和“书院为古代大学”说两种主要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书院是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历代一些层次较低的教育机构或个人学习的场所以书院为名，是对书院的“附会”，这些书院是“伪书院”，并建议学者们研究时注意加以辨析和区分。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将历代书院建设者们不断构建的理想化书院等同于现实存在的书院，进而在研究中以典型的高层次的书院排斥和取代实际存在的数量众多而水平较低的书院。
基于大量史料的整理，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等打破了以往很多研究者只借助于几个典型的书院来把握书院总体发展状况的局面，而把研究对象扩展到了更多的一般书院，提出了书院的类型和等级差异问题，把大量的家族和乡村书院纳入研究范围，还关注到了少数民族书院、侨民书院、华侨书院、教会书院，为全面把握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书院状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书院研究视野的拓展与方法的创新。八十年代，除了新资料缺乏之外，书院研究还面临研究方法单一、研究视野狭窄等问题。在1984年召开的首次全国书院研究座谈会上，陈谷嘉先生凭借其对思想学术史的多年研究，率先提出“书院的兴起和发展与理学密不可分，应当将学术、学派与书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一主张，深得与会代表的认同，为书院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6]。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陈谷嘉先生等进一步提出，书院是有多重功能的文化教育机构，不仅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军，也是研究学术、传播文化和宣扬教化的重要基地。因此，应当打破教育史视角的局限，将书院置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从社会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多角度对书院进行研究。这一主张，拓宽了书院研究的视野，为书院研究方法的更新指明了方向。陈谷嘉先生“宋代书院与宋代文化的下移”[7]一文，考察宋代书院的发展及其与宋代整个社会系统的互动，探讨宋代社会文化、政治、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现象及其与书院教育的关系，集中体现了陈先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对传统书院研究方法的突破，为后继研究者起到了引领作用。2002年，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以“儒学·书院·社会——文化社会学视野中的书院”课题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他认为，这一课题的提出从陈先生文章中得到了宝贵的启示[8]。
三、书院学诸问题的研究
陈谷嘉先生及其同仁们致力于书院学的建立与发展，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论著，阐述了书院学研究中的种种具体问题，研究深入，启发思考。
1.书院发展历史的梳理方面
陈谷嘉、邓洪波先生立足于大量书院研究的新史料，梳理了书院历史发展的新线索，深化了以往的书院通史研究，《中国书院史资料》是其标志性成果。虽然该书旨在编纂书院史料，但它不仅仅停留于对资料的分门别类，而是试图呈现中国书院发展的整体脉络，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书院史的提纲。
首先，陈谷嘉、邓洪波先生采用有别于以往仅按年代顺序叙述书院历史的方法，以书院制度为线索，抓住书院制度发生、确立、推广和官学化、繁荣、普及和近代化的阶段特点，对书院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其中，对元代与清代书院发展的立论颇有不同于前人之处。
其次，陈先生等对历代书院与政治的关系、书院与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予以了关注，梳理了书院历史研究的新线索。如，对书院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陈先生等关注到了党禁解除后南宋书院的发展、元政府对书院的支持与书院的官学化、明代后期禁毁书院、清代书院政策的转变、清末政府诏令书院改制等方面；对书院与社会学术文化的关系问题，陈先生等关注到南宋各学派与书院的一体化发展、明代书院与学术同步再度辉煌、清代书院学术的转向、教会书院创建等方面。这表明，他们不仅注意从宏观上审视书院发展的整体进程，也注意从微观上对书院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加以探究。
再次，陈先生等对书院制度发展过程中祭祀、学田经费等较少为研究者关注的具体问题也颇为重视。如，祭祀是书院非常重要的功能，而学田、经费又是书院建立、运行的根本，研究书院制度史，不能忽视对祭祀、学田、经费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历来的书院史研究著作，在这些方面涉及较少，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陈先生等从元代部分起，就将祭祀、学田、经费与教学、藏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加以对待，这表明了他们对祭祀、学田与经费在书院发展过程中重要地位的与众不同的认识，是其学术见识的体现。
2.书院教育方面
陈谷嘉先生专于伦理学研究，从其伦理学家的视角，对书院教育与儒家传统教育理念的关系、书院的德育教育以及书院的人材培养目标等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和研究，开辟了书院研究的新领域。
陈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以人伦道德塑造人的道德品格，重视以德育人，与以等级特权为特征的官学教育相对立。宋代，官学对教育的危害越来越明显，要革除教育之弊病，关键在于复兴儒学，重新确立儒家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早期儒家提出了有教无类与以道德塑造人的教育理念，这一理念非常适合于兴起于民间而具有平民化色彩的书院，因而成为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宗旨的确立，带来了从教育体制到教学环节的一系列变化。基于以上考察，陈先生对宋代书院教育与儒学的关系提出了以下论断：书院恢复了古代儒家的教学传统，在办学中复兴了儒家的教育理念，是宋代教育的一大改革，代表了教育发展的趋势，对宋代教育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儒家教育理念的复兴反映了宋代儒学的复兴的整体要求，是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代的儒学复兴与书院隆兴同步[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