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为中国抗战长眠地下的英国奥运名人
时间：2020-04-04 08:03: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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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一部表达奥运精神的英国电影《烈火战车》被评为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这是迄今为止体育题材电影所获得的最高荣誉。影片中的主人公埃立克·利德尔是一个生于中国天津的苏格兰人，一名出色的短跑健将和英国奥运奖牌获得者。他不仅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还在日本践踏中国土地时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最后在日寇集中营中结束了他不屈的生命。
生于中国的奥运冠军
埃立克·利德尔1902年1月出生于中国天津一个苏格兰传教士家庭，中文名字叫李爱锐。利德尔从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说汉语、穿中式小长袍，一直跟随父母在中国长到5岁才回英国求学，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情结。利德尔从小酷爱体育活动，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凡的运动才能。上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爱丁堡大学橄榄球队，并成为队里的头号明星。当时，英国著名体育教练汤姆·麦格查发现利德尔在竞跑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便极力支持和帮助他专攻田径，使利德尔在这一运动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得好成绩。
1919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一场苏格兰与法国的竞跑比赛中，利德尔在起跑时被一名法国选手撞倒，整个人都趴在了跑道上，赛场上绝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利德尔可能由此退出这场没有取胜希望的比赛。然而利德尔凭着自己刚强的意志，居然从地上爬起来继续跑了下去，并迅速缩短与其他选手的距离。在最后的冲刺段，利德尔仿佛具有超人的力量，像箭一样冲向终点，最终以超出2米之差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夺取了大赛的冠军，当时英国体坛和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比赛中，利德尔凭借赛前的刻苦训练和扎实功底，让不少想跟他一决高低的选手吃尽了苦头，使他们未能跑完全程就气力耗尽，强劲的美国对手最后竟累得跌倒在距终点几米之处。利德尔在此届奥运会成功地为英国夺得了这一项目的金牌，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项纪录一直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
遗憾的是，原本他还很可能在100米短跑中再获佳绩，但恰巧决赛那天是星期天，作为虔诚基教徒的利德尔认为礼拜天应该端正衣冠祈祷耶稣，不应该丢下上帝去争名逐利，因而拒绝参加比赛。后来即使英国代表团团长、英国王室成员威尔士王子（即1936年成为英国国王的爱德华八世）亲自出马做工作，都未能改变他的固执态度，最终使他与这一比赛项目的金牌失之交臂。
1981年，英国以利德尔的事迹为蓝本，拍摄了著名电影《烈火战车》，对利德尔为参加巴黎奥运会而刻苦训练、最终夺得奥运冠军的故事做了真实描述，深刻展现了他的奥运精神。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利德尔怀着对古老中国的眷念之情，于1925年8月来到了他阔别18年的出生地天津，致力于中国十分落后的国民教育。利德尔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又有奥运冠军的头衔，一时间成为英国不少企业争相聘用的对象，但他却出人意料地决定重返中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和他视为神圣的传教事业，成为天津新学中学一名教师和当地的传教士。
新学中学是一所始建于1902年的英国教会学校，该校通过新式教育先后培养出如核物理专家美籍华人袁家瘤、体育界爱国华侨吴必显等众多知名人士。在这所学校，利德尔承担了高中理工科和英文的教学工作，他以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很快成为一名深受中国师生欢迎的老师。尤其是对于贫困家庭的学生，他总是一有时间就与他们谈心，在功课或经济上帮助他们，因而备受学生们的爱戴。利德尔这位苏格兰飞人的到来，也使得新学中学的体育教育受到重视，这不仅让学生们受益匪浅，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在教学空隙，利德尔还经常参加一些田径比赛。在1928年日本举行的一场国际运动会上，利德尔凭借自己扎实的功底轻松地获得了200米、400米比赛的金牌。此外，利德尔还根据世界田径赛场的标准和自己参加比赛的经验，对天津民园体育场的改建提出了许多在当时具有世界水平的宝贵意见，如跑道结构、灯光设备、看台层次等，使改建后的民园体育场成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先进比赛场地，举办了不少国际性比赛。
投身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在鲸吞中国东北广大地区后，又很快调集大批兵力向热河和长城一线发起进攻，把侵略魔爪伸向整个华北，并不断在华北地区制造事端，收买汉奸，策动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1935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甚至公然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派军机在平津上空炫耀武力，侵略气焰甚嚣尘上。日军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中共“八一宣言”和《抗日救国宣言》的有力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刻，平津青年学生悲愤地发出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并很快扩及全国。12月18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天津法商学院、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等各大学校爱国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把“九·一八”以来郁积的愤怒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发泄出来。随后爱国学生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对于中国学生的救国活动，利德尔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当看到他们在刺骨的寒风中忍饥挨饿、流着热泪向人们宣传抗日道理时，利德尔感慨万分，马上利用自己的传教士身份发动当地教会和信教民众为学生送去茶水热饭，积极给予热情支持。一次，利德尔遇到军警特务抓捕爱国学生，便立即掩护学生躲藏到学校里。他对前来搜捕的军警特务说：“学生表达自己的爱国愿望没有罪，你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我还爱你们的祖国呢！”说得军警特务灰溜溜地走了。
1936年11月，日寇嗾使和指挥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1万余人侵犯察绥地区，傅作义、马占山等爱国将领奋起率部抵抗。经过7昼夜的激烈战斗，击溃了敌伪军多次猖狂进攻，挫败了日寇蚕食察绥的阴谋。12月23日，傅作义所部骑兵2师、步兵211旅、70师补充团冒着零下40多度的严寒和几尺深的积雪向占领百灵庙的敌军发起反击，毙伤日军指导官和伪军1000余人，取得了百灵庙大捷的胜利。这是中国军队自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天津学联利用这一时机，发起了慰问绥远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并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和当时天津比较高级的国泰电影院举办慰劳抗日将士文艺演出。利德尔马上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利用自己教师兼传教士的身份在社会各界募捐抗日资金， 积极为中国抗战出力。他还通过当地教会为流离失所的东北等地难民赈灾赈饥，将从战地来的受伤难民送到基督教医院进行救治，用爱心关怀他们。
1937年7月7日，日本调集平津地区的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朝鲜军大批兵力，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7月27日凌晨，持续的枪炮声和浓浓的火药味弥漫着天津的大街小巷，中国第29军38师副师长兼天津警备司令李文田将军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率领天津中国驻军向海光寺、火车站日本兵营东局子机场和市区日租界等处的日军同时发动攻击。经数天激烈战斗，中国军队攻占了东局子日军机场，烧毁了十余架敌机，并将日租界和海光寺的日军打得落荒而逃，死伤惨重，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日本驻津总领事惊呼：“由于中国方面的攻击，我方处于甚为危惧的状态。”战至7月30日，由于日军调集大批援军进行反扑，并出动数十架飞机向天津各要点和守军狂轰滥炸，中国军民伤亡惨重，守军被迫撤出市区，天津沦陷。在这场自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军队惟一一次主动进攻的战斗中，负责进攻公大七厂（今天津印染厂前身）的部队，在主力部队撤出后仍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31日才撤离。留下断后的15名伤员（包括数名中共党员）在弹尽粮绝后被敌军包围，最后勇士们拉响手榴弹与围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中国抗日战士的英勇战斗使对中国抗战抱有深厚同情心的利德尔深受感动，在中国军队与日军血战开始不久，他便多方号召当地教会和信教群众以仁爱精神抢救伤员，自己也带头冒着日军的炮火多次到火线抢运受伤的官兵和民众，表现了一位伟大人道主义者的品格。
同年11月，新学中学正常的教学被迫停止，利德尔又毅然前往战火中的萧张县，热忱支援在那里孤军奋战的中国军队。在当地，他与信教的老百姓同吃同住，组织他们支援前线，破坏公路，阻止日军长驱直入。有时他们离敌军仅一公里之遥，日军以密集的枪弹不断朝挖掘公路的军民猛烈扫射，但利德尔却全然不顾。他还为英国伦敦教会设立在该县的一家慈善医院运送物资和资金，免费救治参战负伤的中国军民。1939年2月，国共两支不明番号的部队在萧张地区与日军发生激烈战斗，在给日军很大杀伤后主动撤离了战斗。中国军队撤离后，日军便在当地四处搜捕屠杀遗留下来的“支那军”伤员。一天，日军抓到了7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强迫他们当众跪下向皇军认罪，并驱赶附近的老百姓前来观看。这时，有两名被俘的中共八路军伤员拒绝向日军下跪，并大声号召群众与日寇作斗争。在场的日军指挥官恼羞成怒，他凶残地走过来拔出战刀就将两人砍倒在地。日军走后，当地村民发现其中一名伤员还活着，便把他藏在了自己的茅草房里。当时恰巧在此地传教的利德尔得知了消息，他被八路军伤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感动，便立刻冒着生命危险用自行车驮着这名可敬的伤员在夜暗中奔跑了60多里，及时送到当地一家西方教会医院进行救治。由于日军当时还不敢侵犯西方国家的在华人员和机构，这名抗日军人在教会医院的抢救下，最后竟然神奇般地活了过来。曾经与利德尔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的英国作家大卫·米曹，后来在一本自传中记录了利德尔亲口讲述的这段经历。
英勇献身
日军全面占领天津后，广大爱国人士纷纷以各种方式抵制日寇的统治，各学校爱国学生以“读书会”为依托，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利德尔对学生们的斗争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他不仅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学生骨干，帮助收藏抗日传单，而且在经费上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为加强对敌斗争，中共先后派遣大批党员深入天津敌伪虎穴，在开展对敌斗争的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运送重要物资的渠道，支持天津周围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由于日军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的各种物资药品奇缺，一些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好人士便主动承担了为根据地运送物资的任务。利德尔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同在天津居住的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奥地利医生傅莱、传教士罗兰兹等人，积极为根据地购买了无线电通讯器材、药品等物资。不久，由于驻天津的英军根据英日签订的《有田-克莱琪协定》开始陆续撤离，利德尔支持抗日的活动变得十分困难，但他依然想方设法通过信教的走私商贩为根据地送去所需要的盐、砂糖、火柴、电池、纸张、药品等物资，热忱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日军占领当局虽然对利德尔的活动有所察觉，但因他的特殊身份，害怕抓捕他会得罪英国等西方国家，一时拿利德尔也无可奈何。
1941年12月8日，日本经过精心准备，集中了陆军5个军、15个师团，航空兵1500架飞机和海军的几乎全部兵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很短时间内就占领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香港等地。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利德尔和在天津的外国人失去了以往侨民身份的保护，日子变得非常艰难，他所在的天津新学中学被迫关闭，传教士的工作被迫停止，其他各种活动也受到日军更加严密的监视和限制。为了保护怀着身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不受侵害，利德尔在战争爆发不久把她们送到了加拿大，而自己则选择继续留在中国为抗战和当地民众服务。然而，对利德尔的抗日活动憎恨已久的日本宪特机关此时对抓捕利德尔已不再有任何顾虑。为策应南线作战扩大战果，他们很快就制定了搜捕计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在天津地区生活、工作的全部外国侨民。在日寇的大抓捕行动中，利德尔虽然事先得到一些风声，但因种种原因未能躲过，很快遭到天津日本宪兵队的拘押。1943年3月，利德尔首当其冲成为第一批被押送到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的人质。
利德尔在潍县日军集中营里遭遇了他一生中最为黑暗的岁月。面对日寇的淫威，利德尔毫不屈服，他坚信黑暗必将过去，日本的“王道乐土”根本长不了。在集中营里，他用充满乐观和慈爱的情怀关心每一个难友，甚至冲破日军的阻拦开展文体活动，让人们坚强地面对暂时的磨难，互相关爱，呵护生命。他还悉心关怀集中营里60多名不知父母被押在何处的儿童，并编写了一本化学小册子，为孩子们补习功课，带他们进行体育活动，给他们讲奥运会中的故事，鼓励孩子们只要顽强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希望”。然而，由于集中营里惨无人道的迫害，利德尔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整个人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最后又被诊断患上了脑瘤。
1945年2月21日夜，这位年仅43岁的反法西斯战士和人道主义者，在阴暗潮湿的集中营里的一张破板床上闭上了他不屈的双眼，永远长眠在中国这片他所深爱的土地上。这一天离日本宣布战败只有175天。他死后，由于找不到油漆和笔，难友们只得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他的名字。许多集中营里的难友听到他的死讯后无不悲痛地说：“我们只觉得，这不是真的……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死的。”利德尔生于中国，葬于中国，他的躯体融入了中国土地，也深深受到中国人民的怀念和敬意。在虞河岸边的潍坊乐道公园深处，当地人民为他建立了一座特别的纪念碑。纪念碑的碑身和碑座，分别由采自苏格兰和英格兰的花岗岩制成，并镌刻有中英文碑文：“他们应可振翅高飞，成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这是利德尔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鼓励人们自强不息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人生精神的真实写照。他把和平友爱互助的奥林匹克精神倾注到了中国，他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位奥运名人和真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