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书店温暖一座城市 书店:一座城市的光芒
时间：2018-12-24 16:45: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这是一本为书立言的书，它几乎包含了与书有关的一切。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书香袭人，主要介绍了书之美、书之味、书腰、书签、藏书印、藏书票、书之态、毛边书、书虫；第二辑书之栖居，主要介绍了书架、书房、书店、图书馆；第三辑与书结缘，主要介绍了书痴、书商、读书、借书、藏书、窃书、禁书；第四辑书畔风景，主要介绍了书与影视、书与女人、书与咖啡、书与疗伤、书与广告。
有一本叫做《书店》的书，它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我的理想是在一个小镇开一家书店。翻到封底，上面却印着：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对于任何一个读书人而言，读到这样的句子都会感到惘然和伤感。的确，它表达了当下的一个事实：随着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和互联网的普及，书店正在不断减少，逛书店的人也越来越少。作为书籍传播中介的书店已开始由中心走向边缘化，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文化影响力。这些年，中外许多有影响的书店纷纷倒闭或者转向网络经营，可以视为这种转变的注脚。
尽管如此，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书店，沐浴时代的风雨而屹立不倒，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蕴，成为爱书人心中的地标，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作家克里斯多夫・莫利（Christoph Moritz）说过：“我心中的书店像一座发电厂，放射出真与美的光芒。”其实，一间好的书店，不仅是发电厂，更是一座城市的光芒。
闻名全球的“高谈书集”书店位于纽约曼哈顿第五与第六大道间的四十七街，书店外高悬了一块招牌，上书“智者在此垂钓”（Wise Men Fish Here），在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大道上显得有些另类。《纽约时报杂志》在列举“101种理由爱上纽约”时，将它与林肯艺术中心、华尔街等举世闻名的人文景观并列。这家书店藏书25万册，以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哲学等人文类的新、旧书籍为主，另有数千种小型刊物和绝版书，因而吸引了许多前卫艺术家、作家、演员和舞者。这些人名足以交织成一部“20世纪的文化百科全书”。书店创始人芬妮（Fanny）曾经打工多年，终于在1920年32岁时，把所有的积蓄化为175本书，并租下一间小店面成立了“高谈书集”。“高谈”（Cotham）一词为纽约市的别称，另有疯子、傻瓜之意，颇具一语双关的幽默味道。芬妮用“书集”而不用书店，是希望淡化其商业色彩，凸显文化内蕴。在比较保守的二三十年代，芬妮还大胆地出售当时的禁书，如《北回归线》《尤利西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金瓶梅》等，开一时风气之先。除此之外，芬妮还常常借钱给作家们出版作品，出书后又大量收购并举办庆祝会，即使是乏人问津的诗歌和剧本也在店中陈列，因而吸引了大量文化人的光顾。芬妮在80岁时，正式把“高谈”出让给别人经营。但她依然住在三楼，并于每天午后下楼到店中忙碌，直到102岁去世之前，可谓一生与书为伍。
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文化之都，读书人去巴黎可以不逛埃菲尔铁塔，但是不能不逛一家叫“莎士比亚”的书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其说“莎士比亚”是家书店，不如说它是现代主义的大本营，纪德（Gide）、莫杭、庞德（Pound）、艾略特、瓦莱里（Valeri）、海明威（Hemingway）、阿拉贡（Aragon）、乔伊斯（Joyce）、安塞尔（Ansel）、斯坦因（Stein）、费茨杰拉德（Fitzgerald）、艾森斯坦（Eisenstein）……他们在这里看书、聊天、抽烟、朗诵、写作。不仅组织沙龙活动，书店的主人毕奇（Piquet）还以非凡的眼光发现并推出了当时籍籍无名的乔伊斯的巨著《尤利西斯》以及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从而奠定了这家书店在文化界的独特地位。莎士比亚书店既卖书，也借书，这是毕奇的一大创造。1936年，因为经济萧条，书店经营困难，毕奇考虑关门歇业。纪德得知后立即号召200个朋友，每人出200法郎充当会费，帮书店渡过难关。作家们轮流在书店朗读他们尚未出版的作品，吸引了许多读者，书店逐渐恢复元气。海明威也是书店的常客，并与毕奇结下深厚友谊。二战爆发，德军入城，毕奇因拒绝将书卖给纳粹军官，被送入集中营。巴黎光复前，毕奇出狱了。1944年8月26日，一辆吉普车停在书店门口，海明威冲下来一把抱住了毕奇并热吻她。海明威问她还有什么需要做，毕奇就请他解决仍在剧院街屋顶放冷枪的纳粹狙击手。海明威立即招呼几个士兵上楼干掉了纳粹狙击手，然后开车走掉了，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饭店的酒窖。就这样，巴黎光复了。但是，心灰意冷的毕奇没有再把书店经营下去。20年后，她把这个传奇的名字交托给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 据说是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后裔。惠特曼也是个极具头脑的文化商人，他接手后的书店亦是群贤毕至，名闻遐迩，算是没有辜负毕奇的心愿。像“莎士比亚”这样以伟大读者的传奇而闻名的书店，在整个世界书业史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家了。
1953年，美国诗人费林盖蒂（Lawrene Ferlinghetti）和彼得・马丁（Peter Martin）在旧金山开设了全美第一家专门出售平装书的书店“城市之光”，书店的名字来源于查理・卓别林（Charles Spencer）的电影《城市之光》。那时，“垮掉的一代”文化运动方兴未艾，费林盖蒂也热情投入其中。“城市之光”书店下属的出版社在1956年出版了艾伦・?金斯堡（Allen Gnsberg）的诗集《嚎叫》。随后，又推出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尼尔?卡塞迪（Neal Cassady）等人的代表作，掀起“垮掉的一代”文化运动的高潮。费林盖蒂从一开始就为书店树立了独立、反叛和反主流文化的姿态，在书界独树一帜。1957年，费林盖蒂因出版《嚎叫》被当局逮捕。最终，法官出人意料地宣布他无罪释放，理由是《嚎叫》一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一历史性判决还使得D.H.劳伦斯、亨利・米勒（Henry Miller）以及威廉・巴勒斯等作家的作品在美国解禁。半个世纪以来，“城市之光”书店已经成为先锋文学的圣地。如今，费林盖蒂和他的书店仍在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以大型连锁书店和网上书店为代表的当代图书消费方式苦苦抗争着。费林盖蒂一直坚持不一定卖世界上最畅销的书，但一定要卖他们所认为的“本应在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因此，书店上架的每本图书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城市之光”书店作为一个异类能够生存半个多世纪，这至少说明一个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寻找独立的文字和另类的思想。
世界上还有不少著名的书街，那里书店云集，“书虫”涌动，形成特有的文化景观。
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群，就因其悠久的历史和巨大的规模而令全世界的爱书人神往。早在17世纪，塞纳河边的书摊逐渐形成市场。1857年已有68家书摊，45家在左岸，23家在右岸。1865年达到75家，都是流动书摊，书贩携带小书箱在塞纳河岸边摆摊，早出晚归。1892年增加到156家，1900年达到200家。后来，巴黎市政府规定可将书箱架在塞纳河岸的护墙上过夜。1930年，巴黎市政府又规定，两岸固定书摊架在河岸护墙上的书屋都要有同样的尺寸，统一漆成绿色，俗称“绿色车厢”。为了维持旧书摊的这个“旧”字，市政府还规定４个木箱里至少３个是用于古董古籍书刊，另一个可用来销售旅游纪念品。这里总共约有30万种书供读者挑选，平均每个书摊都有1000至1200本书出售。据说，旧书商的经营之道有240多种，他们成立了旧书商会，出版“河岸护墙”简报，还组织颁发“旧书商文学奖”。这些书商并非一般的商人，他们都是对书籍有着非凡感情的人。在塞纳河边摆书摊时间最长的人，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些书商和他们的书摊一样，已经成为塞纳河岸边的靓丽风景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法郎士（France），1844年出生在塞纳河左岸的一个书商家庭，他在《塞纳河的早晨》中写道：“在给景物披上无限温情的淡灰色的清晨，我喜欢从窗口眺望塞纳河和它的两岸。……旧书商把他们的书箱安放在岸边的护墙上。这些善良的精神商人长年累月生活在露天里，任风儿吹拂他们的长衫。经过风雨、霜雪、烟雾和烈日的磨炼，他们变得好像大教堂的古老雕像。”戴望舒求学巴黎时，就经常去塞纳河边逛旧书摊，“你的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那么你就走上须理桥去，倚着桥栏，俯看那满载着古愁并饱和着圣母祠的钟声的，塞纳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后在华灯初上之中，闲步缓缓归去，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Mallarme）说：“世界上存在的每一件东西都会结束于一本书内。”塞纳河两岸的书摊本身就是一本书，一本图文并茂的好书。
英国牛津的宽街，也是一条举世闻名的书店街。《牛津指南》中这样介绍，“宽街是为蛀书虫准备的一场盛宴”。宽街的新书店大都宽敞而富丽堂皇，旧书店则大都狭小而装修古旧，但店中都是书山书海。宽街是全英最大的书店街，已经成为牛津的旅游名胜点之一。这里有牛津最出名的布莱克韦尔书店。冬天的书店里炉火闪烁，让人倍感温暖。墙上的一块牌子醒目地写明了读者在店里的基本权利：搜索的权利。也就是说，任何读者都可以在这里翻找上好几个小时，然后什么也不买地扬长而去。这家店有将近25万种图书，据说，就没有布莱克韦尔书店找不到的书，除非它根本不存在。
在日本东京也有一条驰名世界的神田书店街，几十家书店排列在街道的两侧，气势恢弘。旅日学者李长声的《日下书》中就专有一章《旧书店风景》介绍神田书店街，并配有十多张书店的照片。书街上有一家书店叫内山书店，不知道与当年同鲁迅先生颇有交情的内山完造开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有没有什么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