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戏_什么雾弥漫
时间：2019-02-04 04:41: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秧歌戏是定州人最为普及、也最为骄傲的艺术特产之一。2006年定州秧歌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 据考证，秧歌戏――这种广泛流传于冀中平原的艺术形式，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它的形成和传播与大文豪苏东坡有着直接的关联。
北宋年间，在定州做知州的苏东坡到乡下巡视，听到农夫们边插秧边随口哼唱：“蚊子咬哇蚂鳖钻，挠洼苦哇插秧难，眼看水荒变成了米粮川。唱不尽的插秧歌，心里喜滋滋的甜……”生动质朴、活泼俏皮的民间小曲，触发了苏东坡的灵感。于是他将在民间普遍传唱的插秧曲调稍事修改，整理成“稻秧歌”，并将插秧时的分撮、插苗、擦汗、甩袖以及收割时的挥镰、扎捆等动作演化成舞姿贯穿其中，使秧歌成为了当地百姓自娱自乐的文娱活动。“水上白鹤惊飞处，稻禾千里尽秧歌”，这两句流传至今、再现了当年诗一般田园景象的秧歌词句，人们推测很可能就是苏东坡所为。
到达定州的第一天，我们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市文体局的胡同成科长，就是他负责将定州秧歌成功申报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胡同成爽快地答应了带领我们去看久负盛名的秧歌戏，当下就与熟悉的，也是眼下最活跃的一个剧团联系。电话里传来了铿锵的锣鼓声，一个粗声大嗓的人满口答应：过来吧，俺们正在皇宫成演出呢。
听胡同成介绍，这人叫孙二刚。前几天，有两名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跟着他们剧团听了好几天的戏。
晚上，胡同成来了电话，“孙二刚那里情况有变，明天换一个剧团，保证让你们不虚此行。”
红白事上的秧歌戏
第二天早上，我们迎来了一场罕见的浓雾。在天地之间苍茫一片的浓雾中，我们穿过了熙熙攘攘长达三里的乡村集市，穿过了元曲大家关汉卿的故乡。
车子在雾海中行进了一个小时，终于听到了高音喇叭里传来的锣鼓声响。
在一个小村庄北口的一条胡同里，搭建着一个简陋的戏台子。一块黄色帷布悬挂在台的后面，一块紫色的大布篷成了临时舞台的顶棚。右边贴墙根有五六个乐手一板一眼地敲打吹奏着，两名女角一老一少正唱得起劲。舞台的中央摆放着一张圆桌，上面放着一摞大碗，看来是为了方便演员们的随时所需。乡间舞台上的这番随意，也显露出乡里乡亲的温情。
撩开帷幕，径直走到台后，一辆蓝色的农用三马子停在不远处，车上两个戏装箱敞开着盖子，箱帮上零散地搭着几件衣裳，一面小小的圆镜子戳在箱子边，这就是演员们化妆更衣的地方。
今天演出的剧目是秧歌戏中最负盛名的《安儿送米》。据说这戏最初是知州苏东坡根据一件真实的事情所写，大意是安儿母亲遭受婆婆的虐待，被赶到村外的破砖窑居住，安儿偷偷给母亲送米，费尽心思劝说奶奶，终于使婆媳和睦，阖家团圆。
因为秧歌戏的唱词、念白均以定州方言为主，戏文浅显易懂，生活气息浓厚，自然有很高的人气，尽管是寒冬腊月的露天，依然聚集了不少的观众。
史料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定州出现了第一个秧歌戏剧演出班子，艺人们肩挑戏箱，走村串户，演出以民间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小段子。到民国十五年前后，定州陆续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秧歌名角，戏班子也有了完整的剧目。新中国成立后，定州曾经有过名声显赫的专业剧团，进首都，下山西，活跃得很。后来因为经费的原因，专业剧团解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活跃于乡间的十来个民间戏班子。这些戏班子规模都不算大，演员也很难像早年的艺人那样成为被观众追逐的名角，但他们的专业水准还是不可小觑。就说眼前这个戏班子，唱青衣的台柱子薛慧卿，就刚刚获得河北省小梅花奖。对秧歌很有研究的胡同成评价旁边那个拉弦的，也正经拉得不错哩。
走下台的薛慧卿看见了胡同成，笑盈盈地前来搭话。显然，常年深入基层，潜心整理挖掘民间艺术的胡同成与大家很熟。
我们向薛慧卿他们告辞，走出了村子，回头看见被妇女们簇拥着的薛慧卿笑意正浓。能够拥有观众，能够被人邀请，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该是最大的满足了。
每年秧歌最盛的时候是在旧历新年。此时正当严冬已过，天气渐暖，新春开始的时候。农民无不高兴鼓舞呈一种所谓家家欢乐过新年的现象。大半的村庄都要在正月内演一次秧歌。此外各种庙会或节日，亦多演唱秧歌助兴，演唱一次普通一连唱四日，最少三日，亦有长至十日者。请秧歌会的十几个人演唱，每日约需用费十元左右。亦有极少数村庄不请秧歌会而自己临时组织一班人员演唱。无论何人演唱，一切费用都由村中供给，按地亩之多寡挨户均摊，不能出现款者亦可以米面等食品替代。
秧歌不但是定县一般人最高兴的，最普遍的消遣，尤其妇女户外不易多得的娱乐。演唱秧歌的村庄的住户大半藉此机会请他们外村的女亲戚，特别是姑奶奶、外孙、外孙女等人，来村里家中住几天，款待他们。因此演唱秧歌也是给予亲戚来往的一个机会。
我们亲自看了几次秧歌，并没理会什么了不得的不良影响，不一定比城市内的大戏、小戏或莲花落等显得坏。只是朴实的农民总以为关乎男女爱情的表演就是坏的。对于秧歌的判断，也不过就是这种中国旧礼教的观念。可是官府曾禁止过他们演唱，而他们毫不介意，一到年节仍是大唱而特唱。这是表明他们在一种极为单调的生活里需要一些娱乐。秧歌是满足这种欲望的。若能把现在已有的秧歌改良一下，可以成为很好的一种社会式教育。
――摘自著名社会学家李景汉1932年对定州社会调查之《乡村娱乐》
张占元：
国家命名的秧歌传人
胡同成要领我们去见被国家命名的定州秧歌传人张占元。
张占元住在东亭村，出了定州城向东，大概有二十多里的样子。
在家等候的张占元，听见动静迎了出来。精瘦的他，个子不高，头发梳理得极为整齐，身上留有明显的梨园印痕。
没说上几句寒暄的话，张占元就扭身撩开身后的布帘，让我们看他这几年来整理的关于秧歌的资料。靠墙的老式柜子上整齐地码放了一溜盛袋奶的纸箱子，纸箱里面装满了一打打稿纸装订的册子，那就是张占元书写的《定州秧歌的音乐、板式、唱腔》、《定州秧歌回忆录》的手稿，还包括张占元多年来的日记，以及整理出的42出传统的剧目。
近70岁的张占元，1956年加入定州秧歌剧团，是净行演员。因为细心，又爱钻研，很快成为了团里的编剧、导演。后来剧团解散了，没有了工资的张占元曾经与别人搭班走街串巷地演出过，也曾应邀为邻县的一些学戏的孩子做些辅导。这几年守着清贫闷头写作成为了他唯一的生活方式，“能够把自己掌握的百八十段曲目，以秧歌联唱的形式都整理出来，就是我最大的精神寄托。”
环视张占元简陋的房子，只有迎门的一个老迎门柜还算是件像样的家具，张占元说那是母亲的陪嫁，怎么着也有百余年的历史吧。
让老屋焕发光彩的是三个装满相片的镜框，它们承载着张占元那一代秧歌艺人的追求与荣耀：1964年在北京后海前街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专家们的合影，中国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前来实践时的合影，参加各类汇演的剧照，与辅导班的学生们的合影，还有他的舞台照，定妆照……
回忆定州秧歌的火红年代，张占元的脸上荡漾出幸福与自豪的表情：
“1959年我们剧团最火，出了省，在阳泉一天演四场，场场爆满。那是整整一个月，剧团的演员达到七十多人，多大的规模！多热烈的场面！现在想起来还激动的不行呢。”
孙丽敏：
发誓为秧歌立传的人
东留春，那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乡名，那里出了一个秧歌痴，名叫孙丽敏。
胡同成与孙丽敏电话联系时，特意笑着嘱咐：打扮漂亮点儿。然后告诉我们，孙丽敏曾经是个民办教师，因为出了车祸， 便在家里闲居。孙丽敏有一句经常挂在口头上的经典：我因秧歌而生，秧歌因我而幸。
好大的口气！
见到孙丽敏后，才感觉这样的“狂话”，出自她的口中，倒也不觉有什么过份和不妥了。
从小就着迷秧歌的孙丽敏，至今收藏着一块巴掌大的报纸，那是十几年前《定州日报》的一条几百字的关于定州秧歌的报道，也是孙丽敏发誓为秧歌作传时，手头所掌握的唯一资料。
“我听见别人说，一个叫欧达伟的美国人，在美国读了一本关于定州秧歌的书，就定下了他的论文课题，两次跑到定州进行田野采风，搜集秧歌的资料，又是录音，又是录像，一住就是一二十天，还认老艺人宋文川干爹。我是定州人，也想为定州秧歌做点什么，这不就是跟给自己干事一样吗？自从我出了车祸，不能干教师了，就开始了四处收集资料。我精神头可大了，坐着汽车多远都敢跑。前后访问了上百号子人。”
孙丽敏手头有一张定州地图，她给我们指点着她跑过的那些地方。一个没有经济来源，腿脚又有残疾的年轻女性，闯政府，串乡村，寻访当年红极一时的名艺人的遗踪，搜集散落在乡间的一切有价值的资料，可以想象那该是怎样地艰难。
孙丽敏所提的宋文川是定州秧歌的一代名角，过去曾流传：“拆了房卖了砖，也要看看宋文川”的顺口溜。当得知宋文川去世的消息后，原本并不相识的孙丽敏跑到那个村子去吊唁。宋文川的老伴拿出欧达伟从海外寄来的信，坐在土炕上的孙丽敏念着：现在我和我的夫人拉上了窗帘，打开录像机，坐在地毯上，再一次开始欣赏你们那些美妙的秧歌……�
“我都没见过宋文川，怀念什么？可我的心里难受呦。再不抢救秧歌就什么也没有了。跟你们说，生意上我从来也没有快乐过，只有在书桌上写那些长短句时，才是快乐的。”
现在，孙丽敏在村子里开着一个小饭馆。那天正逢集日，她的母亲、姐姐以及当民办教师时的同事都赶过来帮忙。
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造访，肯定会给他们增添一些麻烦。我们向孙丽敏表示，你接着忙你的，把她请回到厨房。没想到孙丽敏说得真干脆：“你们不来我也不干，别看我开饭馆，我可从来不下厨房，什么饭也不会做。”
三十五六岁的孙丽敏刚刚结婚不久，丈夫孙建英是内蒙人，一直在邻近的安国县打工，做的就是餐饮。为人厚道、性情腼腆的男小孙，比起快人快语的女小孙，真的插不上话，除了忙活灶台上的事情，就是笑眯眯地拎着水壶为我们添水。
我们提出看看孙丽敏几年前就开始写作的书稿，她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一搭半尺多厚的书稿，从桌子下面抽了出来。40万字80章回的《定州秧歌演义》，我们只是粗粗地浏览了一下各个章回的标题，还蛮有意思，那语气很符合孙丽敏的豪爽性格。倾注了小孙多年心血的手稿，捧在手上还真是沉甸甸地。
孙丽敏有了一个安稳幸福的家庭，但是她更渴望有一个创作的氛围。看得出孙丽敏因为我们的造访特别兴奋，很容易情绪波动的孙丽敏需要一种志同道合般的援助，她的内心其实有些孤独。
几位村级秧歌演员
孙丽敏居住的村子名叫大王耨，那是个兴盛秧歌的村庄。那里有句民谣：大王耨村两头翘，大人小孩秧歌调。
孙丽敏对秧歌的痴迷，现在想起来肯定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她的母亲张胜果就曾经是村剧社的成员。一直静静坐在旁边听我们聊天的张妈妈，在我们强烈的要求下，毫无扭捏地站立起来，清清喉咙，拉开架式，大方地唱了起来。这一唱确实让我们吃惊不小。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唱哪一出，但小生的腔调、架势十分在行，一招一式也有板有眼，哪里像是已经四十几年不唱的样子。
70岁的张妈妈看出我们是真心喜欢，便答应再去招呼几个老一辈会唱秧歌的人来。
不一会儿，82岁的张套庄赶到了，他曾是有名的旦角，有个绰号叫“盖文川”。早年考上了县剧团，因为要拖家带口，只好作罢。
第二个来到的是65岁的王同栓，头箍白毛巾，唱的是花旦。“我记得我是13岁上开始唱的秧歌。”
有些美髯公味道的张金宝是第三个赶到的，他是孙丽敏的舅舅，74岁，唱花脸，那形象很有些水泊梁山上的好汉花和尚鲁智深的模样。
75岁的刘彦卿主攻彩旦，最后一个到场，还是习惯兰花指，扭腰甩胯的旦角身段。
没有伴奏，只能清唱。张金宝挺遗憾的：你知道不，秧歌也叫大锣腔，没别的家伙都行，惟独缺了大锣，唱起来可就没有那个味咧。
按照摄影师的要求，五位老人分别根据自己的角色摆起了姿势，然后每人唱上一段。这般动静，让小饭馆里吃饭的客人也坐不住了，跑出来看热闹。毕竟年事已高，但那股认真的劲头，还是让人感受到他们从骨子里对秧歌的爱恋。
“1955年，在定州城开元寺塔下，我们村的戏班子连唱了八天，群众那个欢迎呦。”没演多长时间秧歌就出嫁了的张胜果，此刻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我老头是敲鼓的。那时候，我们到邻县演出还卖票呢。藁城的一个台口唱了半个月。在辛集旧城一唱唱了好几个月。从正月里开始唱，一直唱到二三月。”
临别时，唱花脸的张金宝跟着走出好远，避开人，拽住我们低声地说：“我肚子里装着七八十出老戏，全本三十场戏到不了头。我想教给年轻人，你们知道谁想学，别忘了对我言语声儿。”
胡同成也有一个心愿
由于为定州秧歌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十多岁的胡同成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他说这辈子走过很多地方，也从事过不少职业，可以说这次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一生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情。
坐在车上，胡同成一路都在向我们介绍定州秧歌的基本情况：定州秧歌的剧目内容可划分为爱情类、节孝类、夫妻关系类、公堂告状类、贞操类、公案类、滑稽类、杂类。秧歌的戏文浅显易懂，明白如话，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浓厚，擅于表演反映农民生活的家庭戏，所以很有群众基础。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贫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州推广平民教育时，曾经出版过《定州秧歌集》。由于晏阳初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所以定州本土的这个戏种在国际上也有了相应的影响。这些年来，不断有一些海内外的学者前来进行专项考察。
不过，随着定州秧歌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变革，一些传统民俗日益淡化，农村庙会唱戏的传统不再坚持，丧事从简，都使演出机会逐渐减少。定州秧歌长期以来，以口传心授为传承方式，著名老艺人相继谢世，演出挑大梁的演员匮乏，且年龄偏大，艺术水准也开始有些下降。又因为经济原因，愿意学习秧歌艺术的年轻人很少，秧歌后继是否有人，将是一个大问题。
作为管理文化的干部，胡同成开始透露心愿，特别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成立一个学校，不要多，每期招收30人，为期两年，连招三届，这样就可以保证定州秧歌50年内不断档。
编辑/林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