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从基本否定到基本肯定再到承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这三个阶段。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坚持与发展的结合上提出和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知识准备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知识、西方文化知识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了解。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　西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认识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4-0005-0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先后经历了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否定到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再到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新形态的曲折过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思潮，“提出的一些范畴、观点与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特别是中国理论界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现象”。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系到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一、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是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的消极性和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着重揭露“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张扬主体性和总体性方法，诉诸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宣示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对物质、自然界的客观性的片面理解，对自然辩证法、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根基，也在哲学上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
　　卢卡奇、柯尔施都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定影响的理论家，他们的理论倾向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和苏联理论家们的关注。在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点名批评他们两人，指出：“在意大利，格拉齐阿德伊(A.Graziadei)同志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他的一些原先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写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这里不能不受到惩罚。当匈牙利的捷，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内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容忍……在德国党内，我们遇到同样的一派。格拉齐阿德伊是教授，柯尔施也是教授。(有人插话：卢卡奇也是教授!)要是再来几个这样的教授，炮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会坏事。我们在我们的共产国际里不能够不加惩罚地容忍这样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当时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德波林(A.M.Deborln)也参与了对卢卡奇、柯尔施的批判，指出他们的这种离开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在我们这个由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发现而令人惊叹的时代，每个新的发现都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有些最大的物理学家开始有意识地采取辩证法的观点，尽管还不充分了解他们所运用的词句。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出现了一股已经日益明显的逆流，他们作为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者，否定自然界的辩证法(我们首先是指卢卡奇而言)。”由于多次受到严厉批评，卢卡奇自嘲式地认为自己在公众场合成了“一座修正主义的纪念碑”。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从一开始出现就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这种认识和评价影响了我国学者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认识。
　　我国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接触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受传统思维和认识的影响，多数学者当时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小资产阶级激进思潮。徐崇温先生是我国最早开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1978年他在《国外社会科学》上发表了《关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和观点综述》一文，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认为它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股修正主义思潮。这是最早公开发表并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982年，徐崇温先生出版了第一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专著《“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部著作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及其观点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价，认为“从大体上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其中还包含有相当的无政府主义成分。”该书强调，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在西方，但它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性概念，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出来的一种激进思潮。它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它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计，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这是徐崇温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作出的评价。当然他也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分析和对西方革命途径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赞许了其对苏联模式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提供了西方一代左翼激进主义者思考解决有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的极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而且包含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借鉴和参考的东西。这一时期与徐崇温先生持相同见解的学者较多，他们一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违背，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用唯心主义和西方社会学说的某些精神改造和扭曲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潮。如有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资产阶级所要求的那一套”，“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制造了许多混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莫衷一是的东西，其结果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2002年，署名“马理文”的作者发表文章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映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世界观和左翼的激进主义”，“形象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颗寄生于马克思主义身上的、异味的理论果实。”这一阶段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基本否定的态度。
　　2、把它看作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这是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我国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认识上发生争论比较多的时期，出现了要求改变过去那种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纯粹否定态度的呼声。
　　杜章智、张本两位先生的观点具有代表性。杜章智先生从概念人手对徐崇温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徐崇温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借鉴了安德森的概念，而带着这个框框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发展的现实，主张“除了对一些明显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外，我们不要轻易给它们扣上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或贴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标签，不妨把它们统统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看待。”针对杜章智先生的主张，徐崇温先生指出，对于一种思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须根据它是不是用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观察问题和作出判断，“就思潮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张本先生在发表的与徐崇温先生商榷的文章中认为，理论结合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西方国家创造性地发展具有本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说西方存在另一种马克思主义。㈣宫敬才认为，判断一种理论在性质上是否为马克思主义是有特定标准的。即它是否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对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探索和说明并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徐崇温同志把葛兰西、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判定为‘在性质上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张翼星先生从其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的角度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主流和基干，“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支流和侧面，我们不应当把它简单地排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他反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看作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东、西方的应用和发展，必然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由此而出现的各种政治、哲学观点，也会形成不同的发展线索和派别。这应当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合乎规律的历史现象。”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妨把它看作主要在西方出现的、以反传统观念为特点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至于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各个派别和代表人物的性质、归属和功过、是非问题，应当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价。”衣俊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持相似的态度，认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同当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交汇和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的结果。不应当在研究这些流派的具体内容之前就把它们当作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应仅仅因为它们同当代其他理论学说交汇就简单地将它们判定为非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阶段，我国学者逐渐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一源”发展中形成的“多流”中一个具体流派，尽管它可能不是主流，但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逆流。“一源多流”说，是国内研究者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形成的一种代表性看法，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认识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3、把它看作具有独特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发展的形态。这是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与研究开始退潮。但这只是暂时的，从90年代后期开始，国内学术界很快开启了新一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进一步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研究引向深入，这一阶段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代表性观点是把它看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中的独立形态，具有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
　　针对徐崇温先生《“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和性质界定，王雨辰主张应立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来研究、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当代西方具体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西方革命实践的一种探索。它既反映了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及其党内理论家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也反映了西方进步学者明确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消极方面，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概念、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寻求西方人自由、解放之路。因此，“决不能像徐崇温先生那样先入为主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论述”。同时，他还主张列宁哲学(包括毛泽东哲学)是经受了实践检验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的补充，不能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异端”。针对王雨辰的看法，徐崇温先生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这两者不加分析地混合到其某种带形容词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去，却正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衷主义，它只能导致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转向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结果”，这种混合同时“所导致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统一和切合各国各地不同具体情况的多样化发展，而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真理多元化”。旧争论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徐崇温先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路线上是根本对立的，王雨辰则认为把两者对立起来“缺乏根据”；徐崇温先生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用现代西方的某个唯心主义流派的精神解释、发挥、结合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王雨辰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哲学存在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不能被简单地说成是用唯心主义融合马克思主义。
　　段忠桥撰文指出，在徐崇温那里，列宁主义被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通常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原本意义的理解，指马克思本人(包括恩格斯)的理论；另一种是引申意义的理解，指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人们从原本马克思主义出发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提出的新理论。徐崇温先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作为拒绝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理由，那就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指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但列宁主义只是一种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们都同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继承关系；第二，它们都提出了与原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新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具有这两个特征，因此，“我们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才能把这一研究推向深入。”㈣对于段忠桥的观点，徐崇温先生进行了反驳，特别是不同意段忠桥提出的关于判断“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标准：是否符合“引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徐崇温先生提出的标准是：是否根据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陈学明在有关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的文章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同时也突出显现了其自身的理论深 度和时代价值。陈学明还谈到，30年来他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是改变了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只与带引号的“左”相联系的“激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开始将其看作代表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截然有别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路向。它是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中的一种思潮和流派，是各种各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中的其中一种解释和研究，它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研究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价值。
　　总的看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认识，经历的是由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再到具有独特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发展的形态的发展过程。这反映了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变化的实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几个相关问题
　　
　　对我国学者30年来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回顾与评价，涉及到作为这种研究的前提的几个理论问题。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种真实存在。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上所发生的争论，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性。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种真实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它不是一种真实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争论意义。大凡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实存在的学者，其根据都是“组织学”的，即认为一是西方学者中没有人自称自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其实是研究者对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状况的误读。而我们则认为，无论是被柯尔施、梅洛一庞蒂还是被安德森指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一种真实存在。它是西方国家存在过的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的激进理论思潮和流派。这种思潮有其特定的代表人物、著作，有具体的流派和特定的理论倾向、理论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很少或几乎没有直接地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以不同形式表现其对马克思主义或是认同与坚持，或是解构与重构，或是批判与拒斥的趋向和态度是存在的；西方学术界那种从某种当代西方哲学或思潮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定倾向与特征是存在的：既区别于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系，又区别于列宁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及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理论传统”也凸显出来。不管我们根据其理论表现得出怎样的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结论，怎样说明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种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定理论思潮或流派是存在的。
　　2、怎样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一方面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终结，另一方面，由于它只是西方国家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定流派，并不代表、反映这些国家、地区马克思主义存在与发展状况的全部，更不能全面反映我国之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状况，所以有学者主张要全景式地了解和说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把今天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认为，在实现这个重点转移的时候，一定不能轻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原本马克思主义，也不包括“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它是其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可以说，不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不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直接说来，是一个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或其个别流派、人物、著作、观点是否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根本说来，则是一个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经验和规律的认识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的曲折变化，记录了学者们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变化。它表明：(1)当学者们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可以被看作为马克思主义解释与发展中的一定形态这个问题时，不管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只要承认问题的真实性，就意味着学者们接受并坚持了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质一元而表现和发展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观。(2)这种本质一元和表现与发展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观确立了对于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人物、著作、观点是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评价原则，就会使我们在确定是否把一定的流派、人物、著作、观点驱除出马克思主义之外时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警惕“唯我独马”的惯性思维对我们的认识与判断的干扰。但是，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任何其他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都不能回避其整体或部分(具体的流派、任务、著作和观点)是否为马克思主义的判断，而要进行这种判断，只有马克思主义本质一元与表现和发展形式多样这样的一般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运用确定的理论标准和实践标准作出具体的判断。这个理论标准学者们可能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说来应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承认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其确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和怎样运用它，归根结底是个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观问题。(3)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有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如果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观上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一元与表现和发展形式多样区分开来，就不能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能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从而陷入或是“单线的”或是“直线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单线论”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主流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片面认识，而把非主流、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传统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外。这是“唯我独马”的片面马克思主义史观。“直线论”的马克思主义史观否定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曲折性，把马克思主义总的向前的发展趋势，简单地当作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过程的情况判断，其结果就有可能因发展中一定错误和曲折的发生而把一定国家、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把一部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解为只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是不存在的。一些学者反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其基础不外是“单线论”和“直线论”的马克思主义观或马克思主义史观。
　　3、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评价的变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思想解放的结果。上述关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的“三个阶段”的变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我们这种认识的发展，从而被看作思想解放的结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国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 上的变化与发展深深植根于党的十一厢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实践。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使人们打开了视野，开始密切关注和科学对待国外学术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评价上，表现为一个逐步开放和更加客观的发展过程。
　　
　　三、几点重要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认识发展的过程与经验。给予了我们重要的启示。
　　1、必须从“两个结合”的角度提出和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思潮和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即它的性质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问题的提出是合理的，实质则在于我们怎样提出和回答这个问题。对此，“两个结合”是一条正确的路径。
　　(1)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结合上提出和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评价，我们过去偏重于其理论的方面，而忽略其实践的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提出问题和说明问题是关照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的，其个别人物并且也是投身于这种实践的。但是，总体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脱离实践的，它不是或没有成为改变现实世界的现实运动和力量。就此而言，即使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从实践看，它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完整的和彻底的。
　　(2)坚持与发展的结合。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的统一中提出和回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的统一。过去，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与评价，关注其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坚持的方面多，关注其是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面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经验证明，离开发展的坚持，其结果往往是教条主义；而离开坚持的发展，其结果往往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传统解释，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批评得多，所以较多学者一度把它看作一种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理论思潮。而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则似乎存在一种忽略其对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方面，误判和夸大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方面。缺乏对其必要的批评，从而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片面性。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式应成为我们认识与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论原则。
　　2、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非主流思潮。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是以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身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过去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没有明确区别开，把“异端”往往当作敌人。这是应该改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非主流思潮或非主要流派，归根结底，它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我们可以从主流观念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但不能由此否认“异端”的客观性，更不主张对其采取敌视态度，而是要与其开展积极的对话、交流，吸收其积极的思想成果，对其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的理论、观点，则进行科学的批判。
　　3、首要的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全面深入的了解。我们在倡导以科学的批判的态度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要提出一个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建设”问题。这方面近几年来学者们作出了较大努力，有大量的该方面的著作被介绍进来，有多个版本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但这还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方面的翻译著作，而必须扩大阅读面，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流派、每一人物的著作、文献，否则我们就很难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认识与评价。目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我们的批判力度问题，而是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全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够全面、深入的问题。许多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其个别流派、个别人物和个别著作的研究上。我们认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知识：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知识；二是西方文化知识，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的知识，还包括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了解；三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了解。没有这样的知识基础，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作出的任何结论就缺乏可靠性。而解决这三个方面知识的不足，尤其是第三个方面知识的不足，目前对于我们来说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责任编辑：罗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