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哄客：聒噪的大众文化|聒噪
时间：2019-02-06 04:34: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者简介：著名文化批评家，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等。 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心中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民权、宪政和社会改革，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撑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
互联网上的“道德哄客”
一个化名“铜须”的男人，突然成为互联网最吸引眼球的人物。2006年4月13日，在“猫扑网”旗下《魔兽世界中国》论坛，一位悲情丈夫声称自己的妻子幽月儿有了外遇，并且公布了妻子和情人长达五千字的MSN对话，慷慨激昂地痛斥与妻子有染的小人物“铜须”，随后，数百人在未经事实验证的前提下，轻率地加入网络攻击的战团，其中有人建议“以键盘为武器砍下奸夫的头，献给那位丈夫做祭品”，天涯网站也贴出《江湖追杀令》，发布“铜须”的照片和视频，“呼吁广大机关、企业、公司、学校、医院、商场、公路、铁路、机场、中介、物流、认证，对**及其同伴甚至所在大学进行抵制。不招聘、不录用、不接纳、不认可、不承认、不理睬、不合作。在他做出彻底的、令大众可信的悔改行为之前，不能对他表示认同。”
在短短数天之内，这支“哄客游击队”发展到了数万人之多。人们搜出“铜须”的真实身份和地址，用各种方式羞辱其尊严，把他逼出大学校园，甚至迫使其家人不敢出门和接听电话，令当事人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为了平息事端，“铜须”用长达六分钟的视频来否认桃色事件，而那位“受害者”丈夫，也承认对其妻子红杏出墙的说法多有不实之处，从而请求网民取消追杀，却都无法平息这场惊天动地的骚乱。
中国拥有悠久的道德民兵传统。只要查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将所谓通奸男女游街示众，甚至动用私刑加以杀害，乃是中国道德审判的基本样式。2005年6月，一群在温州打工的贵州民工，为“惩罚”族内通奸者，居然动用“家法”和“私刑”，将“男犯”乱刀砍死。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四九社会主义运动”和“八六新启蒙运动”的反复清洗，旧伦理竟然继续保持着鲁迅所描述的“吃人”本性，重写了21世纪中国伦理史的黑暗一页。
民众利用互联网获得了话语权，这是一个值得欢呼的伟大事件。上亿网民的加入，为中国公共言论平台的建构，奠定了强大的算术基础。但点击率基数不仅是一种数字游戏，而且意味着这种广阔的哄客意志，正在成为影响转型社会的微妙力量。
然而，婚外恋是情感（生活）的再选择问题，其中包含大量外人难以分辨的暧昧是非，只能由相关各方依据良知和法律自行协调解决，任何来自外部的民兵式的粗暴干预，包括简单生硬的“道德罪”定性，都可能构成对平民个人权利、名誉和自由的侵害。只有那些克林顿式的政客，才需要承担特殊的伦理义务并接受公民监督。这是先进社会的伦理公约，也是衡量各国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而“受害人”公布“疑犯”的个人隐私并煽动社会仇恨，更是对现代民法的直接触犯。
被追杀者的“恶劣态度”，据说是点燃网民怒火的最大根源，而只要回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以态度入罪，曾是中国司法的一大特色。文革期间到处张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以后延伸为审讯室的主要标识。基于所谓“态度罪”的违宪和违法，随着法制理念的更新，这种审案方式已被公安司法系统所置弃，但它却在某些哄客身上得到了传承。毫无疑问，哄客并未掌握最新的法理工具，而是握住了一件生锈的专制主义兵器。
把章子怡出演艺妓事件、虐猫事件和铜须事件当作网络民主的正义表达，更是一种常识性的谬误。民主必须以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为逻辑前提，而每个人的自由，又必须建立在不侵害他人自由的基础上，这种连锁逻辑，才是建构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石。任何剥夺个人自由的民主，都是非正义的民主，并且必然会制造出民主的敌人。文革就是“大民主”的反面例证，它向我们发出了沉痛的历史告诫：没有自由和宪政的民主，只能戕害人权，引发大规模的专制主义灾难。
少数中国哄客也激烈反对海外媒体的批评。这种对国际舆论的畏惧，正是狭隘民族主义的情感反应。有哄客宣称，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道德标准，这跟在人权问题上强调“民族特点”，其逻辑如出一辙。既然我们坚信人性和人权是普世的，那么衡量人性的伦理标准，就应当是全人类和全球化的。建立这种普世的价值理念，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前提。
我们既要坚定地捍卫匿名制和网络言路自由，又必须指明互联网言论的偏差，以确保这种自由不会被人以“恶弊”的名义收回。是的，愤怒、宣泄、力比多的转移、以及在道德崩溃状态下对维系道德的无限渴望，这些都已成为附加于互联网的美妙功能。对于这种临时的、过渡的、转型期的哄客心态，理应给予必要的理解。我甚至认为，互联网作为超级诊疗室的功能，必须长期保留下去。但我心中还是满含着这样一种企望：哄客的社会关注焦点，应从小人物的道德事端上移开，投向更为重要的领域，对民权、宪政和社会改革，理性地喊出自己的宏大声音。而这才是撑起未来中国的正确支点。
被征用的肉身叙事
继卫慧、九丹、木子美、竹影青瞳、赵凝和芙蓉姐姐之后，身体叙事的主流正在不断派生出各种新的流派。从“宝贝派”、“日记派”、“裸身派”和“巨胸派”到“菊花姐姐”单手创立的“蝴蝶派”，引发了公众的哄堂大笑。后者用呼啦圈道具所作的蝶化表演，是一个精妙的象征，隐喻着下列坚硬的事实:大众从历史的坚硬茧子里脱颖而出，成为数码乌托邦的主宰。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无名的女人究竟凭藉什么来获得公众的关注，或者说，她依靠怎样的叙事策略才能呈现和推广自身。在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每个人都从互联网广场中获得了叫喊的权力，但这种新的资讯自由反而限定了人的机遇，这就是所谓“广场效应”：个人的声音被四周无数民众的叫喊所吞没。互联网广场的无限契机，扼杀了人的尊严和名声，迫使其下降为一个细小无名的生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涌现了芙蓉姐姐们的身影。她们的身体叫喊响彻云霄。她们是利用肉身叙事来获得“时代最强音”的赢家。她们涂改和推翻“羞耻指数”的不屈努力，也改变了名利场的权力结构。
这似乎就是所谓女权主义的一个逻辑起点。即利用肉身优势来获得有关名望的社会权力。她们的反叛性叙事充满了道德危险，她们裸身行走在高高的话语钢丝上，孤身挑战着数量庞大的传统社群，藉此从男权垄断的领域作惊世骇俗的一跃。在我看来，木子美的肉身叙事起初不过是某种低俗的露阴游戏，以满足公众的偷窥欲望，而后却被男性公众逼成了一场女权主义的激战。
女权主义的逻辑与意识形态的反叛密切相关。我们看到，作为前DJ的棉棉已经从都市边缘发出了咄咄逼人的色语挑战，而京城的春树们则企图把这种权力向青春地带拓展。尽管这幅反叛图画上时常叠印着书商们的笑容，但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那样，她们的行为还毕竟预示着一场广泛的性叛乱，它不仅要散布青春期的迷狂气息，而且也在谋求情欲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
欧洲中世纪的女巫，曾经为娱乐群众的广场狂欢，提供了大量令人惊骇的题材。她们是有神秘污点的女人，性感、风骚、充满邪恶的魅力，由此沦为教士与群众进行宗教性施虐的对象，令后者在酷刑的暴力中获得性的愉悦。女巫是群众的猎物，而群众则是女巫的猎手，他们观看火刑时发出的笑声，久久回荡于中古的漫长黑夜。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性主题丑角，不过是一些姿色平淡的女人，却比中世纪更加嚣张地冒犯主流价值，并且据此成为互联网群众的搞笑猎物。她们被送上媒体的行刑台接受审判，而在这种情形里，她们只能有两种下场：不是在媒体广场的唾沫中灭亡，就是在唾沫中获得“永生”，成为光芒四射的文化呕像。
性毫无疑问是一种权力，而且是那种人的最基本的权力。2002年发生的陕西乡村医生观看黄碟事件，触发了一次性权力的镇压与营救运动，并导致了性政治的普遍觉醒，它迫使管理当局从原先的执法红线后退，为人性在下半身的解冻腾出了有限空间。
在北京三里屯酒吧街和后海，摇滚歌手、演艺圈人士、吸毒者、文化游客和中产知识分子结成了隐秘的享乐主义联盟，人们品尝着啤酒、咖啡、大麻和叛逆的滋味，并在白昼里重返中产阶级秩序。而在上海的衡山路和茂名南路，上海小资们则在红酒的作用下发出更为纯粹的情欲尖叫，散发出无害的准中产阶级气息。消费时代在解放情欲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社会毒性，令其呈现为与官方稳定性诉求相符的安全面貌。越过长期的意识形态封冻，西方中产阶级正在沿着性解放和性享乐的道路疾行。中国情欲的自我解冻，响应了这一盛大的全球化进程。
但我们已经发现，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种事件能够摆脱市场逻辑之手。身体消费和情欲经济学日益发达，它为卫慧们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市场逻辑坚定地塑造着文化的属性，把它变成资本运作的附庸。只要有出版、演出和传播行为存在，市场主义就不会终止对肉身的征用。市场和国家是征用民间身体的两个头号主顾。正在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市场，其营销策略却充满了低劣、低俗和低智的特征。在肉身叙事甚嚣尘上的年代，高举情色旗帜来制造市场热点和牟取暴利，正是21世纪初叶文化市场的重要特点。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营销策略，反而贬损了图书市场的形象。资本逻辑理应是文化的强大赞助者，最终却沦为文化的危险敌人。
处女膜政治
处女膜作为传统男权伦理的标识，曾在乡村政治体系中发挥过强大功用，而今在道德崩解的当代中国，它再度扮演了语义暧昧的角色。“处女膜经济”发达的年代，处女膜修补技术被普遍运用，成为各类医院展开“身体美容”的核心项目之一，人们籍此打造形形色色的伪处女；与此同时，“圣女贞德”牌的人造膜，正以125元的邮购价在互联网上畅销，它可以更轻易地在性交现场制造“女儿红”的假象。毫无疑问，人造膜满足了男权主义的初夜诉求，从而捍卫了男人对女人的性控制权。在男权日益衰落的时代，这层脆弱的膜体，竟然是男人权力的坚固堡垒。
处女膜的另一令人惊讶的功能，是在各次“处女买淫案”中维系受污辱者的尊严。近年来，河南鹿邑、郸城、新安、固始、四川珙县、辽宁海城、山东东营、湖北随州、陕西泾阳、江苏盐城和南京等地，相继发生所谓“处女买淫”案，被警方指控为“买淫者”的少女，经过法医鉴定，证明处女膜完好无损，由此免遭执法者的蓄意陷害。处女膜显示了有力的人权自卫功能。中国特色的“处女膜法医学”，放射出了不可思议的正义光芒。
这几年发生的事件，令处女膜功能获得再度全新扩展，成为全民道德自救运动的一面亮丽旗帜。一个耐人寻味的事件是，几位女大学生发起了一场旨在“拒绝婚前性行为，净化校园风气”的网上签名活动，同时向国家民政部提交申请，希望成立公益组织“中华青春无瑕女大学生互助协会”。这场名为“青春无瑕，天地宣言”的网上签名活动，据说有千人签名，并且迅速升温，一度成为舆论的最新热点。
无独有偶，上海某大学女子学院，倡导所谓盛世贞操运动，要求女学生联署“不傍大款”的声明。早已被上世纪的“启蒙主义”批得体无完肤的贞操话语，竟然堂而皇之卷土重来，要在脆弱的处女膜上书写壮丽的道德篇章，这是令人震惊的事件。乍一看它很像是一场被旧道德逻辑所掌控的运动，但我们不禁要问，它究竟要向世人证明一些什么？要是延长处女保鲜年份能够增加学习效率，这项“发明”足以申领诺贝尔化学奖，而若要籍此在交友运动中哄抬小女生的身价，这种方式却又过于陈旧。在我看来，它的唯一功能是要向我们展示“处女膜政治”的崭新方向。
所谓“处女膜政治”，就是试图在细小的生物膜体上完成宏大的校园政治表述，也即要把处女膜像牌坊一样树立到伦理败退的前线，从那里重新聚集起溃散的信念；另一方面，情色社会的“处女膜政治”，是政治清白的一种隐喻。贞操运动的主要方向，就是要求青年知识女性（女大学生）退入旧道德的框架，以“处女”自律。“处女膜政治”的核心在于，它竟然要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辨认标记，用以证明全民道德的纯净，并为一个遭受严重污染的社会洗白。
然而，只有傻瓜才会用这种膜片来处理大规模伦理危机。成年女人“失身”完全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恰恰相反，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各种身体解放行为的正面成果之一，而真正的道德危机只能来自人们的内心，也就是来自对宪政、正义、法理、自由、公正、平等、关爱和一切基本人权的漠视与打击。请不要让一小片处女膜遮蔽了我们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