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咖啡馆 [明星咖啡馆:隐形的台湾文艺地标]
时间：2018-12-24 17:06: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台北武昌街一段七号明星咖啡馆,是一个隐形的台湾地标,见证了台湾的变迁。它的历史与台湾人,尤其台湾文人的集体回忆紧密相连。 2009年,明星咖啡馆开业60周年,始创人之一简锦锥出版了一本关于明星历史的书籍《武昌街一段七号》。其实,这家位于台北市武昌街的咖啡馆本身就宛如一本精彩的小说,每个篇章充满人情味,字里行间记载一个大时代的潮起潮落。
明星升起
武昌街七号,在台北著名的娱乐休闲区域“西门町”,“西门町”原为日治时期行政区名,因为位于清朝台北城的西门外,被称为“西门”。
在日治时代,西门町原本还只是一片荒凉,后来日本人决定仿效东京浅草区,在此设立休闲商业区。其中最早的娱乐设施为1897年的台北座、1902年的荣座(现为新万国商场)及1908年的八角堂(西门红楼)。其中武昌街二段是行人徒步区,著名的“电影街”,约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40年代起戏院门庭若市,黄牛票猖獗,光是武昌街二段就有十几家戏院。
日本战败后,荣景也继续维持下去,1949年后,西门町的称呼仍然沿用。就在这一年,出身贵族的俄国沙皇侍卫队指挥官艾斯尼(Elsne),跟着军队一路辗转流亡到上海。随他一起来到台湾的,还有几个同乡。他们都是1917年俄国共产党发动革命,流亡中国的白俄罗斯人。
兵荒马乱、身处乱世的白俄罗斯人艾斯尼,语言不通、远离家乡且不知何时能够归返,心中一定更为慌乱。然而,无论在哪里,生存总是第一要事。其中一个白俄罗斯人布尔林曾于上海霞飞路七号开设“Astoria咖啡馆”。
食物是治疗乡愁的灵药,于是几个俄罗斯人1949年在台北武昌街一段七号合作经营“Astoria西点面包厂”,并于面包店二楼开设“Astoria咖啡馆”,据说台北的Astoria,完全按照上海的“Astoria咖啡馆”打造。咖啡馆既是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心头那一点乡愁。同时入伙者还有年仅18的简锦锥,他是艾斯尼刚来台湾时,因缘际会下认识的忘年之交。
咖啡馆和面包厂设立在一间旧公寓建筑,就在武昌街城隍庙斜对面,这里是介于最繁荣的西门町和政要名流云集的博爱特区之间,尽管当时台湾呈现一片乱世影象,这家咖啡馆却以优雅、精致为名:当时的台湾地板不是黄泥土就是水泥地板,Astoria却是铺满木质地板,并以咖啡渣在地板上铺出一个通道,这样客人一上楼梯就可以闻到浓浓的咖啡香。
早期的明星咖啡馆一楼店面售卖俄罗斯面包与蛋糕,二楼与三楼则专卖俄式简餐与咖啡。在那个饮食习惯仍保守的年代,西式蛋糕和佳肴在普通华人社会非常罕见,因此明星咖啡馆的出现引起各阶层的注意。
对于大批初离上海、南京繁华的街头和精致食物的官员政要,这个咖啡馆可以让他们怀念过去生活的心情,寻找一点慰藉。于是每天下午四、五点,不少达官贵人的车纷纷来到武昌街,等着在第一时间购买刚出炉的面包,场景蔚为奇观。
巅峰时期,不少政要人物和外国人经常出入Astoria咖啡馆,咖啡馆不时举办宴会与派对,后来蒋经国与俄籍夫人蒋方良参与其中,为明星添加政治色彩。蒋方良最爱的是这里一道小吃:俄罗斯软糖。俄罗斯软糖由列比洛夫夫妇负责制作,他们曾在俄国王宫厨房里工作,手艺出神入化,为了保密,他们总是在自家秘密调制软糖。
芬娜和尼古拉的“明星时光”
在Astoria咖啡馆,蒋方良不叫蒋方良,而叫做芬娜;蒋经国不叫蒋经国,而叫做尼古拉。他们是Astoria的常客;有时芬娜陪同尼古拉参加与俄罗斯友人或飞虎队的聚会,有时是自己带着四个孩子来喝罗宋汤或吃西点,有时只是在门市外买点俄罗斯软糖、麸皮面包和火腿。
Astoria咖啡馆的俄罗斯新年盛会,芬娜和尼古拉也一定不会缺席。每到元月十三日,一大早厨师便开始准备火鸡、牛排、烤乳猪、各式糕点和饮料等等,晚间九点送走其他客人,热闹的俄罗斯之夜才正要开始。当晚所有与会的俄罗斯人都会穿着传统服饰,聚集在Astoria咖啡馆二楼进行祷告和守岁,待午夜十二点钟声一响,众人不约而同举杯大喊“那达”,互相恭贺新年快乐。
现场常有人即兴以口琴或其它乐器吹奏俄罗斯民谣,也常有人乘兴跳起俄罗斯传统舞蹈。有几次,尼古拉饮了几杯伏特加,酒酣耳热之际跳起俄罗斯舞蹈,利落的舞姿赢得掌声连连,满脸笑意的芬娜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俄罗斯民谣。
老板简锦锥还保存有当时的一张照片,其中坐满一地西方人,很容易认出人群里年轻的蒋经国和蒋方良,“他们刚在明星二楼开完俄国新年舞会。”简锦锥解释道,“照片洗出来后尼古拉跟我说,不要留这一张啊,因为照中他的手像是要掐死芬娜(蒋方良)。”
如此光景维持了七、八年,随着尼古拉担任的官职越发重要,两人到明星的次数也越来越少。1959年左右,时任“青年救国团团长”的尼古拉下令“不可奢华”,芬娜写了一封俄文信到明星,薄薄一封信笺,写着短短几行字:“因为先生有要职在身,往后无法再参加私人聚会。”
此后,夫妇俩再也没有出席任何一次的新年盛会,只是偶尔来到明星吃吃点心、喝喝咖啡。1969年,尼古拉再次升职,他家搬离四条通的日式宿舍,迁入大直的七海寓所。自此芬娜不曾在明星出现,只偶尔派司机老胡来带回几包俄罗斯软糖或面包。明星的俄罗斯软糖,芬娜一直吃到93岁。蒋方良的葬礼上,简锦锥坚持女儿代表出席,他说因为对于远离家乡的芬娜,“明星就代表她的娘家!”
咖啡厅的文学时代
明星一开始吸引的是中国来的高官、商人,1950年代起,台湾文化界开始摆脱战后的青黄不接,有人办杂志,有人搞出版,重庆南路一带因邻近火车站和众多政府机关,成为多数出版社落脚处,书店随之聚集于此处。
1959年,明星咖啡馆骑楼下也出现一个卖杂志、书报的小书摊,老板长得瘦骨嶙峋,他有时将摊子摆在明星门口左边,有时摆在右边。有客人时,他会陪客人聊聊;没客人时,就摆上两张板凳,一张板凳坐,一张板凳放脚,在阳光下打起盹来。他是诗人周梦蝶。往后二十一年,这里成了台湾文学传奇。
书摊营收有限,诗人曾一度饿昏倒地,简锦锥善意地给他提供一些热食,傲骨诗人却坚持自己买单,只喝得起一杯咖啡。但这从此开启了明星咖啡馆与作家的联系。许多爱好文学的年轻人在骑楼下买书后到二楼的咖啡馆喝杯咖啡、阅读,有时也和周梦蝶一起聊聊。
当时,买上一杯咖啡,可以坐上一日,许多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流连于此埋头写稿,比如三毛、黄春明、林怀民、白先勇、陈若曦、楚戈、方明、刘大任、王祯和、陈映真等人,《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文学刊物也曾在此编辑讨论。
白先勇曾经写过一本散文集,便名为《明星咖啡馆》。他说:“台湾六十年代的现代诗、现代小说,羼着明星咖啡馆的浓香,就那样,一朵朵静静地萌芽、开花。”
据说白先勇最爱二楼楼梯口靠近柜台的座位,因为那里适合偷偷观看一屋子众生像。不知道他的代表作《台北人》所描述的一个个鲜活人物,其中是否有曾穿梭过明星咖啡的身影?
暂时的谢幕
20世纪50年代,台海情势紧张,几个白俄罗斯人于1958年时曾经动念将明星卖掉,或许因为位于城隍庙正对面,在中国习俗里是正冲,一卖两年没有人敢买,明星才得以持续营业。
后伏尔林和列比洛夫陆续移民海外,因为怕艾斯尼失去工作无法留在台湾,1964年,简锦锥独资把咖啡馆顶了下来,并正式改名为“明星西点咖啡”。“明星”名称是从其俄文店名“Astoria”而来,“Astoria”是俄语“宇宙”之意,明星正是星海中最美丽的那颗星。
简锦锥请艾斯尼当顾问,并把艾斯尼接到家中照顾,一直到他过世。那时艾尼斯年纪已大,身体衰弱的他坚持每天到明星,一个人坐在固定的座位上喝喝咖啡、吃点点心。艾斯尼过世后,明星咖啡馆依然保留他的位置,每天放上点心和咖啡。
即使白俄罗斯人离开后,原正的滋味仍在明星封存。这归功于简锦锥惊人的记忆力,列比洛夫曾让他看过一次调制俄罗斯软糖的过程,后简锦锥凭记忆调配,味道竟然“一模一样”。
80年代台湾经济逐渐起飞,股票高涨至一万二千点。全民炒股的热闹反而成了明星咖啡馆衰亡的主要原因。简锦锥回忆道,当时股票族占据了所有的桌子,作家反而找不到位置坐。
与此同时,因台北市逐渐往东区发展,曾经独一无二的西门町的娱乐、休闲功能被取代,逐渐没落,种种原因再加上自身体力日衰、女儿旅居外国后,咖啡馆无人接手,1989年明星咖啡最终谢幕。
1949-1989年长达四十年,明星咖啡这闪亮的台北之光,暂时熄灭了。一楼的面包厂依然在,二楼则租与居仁堂素食馆。面包店的经理说,这十五年间,不断有客人跑来要喝咖啡,频频询问不是说休息三年吗?怎么一晃十五年了,依然不见咖啡馆踪影?
重生
咖啡店关门了,原以为这个号称“台湾近代文学永远的地标”四十年的传奇篇章,就此逐渐淡出台北人的记忆。但世事难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让明星的老主人们想起了它。
咖啡馆现在的负责人简静惠说:“在当年明星决定关门后,所有桌椅通过前政大校长欧阳勋与诗人罗门等人的帮忙,放到埔里的仓库。就是因为“九・二一”大地震,我们看到了埔里当地房舍颓倾的惨状,才想到了当年那一大堆桌椅还放在那儿呢!”
这些旧的桌椅,勾起了几个人对明星的怀念,也种下了重新开业的火花。2003年,“明星旧址失火”引发台湾文艺界关注,让明星这个名字从大众的记忆洪流中浮出了水面。此后,这想法一发就不可收拾,明星真正开始筹备复业。
在歇业十五年后,明星咖啡馆于2004年5月重新营业,简锦锥从埔里搬回明星第一代旧桌椅,这批桌椅经历六十年风霜与“九・二一”大地震,色泽质地却一如当年,他还找出藏在家中的俄罗斯杯盘,找来老师傅用手工做出的和当年一模一样的铁窗、木窗,咖啡馆的位置也仍在武昌街七号。
新开业的明星的装修仍旧一如以往:优雅的欧式格调,熟悉的大理石桌及靠背皮质沙发和蕾丝窗帘,营造出一种怀旧的氛围。只是楼梯从木板材质改成了更结实的石材――这是为了防火。
走上明星咖啡厅二楼,灯光昏暗,墙上挂满老照片,包括林怀民年少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年轻而英气。这个年轻羞涩的少年曾经也是明星的常客,那时就一心执着舞蹈。明星也见证了他的成长过程。林怀民曾说:“没有明星,即使后来有云门舞集,也不会是现在的模样。”
还有许多早年白俄人在明星所留下来的照片、画作、文物等。在楼梯口的柜子上,更有一本本作家所提供的书籍与刊物,许多书本中都有该作家的签名。这样珍贵的原版作者签名书籍,却在明星公开陈列,有些书已经就此消失不见了。“没关系,借回家就借吧,我们也没有什么借阅登记,一切都看借阅者自身的诚实,必要时再跟作者要一本就是了!”这是明星的豪气。
店里依旧卖着需要熬煮四天才得一锅的俄式罗宋汤。红酒般的颜色以甜菜熬成,将汤放隔夜,让汤汁鲜美的滋味融入蔬菜里,汤头呈现漂亮鲜艳的金红色,吃来香甜入味。尽管已隔岁月,明星还是很有文化气息,吧台上放着一叠彩色宣传单,一看原来是免费分发台北的艺文资讯。
在这里,你能够看到周梦蝶、白先勇曾经使用的位子,甚至,位子上还坐着他们本人。有人就曾这样记录去明星喝咖啡的经历,“瞧!”简静惠指着最角落的地方:“周老正在他的座位上接受访问呢!”定睛一瞧,真的是快九旬的周梦蝶,正在遥想当年的豪情壮志。
有些时代、有些人已经走远了。老客人回来点上一杯咖啡,追忆似水年华,也有祖父母带着孙儿,来到他们年轻时驻足的地方,亦有年轻人来这里寻找历史,新的世代创造着新的时代,然而明星仍然在这里。
Tips
时间表
1917:俄国发生“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白俄人乔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身为皇室贵族颠沛流离哈尔滨,三年后辗转到上海法租界。
1920:白俄人布尔林洛维奇(Petter Noveehor)于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开设“明星咖啡馆”。
1949:白俄人乔治・艾斯尼(George Elsner)随国民党政府来台,结识台北人简锦锥,并于武昌街一段开设“明星西点面包店”,为当时西门町唯一的西点面包店,轰动一时。
1950:于二楼开设“明星咖啡馆”,成为当时外国人首屈一指的西餐厅,尤其是俄国人蒋方良女士,更爱于此会见俄国人士,回味俄国料理,聆听家乡音乐。
1952:朝鲜战争停火,由于情势未明,布尔林等人移民至澳洲等地,明星股权首次重组。
1959:明星诗人周梦蝶先生出场,周梦蝶开始在明星一楼卖书,所卖书本包含诗集、哲学、经济、散文、小说等,甚至还包含禁书,吸引不少文学同好,逐成风气。
1960:房地产权移转,明星股权二次重组。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定期于明星咖啡馆聚会。
1966:《文学季刊》创刊,尉天骢、陈映真、黄春明等人时常在明星三楼校稿讨论内文,黄春明之子国珍甚至被称作“明星之子”。黄春明的小说《看海的日子》在此诞生,后以此为基础,改编成电影作品《看海的日子》。
1980:周梦蝶先生因胃病开刀,结束20年来在明星一楼的书摊生涯,并转至2楼明星咖啡馆继续与文学爱好者聚会。
1989:明星2楼咖啡馆暂时停业。
2003:明星二楼素食店发生大火,所幸没有发生重大灾情,经媒体披露后,许多老客人纷纷来电关心。
2004:明星咖啡馆重新开幕,2004年5月开始试卖,7月盏灯再现,邀请马英九及文坛重量级作家,如周梦蝶、黄春明、龙应台、林怀民、隐地、罗门、蓉子、陈若曦、李瑞月、刘秀美、楚戈等人出席开幕茶会,媒体争相报导,再次确立了明星咖啡馆为文艺沙龙的地位。
2009:明星60周年庆,创办人简锦锥出版新书《武昌街一段七号》,记录自己在明星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