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的理论旅行:从叶芝\艾略特\余光中到马华天狼星及神州诗社_叶芝和艾略特诗歌对比

　　摘要：余光中对叶芝、艾略特现代主义诗艺及诗学的翻译和吸收，影响了余光中诗歌创作的理式；而马华天狼星、神州诗人群汲取余光中融会古典和现代的书写策略，形成了马华文学独有的中国性现代主义书写。欧美现代主义透过翻译及介译的理论旅行，经港台，抵达马华文坛旅途中，余光中是一位最重要的触媒和发言者。
　　关键词：叶芝;艾略特;现代主义;余光中;马华中国性现代主义诗歌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6-0080-07
　　
　　引言
　　余光中曾经在他的文集写下两段文字：
　　1．“对于一个面临目前中国现实的诗人而言，叶芝的意义应较艾略特重大。”
　　2．“如果读者容我厚颜比附，则当时我的处境真有几分像叶芝。”
　　上述二句摘自台湾作家余光中的两本评论集,笔者将以此作为本论文的切入点。以上两段文句也揭示了余光中与叶芝、艾略特的现代主义诗学跨洋对话。第一句取自余氏于1974年出版的《望乡的牧神》里的《六千个日子》。第二句取自1970年出版的《天国的夜市》。余光中对台湾的态度正如当年的叶芝面对爱尔兰一样。从大陆渡海到台湾的作家就类似叶芝时代的爱尔兰知识份子所面对的处境。在西方文学史，叶芝与艾略特均为西方诗坛的两大宗师。他们的诗学理论及创作影响东西方后辈诗人深远；毋庸置疑，二人影响力所及也包括了台湾现代主义作家之一的余光中。
　　身在台湾以南，南洋海域之马来半岛的温任平曾为文指出：“我们可以那么说，马华文坛的现代化，与欧美文艺思潮的流入有关，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说，马华现代文学的兴起确曾受过港台现代文学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据此便说马华现代文学是欧美现代文学或港台现代文学的‘翻版’。”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透过港台期刊、作家、作品及翻译为中介的方式进入马华文坛。姑不论马华读者，特别是年轻的马华作者，如何透过1956年香港创办的《文艺新潮》，接触了大量该刊物介译的现代世界文学和现代主义作品。在一方面，张锦忠更精确地勾勒出马华文学第一波(1959-1960年代中)现代主义始于1959年白�（凌冷）的《新诗再革命》。此后，梁明广以报章副刊的形式引进欧美文学译介，它掀起了星马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二波(1968-1973)。这两波的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揭示马华文学现代主义文库（repertoire）的匮乏处境。温任平认为白�（刘戈）于1959年写的《麻河静立》为马华现代主义诗歌伊始。1959年前后留学台湾的马华诗人群如白�（刘戈）、陈慧�、王润华、淡莹、林绿等在台接受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他们并运用有别于马华现实主义的新技巧、新观念、新手法来进行创作并推动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他们在《蕉风月刊》、《学生周报》发表了“有别于传统豆腐干”的新诗。60年代开始，钱歌川、王润华、叶运生、于蓬等人译介外国文学，进一步将现代主义作品介绍入马华文坛。1959年《蕉风》提出“新诗再革命”和出版了诗选集《美的V形》。诗集主要收录台湾现代诗人如余光中、周梦蝶、杨牧、罗门等诗人的作品。余光中等人当时业已成名，他们的诗歌和构诗程式为马华年轻诗人积极学习的泉源和挪用的范式。应该指出的是，1968年后，梁明广、陈瑞献，加上《蕉风》的白�、李苍（李有成）大力推动马华文学第二波的现代主义运动。总而言之，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60年代中叶至70年代，马华现代诗的出现、对现代小说文字和技巧的重视、境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有别于当时马华现实主义的创造手法和文学观念，因此，马华文学文学现代性追求可说是衔接上了世界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马华文坛现代主义的引入是多方面的，有香港刊物推介的因素，也有如陈瑞献等人直接翻译西方现代主义观念及作品；然而，笔者将现代主义的范围更多集中在投入台湾现代诗运动的余光中，以微观方式梳理余氏与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内在关系。
　　现代主义的理论旅行：
　　欧美、日、港台、大马个案初探
　　笔者尝试援引赛义德（Edward Said）的 “理论旅行”来概述现代主义从欧美引入港台并转口至马华文坛的理论‘旅程’。此外，笔者以下的论述较偏重于现代主义诗歌文类，乃因本文是以叶芝、艾略特、余光中及马华现代主义诗歌作为主要探究对象。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认为任何理论和观念的传播过程都包含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发韧环境，即起点；第二是通道，即文本穿行的一段距离；第三是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一部分的不可避免的抵制条件；第四是观念在新时空中的一定程度的改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思想事件由发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回应，但是理论一旦因其显而易见的效用和力量流布开来以后，就完全有可能在它的旅行过程中被简化、编码化、制度化，从而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形，有时候甚至是面目全非。赛义德运用“理论旅行”的理论来解释东方主义具体的形成过程：旅行者、传教士、殖民者描绘和刻画东方形象的东方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产生，而在由东方传到西方本土时由于文本所处语境的变异，原本试图成为‘客观知识’的东方学就便形成了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主义了。此理论的四个阶段有助于探勘现代主义进入港台，并透过港台本土化、时空化与个体化的‘加工’转口至马华文坛。
　　首先，笔者以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作为旅程的起点。现代主义文学为西方众多现代文学流派的总称。它产生于19世纪后期而兴起于20世纪前20年，主要涵盖了现代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派、荒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主义、黑色幽默等具有先锋意识的，反传统的文学流派。其思想特征是表现世界的荒诞和危机；其创作目的围绕揭示“自我”的丧失，揭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面向关系的扭曲和异化，以及人的精神创伤、变化心理、颓废情绪和虚无思想等心理。其艺术特征主要是运用象征、暗示的手法，籍有限的形象，去寄寓无限的无形；它擅长捕捉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意识与潜意识。在创作方法上，它力求突破传统，标新地表现作者的情绪和倾向，展现作品的内涵，不受时空和客观真实的辖制。简言之，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学，它与哲学的密切关系使它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探究具有较强的洞察力，它的标新立异使它的发展充满了多变性，它对异化的执著表现出契合着现代社会的心态。就诗歌而言，现代诗和现代主义关系密接。现代主义诗歌是指法国象征主义以来各个“前卫”诗派的诗歌以及以里尔克、后期的庞德、叶芝、艾略特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鼎盛期(high modernism)。一般而言，以叶芝、艾略特、庞德为核心的国际派是现代主义的正宗。
　　诚然，中国及台湾的现代诗，从发轫至今，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或深或浅的影响；但在另一个面向，在白话诗渐进发展到现代诗的过程中，它也受到了本土化的意象主义或象征主义影响。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更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某种原因，现代主义文学在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台湾崛起。这些现代主义的创作，作品有小说、散文、戏剧，但以诗歌作品为主。现代主义诗歌在台湾，不仅有创作活动，还有倡导理论的文艺组织和杂志。诗人纪弦于1953年创刊的《现代诗》，并于1956年宣告成立“现代派”诗歌运动，他们宣称 “以领导新诗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笠》诗人桓夫认为：现代诗在台湾的兴起，源于两个“文学的根球”，一是纪弦等人从大陆带到台湾的30年代“现代主义”火种，另一根球是台湾省诗人林亨泰等人受到日本昭和初年现代诗运动的洗礼后所发扬的现代主义精神。当时台湾大批青年留学美国，归来时带来的流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文学，像一场春雨，催动了“根球”的萌芽，促进了现代主义文学，包括现代诗在台湾的兴起。台湾现代诗具有其以现代感受为精神内涵，以独创性为技巧特质的鲜明特色：内涵上着重表现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抒发个人的喜怒哀乐，既包括对爱情的感慨，怀旧思乡式的回忆，又包括现代人在经济转型期中产生的个人失落感、孤独感，以及内心的彷徨苦闷，精神上的颓废与虚无；基调上充满悲观的、非理性的色彩，情调偏于抑郁；技巧上尤其注重意象的营造。正如赛义德理论旅行所呈现的第四个阶段，影响马华现代主义作者甚巨的台湾现代诗运动也因不同的时空，对现代主义观念加以接纳、实践、挪用和不同程度的变形和改进。1949年从大陆“移居”台湾的年轻诗人群由于空间的失落和强烈的“流放”(exile)意识下,台湾诗经历了激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潮。我们从当时的诗歌文本感受到此时期诸如《创世纪》诗人群流露出内心世界的强烈意识、存在焦虑及失落、疏离及孤绝感。之后，台湾现代诗经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晦涩难懂的流弊，台湾现代诗运动在后期出现了向乡土写实的现代主义。《创世纪》诗人群的失落和流放的书写策略，并不能和中国和台湾的现实和生活结合。杜国清的《流派与台湾新诗的发展》一文中就指出：“意象的经营是现代主义作品在语言表现技巧上的一大成就。经营成功者，语言凝炼，富于张力和暗示力；失败者，语言晦涩难解，有句无篇，甚至走火入魔，呓语连篇，不知所云”。此时期的现代主义诗歌呈现了文化关怀，其象征手法结合了乡土写实和明朗语言。其中《龙族》诗社强调中国‘空间’与民族灵魂回归、诗歌的时代感与历史感。陈鹏翔、王润华、淡莹、古添洪、张错等人的《大地》主张乡土写实和前卫现代主义的诗观结合。上述的台湾现代诗特征和实践，契合了新马社会的某些心态，台湾现代诗传入新马，就马上的到马华部分作家欢迎，形成了声势和续而的开展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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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叶芝、艾略特、余光中到
　　马华天狼星及神州诗社
　　叶芝与艾略特的作品和理论以翻译成中文的形式登陆台湾现代主义。1960年1月，余光中于《文星》发表了《创造二十世纪新诗的大诗人艾略特》，后以《艾略特的时代》为篇名收录于1962年文星出版的《左手的缪斯》；1962年4月第十三期的《现代文学》则刊载余光中译自艾略特的论文《论叶芝》。
　　1964年至1974年间的余光中，一直深感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苦难深深地烙在他的灵魂，挥之不去。他唯有寻找自身的存在和清醒，自己才能不随幻想俱灭。他认为对于一个面临目前中国现实的诗人而言，叶芝的意义远较艾略特重大。
　　余光中在这创作时期之所以选择乞援叶芝的诗观，盖因他认为叶芝的“有我”（personal）诗观更令人备感亲切。我们可从他在1967年发表的，《老得好漂亮-向大器晚成的叶芝致敬》一文找到答案。余氏认为叶芝的“有我”诗观比艾略特的“无我”诗观（impersonal）更让他更感亲切、可敬。叶芝的“有我”诗观能拥抱一切的生命，无论是形而下的到形而上的，抑或是卑贱的到高贵的。他认为无论叶芝如何谈玄、招魂，如何寻求超越与解脱，叶芝仍然是一个“元气淋漓鼎沸的人”。此外，叶芝坚信无身之不朽的企求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余光中在叶芝诗观的启迪下，他更能坦然地拥抱苦难中国的一切。余光中于1970年出版的诗集《在冷战的年代》的主题即为拥抱中国的羞耻和荣誉。渡海到台湾的大陆籍作家被台湾本省人视为外省人。爱尔兰人不认为叶芝等知识份子群是爱尔兰人，英国人则认为他们也非英国人。毋庸置疑，叶芝的诗歌提供了余光中一个整全的参照系统及诗思程式。
　　除了参照叶芝的诗观外，艾略特的诗学也给予余光中相同程度的启发。一般诗评家认为，艾略特的诗学极具丰厚的文学传统和历史感。他主张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诗观。其《传统与个人才能》论文指出“诗歌不是放纵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他也指出“这种历史意识含有一种感觉，既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代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及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诗人不能过分抬高本身的才能，诗人必须承受历史意识，因此，诗人不可能脱离文学传统而真正具有个性。诗人应该要锻接传统和现代。余光中借介译艾略特诗学宣告了他汲取艾氏的诗观：“反叛传统，但同时并不忽略传统，是艾略特对于诗的一贯态度。做一个批评家，他必须了解传统，熟悉他批评的对象；而做一个大诗人，他必须有披荆斩刺，另辟天地的抱负与能力”。此段自我期许的文字揭示了余光中投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进程之际，惊觉西方现代文明霸权式侵入，中国文学传统在肤浅的、盲目服膺虚无现代主义反智、反传统的主张下，逐渐式微的困局。
　　艾略特认为，一个人以往的经验形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这种经验往往和他目前正在接受的经验混合叠现。以往的经验使叶芝及余光中写出纠结的乡愁。叶芝和余光中诗歌中的山水意象是乡愁的表征。叶芝出生于都柏林，他的童年、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斯来沟（Sligo）、都柏林及伦敦游走。但是，在他心目中，故乡是他母亲的故乡斯来沟郡（Sligo Country）。斯来沟郡位于爱尔兰西北部，滨临大西洋，叶芝临死时口中仍然吟诵的本布尔本山就位于此郡。叶芝的诗歌长期不断回溯斯来沟。换句话说，质朴的斯来沟、粗犷的农民、民间传说、歌谣等无不是他创作的本源。叶芝常将故乡的湖区、水景山色纳入其诗歌。艾略特的《荒原》富于暗示表现手法，其文字艰涩，以崭新的形式来表现第一次大战后人对生活的幻灭和绝望。《荒原》引用大量的神话、典故、历史传说。必须强调的是，余光中在《艾略特的时代》揭示：“艾略特坚持，一位诗人能透视美与丑，且看到无聊、可怖与光荣的各方面。在他的诗中，美与丑，光荣的过去与平凡的现在，慷慨的外表与怯儒的内心，恒是并列而相成的”。余光中的诗集《天狼星》及《莲的联想》等结合传统和现代的诗歌创作理式便是启发自叶芝、艾略特的诗观。叶芝高度综合的诗观、平衡人生经验的两个极端的诗艺，启示了余光中如何能够掌握二元互补、综和的创作技巧。
　　叶芝与余光中诗学的交汇处是它们能统一二元对立的生命感受书写。在二元对立中寻求统一。批评家R.P. Blackmar说：“叶芝能把各种不协调的成分组合在一起，这些成分个别而论，有些甚至格格不入。而他整体而论的统一性，却是由不协调而产生的一种既富想像力，又易于感受的统一性。”可以说，叶芝、艾略特二人的诗观向余光中倾注了个人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的空间意识。余光中承受自叶芝、艾略特的二元互补式的双元诗观，让他能融会古典和现代两个相异文学领域。
　　余光中出生于南京，九岁之前在闽南、江南流转。余光中在诗歌文本中“回”到了浓厚中国气息的江南水乡，其中的杏花春雨水乡如唐诗般隽永，文本配合了历史事迹如吴越之争，乾隆游江南等深刻地怀思悠久的历史山河大地。多湖多水的苏南吴地及躲避日军时的巴山蜀水成了余光中诗中的乡愁幕景。叶芝及余光中的诗歌同时指向自身的国家民族。他们诗作呈现了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第一，他们常以本国古代的神话、典故、历史、英雄事迹入诗；第二，他们走向所处近代的爱尔兰/中国，大多是以战争的形式，像爱尔兰独立运动斗争，或是抗日战争影响为作品主题。二人从浪漫主义的自我抒情转入现代主义创作手法抒发国家荣辱、苦难的大我抒情。换句话说，叶芝及余光中所抒发的激情国家意识是和他们个人的遭遇一起镌刻在国家、社会民族的命运上。在大时代里，他们背负了一种历史文化相互纠结的错位。叶芝本身是英格兰的移民，在历史的洪流中投入了第二故乡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及文艺复兴运动。他原先从事英语的文学创作，后转入盖尔特语的文学创作。叶芝在都柏林、伦敦、斯来沟三地飘移。艾略特出生于美国，39岁归化为英国子民。余光中在抗战逃难之后，又离开大陆南渡到台湾；之后又到美国，这历史时代的错位让他经历了离开母体空间文化错位的冲击。它带给了余光中焦虑与彷徨。叶芝和余光中强烈爱尔兰性/中国性的诗作正是本身被放逐后，尝试寻求的一个“存在的理由”的努力。他们的文本除了呈现了忧虑感、孤绝感及生存抽空感之外，还呈现了叶氏与余氏对文化记忆的爱尔兰/中国、艺术想象中的爱尔兰/中国的热爱。叶芝挖掘了许多爱尔兰民间文学的资料，又增添了优美的象征主义色彩。身为英裔爱尔兰人，叶芝对英国的感情是复杂的。他痛恨英国人在政治等方面对爱尔兰不平的压迫，他原本能以英语来学习宗主国的文学大师作品，正是这种身份的暧昧，促使他舍弃英国文学的传统，重新表现爱尔兰的传统及文化。叶芝此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爱尔兰人名、景物、地名、形象、措辞及韵律。同样地，身处于二十世纪强国的美国新大陆，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余光中，在1958至1959年间学习了现代艺术后，也像1960年代其他的台湾作家一样，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洗礼，他开始探索起文化认同的问题。他在面对文化、身份虚位时，选择了回归传统及文化。他对叶芝、艾略特诗学深思，采取如赛义德的对位式阅读（contralpuntal reading）角度,西方和东方对等式观照，启发了他在《天狼星》及《五陵少年》等诗集出现了燧人氏、大禹、凤凰、莲花、嫦娥、江南、太湖、长安等中国人名、景物、地名等，余氏希望以此来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self-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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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余光中与天狼星承受了同一文化渊源的华文诗歌书写空间，余光中影响马华诗坛的正是其融会古典和现代的诗歌创作理式。此挪移形成了马华60年代至80年代独特的“中国性现代主义”的书写类型。借助中国性的文字符码属性，以建构“政治抵抗诗学”。余光中的现代主义书是对诗歌结构、内容、思维等文学审美层的探索。除了要突破马华现实主义创作的版图，马华现代主义作家，特别是天狼星诗社及神州诗社作家群，移植余光中的创作理论有其政治性的考量。天狼星/神州诗人群的择决中国性现代主义书写策略有其外部及内部条件考量。在外部条件来析解，60年代及7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者推行以马来文化来同质化/单一化其他族群的文化甚至民族身份。1969年华族和巫族之间爆发种族流血冲突之后,宪法规定不能质疑的马来人特权、马来统治者地位、马来文作为国语及国家文学的地位、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的地位等等,一一显示了马来人欲建构主导权的企图。马华文化人自然地向内追寻自身的母体文化来抵抗以防止自我的迷失。中国意识/中国性的意义追求不是政权意义上的狭义中国，而是文化意识上的中国属性追求。如果按照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原生意识”的观点，我们将更易理解大马华人为何拥抱母体文化/文化乡愁的焦灼情绪。这种情结除了折射对母体文化的遥望之外，它也更多地暴露了对外在压力的焦虑、彷徨及自我生存状态。马华天狼星/神州诗人群清楚地意识到，身为1949年撤退到台湾百万难民之一的余光中，和天狼星/神州诗人群海外移民的一代具有类同的历史位置（Historical Position）意义：双方共有离散的身份，余光中的乡愁在岛与大陆之间游荡，天狼星/神州诗人群的寻根渴望/乡愁则在南洋半岛与想象的神州中游移。
　　 温瑞安同样以“五陵少年”来铭刻自己的身份。他在《狂旗》里的《长信》有以下的心迹表白：
　　
　　我们只是千里外，离乡背井的一五陵年少，坚持要发出我们的声音罢了。因为我们恰巧生长在异域，我们就非承担这责任不可……不是我们选择了她（中国）而是我们的心在那儿，我们的根在那儿，我们的的血液像黄河一般歌唱在那儿。
　　
　　五陵年少多聚集长安，抒发情志。散文里的 “五陵年少”、“黄河”的中国性符号的表征似乎是换置自余光中《五陵少年》、《白玉苦瓜》的诗歌理式。兹举余光中的《五陵少年》前面四节来对应分析：
　　
　　台风季，巴士海山峡的水族很拥挤
　　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黄河太冷，需要渗大量的酒精
　　浮动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谱
　　
　　同样是散居海外的余光中及温瑞安，他们寻根/返乡的渴望体现在诗中的“五陵少年”，双方念念不忘血系的身份--皇帝嫡系子孙。余光中及温瑞安的“现实中国”已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温瑞安来自千里外南洋的异域，余光中则偏安在孤岛，他原本要狂饮，忘却现实；但，家谱却赫然出现在杯底。《五陵少年》预示余光中投入现代主义创作时，乞援中国传统的丰厚泉源。《长信》似乎是诠释余光中五陵少年的身份,除了五陵少年外，温瑞安作品中的“黄河”、“长城”、“龙”等中国符码也转化自余光中的诗歌或散文。在温瑞安的《龙哭千里》记录了他一段读余光中《万里长城》的经验：“那天你还没有把余光中的‘万里长城’读完，浑身血液已沸腾，你在斗室中不断地来往行走，手指颤抖的夹着高信疆寄给温任平，温任平给他弟弟温瑞安的剪报，脑海中现出的是巍无比，你一生都无能攀及的那象征龙族的光荣底长城。”在余光中自传性书写散文《万里长城》里，余光中将长城比喻成是一条雄踞在万山脊上，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余光中无法忍受西方的政客诸如美国国务卿季辛各站在长城留影。温瑞安的“龙”则有感于大马华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自喻为一头困龙或郁龙。从温瑞安创作文本的“五陵少年”、“黄河”、“长城”、“龙”，我们可以看到源自余光中文本的痕迹；更重要的是，五陵少年、黄河、长城、龙等中国性符号成了他们共有的历史记忆，并已渗透到他们的现代主义意识写作了。
　　另一方面，视余光中为精神导师的温任平，同样以屈原来铭刻自己的身份。谢川成、许文荣、黄锦树、钟怡雯等学者有关屈原情结研究已有精要的论述，兹仅作一点补述。温任平以屈原为题材的诗作计有1972年的《水乡》、1975年的《端午》、1976年的《再与端午》、1978年的《流放是一种伤》、《我们伫候在浅滩》、1979年的《端午》、1981年的《一个渔夫的追悔》、2001年的《辛已端午》。余光中与温任平用现代精神的手法来写古典传统，原这古典的形象受到现代性处理再现于现代诗歌中，乃新古典主义的书写方式。温任平在其《流放是一种伤》的后记写出了他和屈原文化血缘的内在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马华现代主义文本的屈原形象正是马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群集体书写屈原的心态表征。兹列出其《后记》：
　　
　　我常认为现代诗的任统可以追溯到楚辞去，如果我的看法正确，那么屈灵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们是站在河的下游，是一个古老的承续了。
　　
　　余光中写屈原的真正题材是在放逐的现象界，以屈原铭刻他的身份，是面对飘移的放逐现象时，寻找的一个文化定点。余光中和马华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群将自身和屈原的流放互比；他们面临文化冲击，用在内心用文字创造一个‘屈原世界’来补足对外在世界的焦虑、彷徨。屈原作为一个中国诗界里一个永恒诗人的象征，他成了余光中和马华现代主义诗人群安身立命的诗歌文化主题。
　　综合观之，温瑞安的“黄河”，温任平的“江湖”，乃至方娥真散文里的“古诗中的江南”、“词中的江山”，何�良的“天涯/江南/汉水”，它们都是一种变奏自山水的文化乡愁。
　　结语
　　米勒（J.Hillis Miller）的翻译理论有助于余光中的翻译旅行对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意义，米勒在《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一文中对翻译正反两面的观察具有参考的价值，他承认理论中有些中性的成分是可以翻译出来的，但有两方面谈及翻译理论的不可能，即一方面是观念性字眼的根源，另一方面是产生理论的阅读实例。除此以外，米乐还强调理论旅行到另一个领域（语言、文化、国家）时，所以可能遭到扭曲、变形，虽然有创造性(inaugural)效用，但其践行效果却是难以预测的。余光中与叶芝、艾略特的诗学的翻译和对话后，理论旅行至马华文学语境已和欧美现代主义、台湾现代主义书写的诗艺及诗观不同。以1960年代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为例，采取强势文化团体/殖民文化观念“翻译”成具有自我族裔特色或具备本地色彩的创作素材，进而能够迎合作者/读者心目中所期待的崭新形式或令人耳目一新。在翻译的过程中，马华现代主义文学无论语言文字或叙述模式的气氛营造，都有类似米乐所说的特色：异化、转化、误译。这个翻译的成果特色有时是作家为达到特定目的所采取的书写策略，有时也可能是作家无意识下被异化扭曲的产物。无论如何，这种翻译已经造成一种跨文化跨国际的翻译。就马华中国性现代主义书写诗人群而言，现代主义的诗观及诗观成了政治抵抗诗学。在这理论旅行中，扮演锻接叶芝、艾略特欧美现代主义诗学和马华现代主义的催化剂或白金丝的媒介，正是余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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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22页。
　　见余光中：《天国的夜市》，转引自黄维�编著：《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6页。
　　温任平：《马华现代文学的意义和未来发展：一个历史的回顾与前瞻》，《文学•教育•文化》，马来西亚霹雳天狼星诗社1986年版，第13－14页。
　　郑树森：《现代中国文学中的香港小说》，陈炳良编《香港文学探赏》，附录一，台北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42―343页。有关香港文学刊物对马华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可见潘碧华：《马华文学的时代记忆》，马来西亚漫延书房马大中文系文丛2009年版，第143―147页。
　　张锦忠：《马华文学与文化属性》，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页、第173―175页。
　　叶啸：《论马华现代诗的发展》，收录于江�辉等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来西亚八打灵留台联总1999年版，第291页。
　　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参见高伟光：《“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115页。
　　参见李欧梵的英文论著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 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见古添洪：《胡适白话诗运动―一个影响研究的案例》，收录于陈鹏翔、张静二编《从影响研究到中国文学》，台北书林书局1999年版，第21－33页。
　　参见古添洪的Modernism in Modern Poetry of Taiwan , R.O.C: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aipei:Tamkang Review, XVIII, 1-4, Autumn 1987-Summer 1988, 第125－139页。
　　原文见T.S. Eliot , “Yeats”, On Poetry and Poets, New York: The Noonday Press, 1983,pp.295-308.
　　亦见余光中:《望乡的牧神》，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177页。
　　余光中:《在泠战的年代》，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页。
　　有关艾略特和余光中的比较研究可参阅陈芳明：《艾略特与余光中的诗学对话：以1960年代〈现代文学为平台〉》，收录于《跨世纪的流离：白先勇的文学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印刻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8 页。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第2页。
　　余光中: 《艾略特的时代》，《左手的缪思》，台北水牛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钟玲译文，见钟玲:《文学评论集》，台北时报文出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121页。也参见 R. P. Blackmar，“W. B. Yeats：Between Myth and Philosophy” Language as Gesture,New York：Harcourt Brace，and company，1952，P.105.
　　有关政治抵抗诗学的论述可参阅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政治抵抗诗学》，马来西亚士古来南方学院、八方文化创作社2004年版。
　　温瑞安：《狂旗》，台北皇冠出版社1977年版，第115－116页。
　　余光中：《余光中诗选1949-1981》，台北洪范书店1980年版，第124页。
　　温瑞安：《龙哭千里》，台北枫城 1977年版，第17页。
　　温任平：《流放是一种伤》，马来西亚吉隆坡天狼星诗社1978年版，第162页。
　　米勒著，单德兴译：《跨越边界：理论之翻译》，《跨越边界：翻译、文学、批评》，台北书林书局1995年版，第1-32页。马来西亚学者张光达亦曾应用米勒的翻译理论探讨现代主义和马华文学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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