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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传播学就业前景 [新闻传播业的改革方向]

    时间:2019-02-07 04:32: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新闻出版业在中国一直有着特殊行业的地位,当然,其特殊之处完全在于图书报刊的内容,若是作为商品或市场,严格地说与其他类型的商品或市场并没多大差别,不过,正是极为重视新闻出版业的特殊性,政策管理层面在过去几十年里将新闻出版业划在了其他商品或市场的范围之外。直到如今,进入了后WTO时代,信息产业与文化娱乐业在世界经济的大局中日益占有重要份额,甚至上升到了关系国家实力与安全的程度,中国的新闻出版业终于也迎来了改革。
      立足现实,新闻出版业的改革方向,重点是抓好对内容的管理,也就是舆论导向进一步加强,从组织上队伍上着手建设;在内容的引导与监督上,除了现行的一系列有效手段与形式,借鉴国际新闻界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与惯例,引进公共关系、媒介批评等新的理论概念,能够使宣传工作更有效率、更有力量、更到位。内容的管理或领导艺术,本质上就是设定议题,同时监督纠正把关。而在商品市场领域,其实报刊与图书只要内容没问题,其生产、批发、零售等环节,在管理上与牛奶或副食菜蔬没啥不一样的。放开对商品与市场的管理,才可真正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发展。
      由于新闻出版业是政治与经济二元混合结构,不少业内人士对于身份与角度定位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观念。抓内容、放市场,在内容上讲政治,在市场中讲经济,这样有利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大局,使得从业人员在抓内容时不用考虑经济因素,从根本上杜绝稿钱交易、有偿新闻等不规范行为;而在搞市场时也不必拉扯上政治,不以红头文件来当市场营销法宝,不通过权力摊派发行或强拉广告。
      
      内容把关:政策日益具体化
      
      身处全球化浪潮之中,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变革,世事纷繁,信息爆炸,从舆论导向的角度出发,该如何把握,确实成了一个非常难的问题。近来在新闻业内普遍有一种感觉,内容的把关越来越具体,有些从业人士对此还不完全理解,如果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看,这种做法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说党的新闻事业是一台交响乐,那么指挥越是细致具体,演出效果就越有保证。新闻工作有一个原则是“守土有责”,而在“守”的过程中,听从指挥、服从调度、步调一致,更有利于不辱使命。就好比只要选择了在交响乐团工作,那么就不能抱怨要服从指挥棒,更主动、更及时、更准确地把握并领会、贯彻乐团指挥的每个手势、每个指令,是更健康也更积极的正确态度。
      对新闻出版单位来说,事实上存在着多重领导,除中央宣传部之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及所隶属的各部委宣传部都有对内容的指挥权。据报道,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布2007年是电视剧质量年,要求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所有上星频道(各卫视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今年的电视剧规划政策是以全方位地提高作品质量为根本。为此,广电总局对电视剧设立了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播出。这就是以行政命令形式指导内容的一个很大的举动。
      
      “妖魔化”与公开辟谣
      
      新闻传播在真与假的是非差别之外,还存在着见仁见智的立场差别。随着前些年一部畅销书的走红,“妖魔化”成了一个极有用处的专业术语,被一些处在舆论批评压力下的当事者拿来进行有力的回应,往往一祭出这个杀手锏,就由负面形象俨然转成了受委屈的弱者,公众便一下子如坠五里雾中,无从搞清楚究竟真相是怎么回事了。
      现行的报刊体制政策,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可以轻易地找到“被新闻界妖魔化”的借口,在远不能代表全社会各方面各层次声音的媒介环境中,话语权一边倒,就会出现一些强辞夺理的现象。据报道,广州医疗界的政协委员前不久就公开指责“医务人员被媒体妖魔化了”。据说去年1月至11月期间,广州市各级医疗机构发生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有较大影响的患方暴力索赔事件共97件,医务人员受伤36人次,财物损失5426万元。所谓“医闹”借机围攻医院和医务人员,已经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但公安部门认为这是医疗纠纷而回避这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公安部门都坐视不予过问的程度,恐怕不能不归过于现在医患纠纷着实存在职业道德与诚信危机吧?如果把医生的社会声誉下降用“被媒体妖魔化”来解释,那么是不是也要同时认定公安人员渎职或失职呢?
      无独有偶,房地产商也会用“被传媒妖魔化”来反驳“暴利说”;官员同样会用这个策略,如声称某个全国公认治安最乱的城市“是全国治安最好的城市”;或者矢口否认曾经发生过的恶性事件,把不利于自己形象的事件报道与舆论用“公开辟谣”的方法来一笔抹杀。在法制不健全,由于事过境迁而难以收集保存人证物证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带有公然文过饰非、强奸民意色彩的行为,近来频繁地上演,已经不能不引起新闻从业人士的重视与思考。某些当事者在消息传出、社会一片哗然时不辟谣,反倒等到过了很久,风波渐渐平息后,才出面辟谣,多少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缺少两方面或多方面的声音,谁抢到了发言权就只能听信谁的,这种模式是极不合理也不公平的。从建设健康的舆论环境的角度出发,需要政策的制定者对什么是被妖魔化、怎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公开辟谣,给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说法。
      传播者应避免瓜田李下
      新闻媒体是不是社会公器这里姑且不去讨论,有一点却是明确无疑的,那便是新闻媒体绝对不能成为个人私器。即使是媒体私有化的西方,报纸杂志的老板或管理者若是把自己手里的媒体用来挟私报复,也会是丑闻。
      业界纷传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刊发了其女领导的家庭纠纷,以化名讲述了她的丈夫与情人的是是非非,结果引发了一场名誉权诉讼。在这里,稿件是否失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媒体的立场有失客观与公正。
      涉及媒体从业人员特别是高层主管亲身经历的稿件,不是说就不能发,而是必须经得住公平的考量,同时要有足够的典型代表意义。如果目的只在于为个人出气,或者为个人制造舆论影响,就不够有气度,也缺乏境界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时下的不良社会风气,在很多行业与领域都普遍存在。把自己负责的或者是有采编权利的新闻媒体,用来谋取经济利益已经是很大的错误行为了,如果用来赌气泄愤就更不应该。
      
      退出机制:选择死亡的自由
      
      进入机制与退出机制是市场的基本生存法则。目前虽然还不能自由选择报刊的“生”,但是,能够有选择让报刊“死”的自由,也已经是一种进步。
      由于有了退出机制,新办报刊日趋短命,最近几年来各地新创办的报刊,往往没三五年的光景就易帜或关张了。由于纸质媒体市场不景气,前些年炙手可热的报刊刊号资源,经过了市场检验,如今大大贬值,有的报社甚至一时间手里会有不止一个闲置起来的刊号。刊号赚不来钱就是负担,如果还有编制或者人员,就是更大的负担。
      报刊界停刊或停办的情况此起彼伏,动静最大的可能要数人民日报的地方版,当年大张旗鼓轰轰隆隆上马,也曾是报业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就事论事,在全国性报纸的区域化运作中,人民日报的地方版可以说没有取得预期效益。
      市场经济是单行道,一份报刊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无法生存必然就要死亡。任其停刊,不予干涉,也是政策层的一种进步。客观地看,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离了哪份报刊,都无损大局。虽然处在探索过程中,报刊的退出机制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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