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文学 [中亚东干文学简论]

　　摘要:东干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中最为独特的一支。汉字失传后,东干人创制了拼音文字,以这种文字创作了大量的书面文学。东干书面文学,以西北方言为基础,既有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又是晚清文化的活化石。东干作家将西北方言提升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是真正的言文合一的语言艺术。东干文学是东干文化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伊斯兰文化的有机融合,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它的民俗价值、伦理价值及美学价值等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关键词:中亚;东干文学;独特价值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3-0005-06
　　
　　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格局中,东干文学是最为独特的一个分支。东干族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中国回族后裔。晚清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其中一部分于1877年迁往中亚定居,现已发展到1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30多个“陕西村”和“甘肃村”。苏联时期,将其定名为东干族,属于所在国的少数民族。130年来,虽然汉字失传,却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回族习俗。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创制了拼音文字,80余年来,经过几代东干作家的努力,东干文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Я•十娃子、А•阿尔布都、Ю•杨善新、К•马耶夫、Д•阿布杜林、Х•马克、Ю•村娃子、М•哈桑诺夫等作家为东干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稍后活跃在文坛上的Э•白掌柜的、Х•拉阿洪诺夫、М•伊玛佐夫、И•十四儿等都奉献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在东干文学创作中,女诗人、女作家也不可忽视,她们是А•曼苏洛娃、А•索娃扎、Х•丽娃子哈德瑞耶娃、Я•哈娃扎等。笔者认为,东干书面文学经历了由产生、发展、成熟到目前趋于沉寂的几个阶段。尽管如此,同别的国度、地域的华文文学不同,东干文学具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文学是由作家创作的,东干作家群不同于北美、澳大利亚等华文文学作家群。澳大利亚华文作家主体是中国的新移民,北美新移民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们是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环境下长大的。而欧美、东南亚华文作家即使不在中国生长,至少会汉字,能阅读中国典籍。东干作家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先辈绝大多数是农民,迁移到中亚后汉字失传了,同中国书面典籍处于隔绝状态。东干文学,一开始只有口传的民间文学,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随着东干文字的创制才有书面文学。笔者认为,东干书面文学产生的两大动因,一是民间文学,二是俄罗斯文学。由于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东干文化同中国现代文化缺少交流,东干人成为了某些晚清文化的活化石。东干文学的许多特点都与这样一个特殊的华裔作家群体息息相关。
　　
　　一
　　
　　先看东干文字的独特性。苏联时期,在列宁民族政策的推动下,东干人于1928年创制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东干文字,1932年又改为拉丁文字母拼写的文字,1954年,东干文字最后定型,确立了以基尔特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即以33个俄文字母外加五个字母,来拼写东干话。东干文的产生,是东干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东干书面文学赖以存在的基础。东干人用东干文创办报纸、杂志,东干作家用东干文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以拼音文字进行文学创作,这在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域是少见的,对于用惯了汉字的中国人来说,也难以想象。中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曾经出现过汉字拉丁化运动,提倡者有瞿秋白、萧三、鲁迅、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胡乔木、欧阳山、柯仲平等。汉字拉丁化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谭嗣同、蔡元培、钱玄同等都有过改汉字为拼音文字的类似主张。中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汉字拉丁化运动与东干族创制东干文之间有无联系,还没有人去研究。其实,汉字拉丁化运动同海参崴、伯力中国工人中推广运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及东干族创制东干文,可以看作是同一棵树上的三个分支。20年代末,瞿秋白、萧三曾和苏联汉学家龙果夫、史萍青、郭质生等共同发起汉字改革运动,并制定改革方案,在远东的海参崴、伯力中国工人中推广。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等也参与了东干文字的创制工作,同东干学者一起制定新字母方案,被称为亚斯尔•十娃子和龙果夫的《东干语音节正字法表》,正是俄罗斯学者与东干学者的共同成果。汉字蕴含着巨大的中国文化信息,废除汉字的初衷是汉字难记、难写,不便于工人农民掌握,今天看来以拼音文字完全取代汉字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国的汉字拉丁化缺乏实践,而东干拼音文字却成功了,几十年来,拼音文字保存了大量的资料,用东干文创作了优秀的诗歌、小说。直到现在,东干报纸、书刊仍通行东干文,国家电台、电视台的东干节目,播音员可以像我们读汉字一样,以流利的语速读东干文。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东干文具有研究价值。目前,东干文字虽然还在使用,由于其适用范围所限,也有人主张向汉字过渡。在中国历史上,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十几种文字早已消亡,东干文曾以它的活力使东干文化与东干文学走向繁荣,几十年、几百年后东干文能否保留下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次是东干语言的独特性。把语言看成民族构成的要素之一,不一定符合每个民族。但东干人把自己的语言视为民族性的重要标志,东干作家尔萨•白掌柜的在讨论民族语言问题时明确表示,没有语言就没有民族。东干人称汉语为“父母语言”、“亲娘语言”,东干语教科书的名称为“父母语言”。东干语言是以西北方言为基础,同时又融入了俄语借词,有人估计占7%,笔者曾做过抽样统计,对哈桑诺夫小说《没吃过辣子的主席》统计结果,俄语借词占6.6%,大体接近这个比例。但在各类文章和各类作品中,俄语借词的比例悬殊较大。口歌口溜中,几乎没有俄语借词,而科技、政治类文章中,要高于7%,特别是新术语,俄语借词就很多。东干语中还融入了阿拉伯语、法尔斯语(东干语言学家所说的法尔斯语就是波斯语)及周围其他民族语言的借词。东干语言学家杨善新以托克马克陕西方言为例,估计东干语中的阿拉伯语、法尔斯语约有300多个,这与宁夏回族话里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380个也大体接近。东干语中的晚清语言活化石,尤为突出。东干语与总统对应的词是皇帝,把总统叫皇帝。俄语把东干协会主席叫东干协会总统,东干人则称东干协会皇帝。东干人把几块钱叫几个帖子,中国旧时的货币多用银元、金币、铜钱,晚清时洋务派发行纸币,叫帖子。现在中国年轻人已不知道帖子是什么,东干人却保留了这一文化化石。东干人把飞机叫风船,据罗常培1943年纪录,滇缅北界片马的茶山话也把飞机叫风船。东干语的逆序词,如现代汉语里的蔬菜,东干人叫菜蔬,有学者与《老乞大》比较,认为东干语保留了《老乞大》里的逆序词。中国古代的逆序词在敦煌愿文里也可以找到。而菜蔬这种逆序词也保留在西北农民的口语中。东干语中的“干办”,宋元话里就有。东干人把老百姓叫民人,我们听了有点别扭,其实《论语•先进》中有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里的“民人”就是老百姓,比“人民”要早得多。东干人把死了丈夫的女人叫女寡妇,把没有或失去妻子的男人叫男寡夫。因为是拼音文字,被中国语言学者误译为“男寡妇”,觉得很新奇。其实,中国古代,不但女人死了丈夫叫寡,男子无妻或丧偶也叫寡,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齐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可见,东干人的称呼与中国古代是相通的。东干人创造新语汇,有自己的法则。如把男老师称“师父”,这是中国旧时通用的叫法。旧时学艺,要先拜师父。《西游记》中三徒弟称唐僧为师父。因此“师父”与“老师”为同义语。中国学生把老师的夫人叫“师娘”,东干人却把女老师叫“师娘”。“师娘”与“师父”并称,不也有他自己的道理吗?“学校”是现代汉语的新名词,东干人仍沿用旧称“学堂”。中国有一首歌唱道:“小呀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教室”这个词,东干人不愿借用俄语,而管它叫“讲堂”,“讲堂”与“学堂”也是相互联系的一组词。读哈桑诺夫和白掌柜的的小说,发现“农业大学”,东干人都叫“乡家户大学”。白掌柜的是东干乡庄学校教师,他的中小学生题材作品占有很大比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课程名称上,东干人把“算术”叫“账算学”,把“劳动课”叫“功苦课”。把“教育”叫“调养”,小说中就有师娘调养家的角色。把“数目”叫“码子”,没有加减乘除这样的术语,分别叫添的(加),取的(减),总的(乘),分的(除)。
　　以上只是从一般意义上,从感性上来了解东干语言的特点。
　　
　　二
　　
　　东干文学概念,与中国现行的文学概念也不尽相同。比如“诗文”是东干文学中常见的一个术语,但并不等同于汉语诗文。汉语诗文包括诗歌、散文乃至文章等。东干诗文并不包括散文,而专指诗。东干小说,一般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用俄语借词。虽然东干人将文学大体分为小说、诗文、散文、口歌口溜、古今、猜话等,但其内涵同中国有别。其散文不仅包括小说,也包括民间故事等。伊玛佐夫称阿尔布都在散文中的地位同十娃子在诗歌中的地位一样,实际上是指阿尔布都在小说上的成就。十四儿的东干民间故事研究书名则题为《中亚回族民间口头散文创作》,由此可见其散文的内涵。口歌是谚语,口溜是俗语,国内普遍的误解是望文生义,把口溜说成顺口溜,这是不对的。古今是民间故事,猜话是谜语。
　　东干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言文合一。东干文学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口语。晚清时期,改良派提出的响亮口号是“崇白话而废文言”,主张言文合一。当时办了许多白话报纸。五四时期,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向前,胡适等提倡白话诗、白话文学,欧化白话延续了一个时期。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各不相同,新文学运用国语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公认赵树理的小说是口语化、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但语言学家王力认为,赵树理小说也有欧化语言的成分,比如是字句的判断句,就是欧化的。东干作家的作品比赵树理还口语化。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汉字失传,东干作家没有中国文言文的修养,也就没有文言文的重负。东干作品中,除了偶尔出现的“之”字外,找不到文言文的痕迹。第二,东干作家是第三代以后的华裔,他们也没有国语和现代书面语言的传承。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东干文学的语言完全来自口语。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往往并不完全一致,在东干人那里却是一致的。举一个例子,书面语《顽强拼搏的科学家》,东干语没有这么文绉绉的词汇,到东干报上变成这样的题目《心劲大的科学人》。仔细琢磨,这鲜活的口语颇为生动。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东干话能否创作出感人的艺术作品?我们不妨通过原汁原味的东干文学语言借一斑来窥全豹。
　　先看东干诗歌语言的特点。诗是最贵族化的语言,比起散文来,更为典雅。新时期,有一批年轻诗人提倡口语诗,常常被人们批评为口水诗。有人认为东干诗歌过于直白,缺少诗语。其实不然,试以亚斯尔•十娃子的作品为例,《雁飞的呢》写道:“雁飞的呢,犁铧尖/就像早前。/就像星星,离我远,/看得可显。/还唱的呢,古代音/不叫心闲。/就像报的:―――我来哩,/衔的春天。”完全是西北方言,“飞的呢”、“唱的呢”表现动作的现在时态,即动作仍在进行。把雁比作天上的星星,很美;把雁的叫声,说成古代音,出人意表;作为候鸟的雁,是报春的,在常识之内,可嘴里衔的春天,又是诗化的想象。在形式上,用十娃子惯用的七•四体,奇数行七个字,偶数行四个字。看似直白,诗味颇浓。十娃子有一首《雪花儿》,说雪花儿里藏匿着太阳,他的诗就是藏匿着太阳的雪花儿。就诗歌的艺术成就而言,十娃子可以和中国的闻捷相比。闻捷写过《天山牧歌》,歌唱天山这边新疆的生活;十娃子也有不少天山的歌,可以称为天山牧歌,歌唱天山那边东干人的生活。
　　再看东干小说的语言。有学者认为东干文学缺乏汉字的支撑,没有创造新语言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东干文学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一样,只长于叙述而不能描写。这些看法未必符合东干文学的创作实际。这里试以尔利•阿尔不都《头一个农艺师》中描写东干人跳舞的场面为例,第一个跳舞的是拖拉机手木木子,“一个掌子跳下来,维囊(跳舞)脱哩,人的手乱都拍脱了哩。越跳症候越大哩。把一个脚�起来,拿第二个脚尖儿转哩几个磨磨(圈圈)儿,可把两个腿换的往前尥的,往倒呢蹲的跳哩,之后把脚尖子指给西腊子哩。”紧接着“西拉子就连公鸡上架的一样,斜斜子出来哩,把两个胳膊操住,搁到腔子(胸脯)上,拿脚后跟稳稳儿地往前一走,往倒呢可一蹲,把两个脚拼到一搭呢(一块儿),掸哩两下,往前可一走,往后可一退,可转哩几个转子。收口儿把两个手卡到腰呢,拿脚尖尖儿转哩两个弯子,跑到马旦的媳妇子阿舍尔跟前,头点哩下。”阿舍尔“先在场子呢走哩几步,之后把两个嫩绵绵的胳膊抻开,就像是设虑(打算)地飞呢,把身体拿得稳稳儿的,就连小脚女人走路一样,把指头拈地叭―――叭―――儿的,连一股儿风一样,维囊(跳舞)脱哩。”这一段文字,对于不熟悉西北方言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儿障碍。可以看出阿尔不都不愧是东干语言大师,能描绘出如此复杂的、难以状写的舞蹈动作。轮番上场的三个人,舞蹈动作都不一样,三个人相互交接的方式也不一样,可都描述的惟妙惟肖,令人身临其境,拍手叫好。这是真正的农民语言。东干作家以俄罗斯作品为范本,用东干话翻译普希金、肖洛霍夫等大家的作品,同规范的现代汉语译文相比,各有胜境。不少人初次接触东干文学,感到十分新奇,但往往又以汉语为本位,觉得东干语土气,以至于抹杀了其诱人的艺术魅力。
　　东干文学的中国情结与阿拉伯情结。一方面,东干人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所在国的建设,要同吉尔吉斯、哈萨克民族一样,成为主人翁。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又要寻找民族的根,强化民族意识,表现了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与阿拉伯情结。这方面典型的代表作品是十娃子的《北河沿上》:“我爷、太爷都住哩/北河沿上,/我也在这儿住的呢,/孝顺老娘。/就是,北河我的家,/我的母亲。/她赶克尔白都贵重,/比黄河亲。/我爷、太爷都说过:―――连客一样,//咱们在这儿浪的呢,/北河沿上。/咱们家在东方呢,/天山背后/牛毛汉人住的呢,/长得精瘦。//时候到哩回老家。/当亲外甥,/大舅高兴接迎呢,/搂在怀中。/那会儿咱们团圆呢,/心都上天。/黄河沿上散心呢,/蝴蝶儿一般……//我爷、太爷还说过:/―――麦加地方/就是老家,太贵重,/连命一样。/圣人生在那塔儿哩,/他的心灵:/把《古兰经》下降哩―――/穆民的根。//克尔白也在那塔儿呢。/吸铁一样,/把人它还拉的呢,/叫拜西方。/时候儿到哩回去呢。/到哩老家,/当儿子的接迎呢/阿拉伯老爸。”由此可以窥见东干作家文化身份的多重性。
　　
　　三
　　
　　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及伊斯兰文化的互融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特征,但是东干文学同别的地域华文文学的表现形式又不尽相同。
　　东干文学表现出对中国(不仅是回族,也包括汉族)文化的认同,以区别于周围其他穆斯林民族。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化的母体,东干文学中有一部分作品以中国为题材,十娃子有一本诗集题名为《中国》,诗人已是第三代华裔,对中国的书写与想象来自老一代的传说。阿尔不都的《独木桥》以回民先祖起义反抗满清王朝为题材。还有讲述中国人物与中国故事的作品。这里主要以中国意象为例,看看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血缘关系。东干诗歌中的爱情象征物不是玫瑰,而是柳树枝,这一文化符码所代表的意义,来自汉字“柳”与“留”谐音,中国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在植物意象中,东干人与俄罗斯人截然不同,俄罗斯人喜爱白桦,东干人喜欢白杨。白桦是叶赛宁诗歌的主要意象,白杨在俄罗斯人的观念中是不吉祥之物;可是东干诗歌中,白杨出现的频率甚高,白杨意象往往与乡情亲情联系在一起。韭菜,几乎是东干民族的标志性意象。俄语没有与韭菜对应的词汇,中亚其他民族韭菜的发音来自汉语。这是因为韭菜是东干人从中国带到中亚的。在十娃子的诗歌中,韭菜占有突出的地位,是联结东干乡庄和中国的纽带。牡丹是中国人喜爱的富贵之花,东干诗歌书写了几代东干人对牡丹的特殊感情。在鸟类意象中,东干诗人最钟爱五更翅,五更翅就是夜莺,东干人不叫夜莺,而叫五更翅。十娃子诞辰100周年,吉尔吉斯科学院东干学部伊玛佐夫通讯院士为诗人编选的诗集题名为《五更翅儿》。长城、黄河、银川等中国意象也是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联系的标志。
　　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学是主流文学,俄罗斯文学对苏联各少数民族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东干文学也不例外。东干书面文学是在俄罗斯文学和东干民间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东干作家从小学到大学,受俄罗斯文学的熏陶,许多作家又亲自将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译成东干文。高尔基曾确定的一系列美学原则,如同旧风俗的遗迹作斗争,创造新的人物形象,汲取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等,都影响了东干作家的创作。以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十娃子为例,他以普希金的作品为范本,不但翻译成东干文,还潜心学习。在诗歌题材上,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民诗的创作上,受俄罗斯公民诗传统影响,涅克拉索夫、雷列耶夫,尤其是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初期偏重鼓动性与政论体的诗还受到别德内依的影响。诗人甚至借用俄罗斯民间的说法创作作品,如《运气汗衫》。中国西北民间认为孩子出生穿白衫、戴白帽,是戴孝,不吉利;而俄罗斯民间正好相反,认为孩子出生穿汗衫,是一生幸运的好兆头。诗人写东干人在十月革命后翻了身,是穿上了列宁赐予的运气汗衫,融合“俄罗斯古话”,写得妙趣横生。通过东干文学可以看到华裔作家如何将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与中国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
　　东干文学的伊斯兰文化特点。伊斯兰文化不仅体现在东干人的宗教信仰中,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东干小说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尤其是老一代东干人物,宗教信仰最为虔诚,他们谨守五功修行。东干文学对旧时的经堂教育,即要儿童去寺里读经的描写具有认识意义。东干文学还反映了东干人观念中的伊斯兰文化特点,如抚养“也提目”(孤儿)。《古兰经》要求人们怜恤孤儿,善待孤儿,同时对保护孤儿的财产作了一系列规定。东干作家曼苏洛娃的《你不是也提目》是一篇内涵丰富的道德小说。其中的人物,有两个男性孤儿,三个以博大的母爱关怀孤儿的女性。小说反映的抚养孤儿,不仅体现了东干人对伊斯兰传统道德的继承,还融入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又比如讨口唤,东干文学描写东干人办事,讨口唤的重要,甚至临死前,也要对方有口唤,才能安心地去死。东干文学也有以宗教故事为题材的,阿尔布都的《绥拉特桥》,写东干人认为人死后要通过头发丝一般细的绥拉特桥,只有在古尔邦节宰杀了牲口,死后可以骑上牲口顺利通过。东干人对中国文学也加以改造,唐僧到印度取佛经被东干人改为到阿拉伯取《古兰经》。总之,东干文学具有浓郁的伊斯兰文化色彩。
　　
　　四
　　
　　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民族心理的折射。恩格斯曾说过,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要全方位地了解东干人的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最好的途径是去阅读他们的文学作品。
　　东干文学反映了东干民族精神。东干族从起义失败后,在清军的围追堵截中,于12月翻越天山,是人类移民史上最惨烈的一页。东干人具有顽强惊人的毅力,苏联国内战争年代,以马三成为首的东干骑兵团,曾威震中亚,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做出了贡献。卫国战争时期,东干人奔赴疆场,同敌人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涌现出了王阿洪诺夫这样的“苏联英雄”(最高苏维埃授予的最高荣誉称号)。他们是东干人的民族魂,东干文学反映了民族英雄的动人业绩。十娃子有一首诗题为《我的住号》塑造了一个永不停息的不知疲倦的前行的战士形象,同鲁迅《过客》所表现的奋进精神颇为相似,是东干民族精神的形象体现。
　　东干文学,特别是东干小说是东干民俗的画卷。以丧葬风俗为例,阿尔不都的中篇小说《老马夫》中的丧葬风俗体现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氛围。东干人的规程是,村子里有无常了的人,不论生前为人好坏,全村老少都要送埋体,要为亡人祈祷。埋体停在土地上,头朝北,脸朝西,身上盖绿豆色单子。脸朝西是朝向穆斯林的圣地,绿色是穆斯林喜欢的颜色。不仅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还充满宗教气氛。阿尔布都的《丫头》中主人公是一个女孩子,她的父母没有男孩,给她起了男孩的名字叫穆萨,又给她穿男孩的衣裳,戴男孩的帽子。和男孩一起玩耍,大家都轻视她。这和中国人重男轻女的心理是一样的。作品的大的转折是,孩子们去山上玩,遇上了一场冰雹,他们发现母伏龙雀为了保护幼雀,被冰雹砸死了,翅膀底下的几个幼雀却活着,这伟大的母爱让孩子们惊呆了。于是大家商定捉蚂蚱喂幼雀。可是事后,男孩们都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只有穆萨坚持下来,喂活了幼雀。于是大家都改变了对女孩的看法。
　　东干人为了不被周围民族同化,坚持本民族的语言。尤苏尔•老马的《乡庄》围绕语言问题展开冲突。苏来麻乃老汉到城里,听到孙子只会说俄语,而不会东干语,感到十分忧虑。他的自觉的民族语言意识来源于自觉的民族意识。散居的东干人的孩子,很难保留本民族的语言。而东干人聚居的乡庄,是东干文化的大本营。乡庄不但是东干人物质生活的居所,同时也是东干人的精神家园。苏来麻乃老汉坚持让孙子和乡庄保持密切的联系,不要割断民族的根。这篇文化小说所描写的冲突,同其他国家和地域的华裔所面临的文化困惑是一致的。
　　东干人保留了许多传统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风俗,这在东干文学中有充分的反映。把种植水稻的技术从中国带到中亚,是东干人的一大贡献。东干小说《英雄的战士》写苏军官兵听东干战士讲如何种植水稻,饶有兴趣。经营菜园是东干人的一大特点,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蔬菜市场,差不多被东干人所垄断。曼苏洛娃的小说就有东干人经营菜园的描写。东干人所唱的民歌,东干人叫曲子,其中有一种“少年”,《头一个农艺师》中写集体农庄收割小麦的场面,艾迪尔唱的少年是“白杨树树谁栽哩?叶儿咋这么嫩哩?你娘老子把你咋生哩?模样咋这么俊哩?”少年来自中国西北,又称花儿,多为情歌。东干人保留了西北人唱花儿的习俗。东干小说还写到新娘出嫁前,胡麻水也准备好了。旧时西北人用胡麻水洗头,青海作家井石的长篇小说《麻尼台》中就记载了这一习俗,其中还有小调唱道:“八月里到了八月八呀,我和王哥拔胡麻。王哥一把我一把,拔下的胡麻抿头发。”东干人喜欢绿色,口歌口溜说:“绿配红,爱死人。”有趣的是,不同于汉族,东干人不忌讳戴绿色的帽子,绿色是穆罕默德喜欢的色彩。在中国,汉族认为喜鹊是吉祥鸟儿,是报喜的。东干习俗正好相反,阿尔布都的小说《三娃儿连莎燕》里写莎燕死后,三娃儿梦见莎燕披头散发,穿一身白衣,黎明又看见喜鹊落在树枝上喳喳地叫。按东干人的解释,披头散发是“舍塌尼”鬼,白衣是埋体,喜鹊飞来是通知不幸的哀伤消息的。
　　东干文学不仅具有丰富的民俗价值,同时也是东干人生活的百科全书,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化在中亚的另一支流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作者简介:常文昌,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干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变异”(08JC751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