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中草药批发]中草药种子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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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天津人口猛增,市面繁荣,中药需求量很大。行医兼售药的小医馆,制贩中成药和饮片的小药摊、小药铺,甚至包括一些较有规模的中药店,都感到原料越来越紧张。这倒不是因为中草药遇灾歉收,是由于药材供应商太少。远赴祁州采购,非小户力所能及;跟南方水手求购,人家小买卖不乐意做。那时候官府对南方水手实行税收优惠,南方水手随船捎带大批草药,如广藿香、川贝母、杭白术等,都是天津人所谓的南药,哪家药铺都想进一点,可是水手不想零卖。一些精明的中药商从中看到商机,停手零售生意,专做批发买卖。同善堂和宝心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
同善堂设在宫北大街,宝心堂设在针市街,都临近码头,有做批发生意的方便条件。他们从祁州、营口大批进货,粤潮闽三帮和宁波帮的船到天津,所有南药全部吸进,船空了,再把北方药材和东北参茸批发给对方。有了同善堂、宝心堂,天津大小药店和医馆从此可以就近采购原料了。
光绪初年,左宗棠率军西征,进疆平定阿古柏叛乱,一批杨柳青人随军做小生意,人们称之为"赶大营"。"赶大营"不乏发财者。若干年后,虽然已无"营"可赶,而沿着当年西去的三条路线淘金的人,仍不绝于途。他们奔波于天津与新疆之间,从天津带去新疆人的稀罕货,从新疆捎回天津人认为值钱的东西,其中就有西北产的药材,如羚羊角、鹿茸、甘草、贝母、枸杞等。这些人回津后投宿在针市街和竹杆巷的隆顺里、近仁里一带,被人称为伊犁帮或新疆帮。这一帮很快就成为同善堂和宝心堂的商业伙伴,同善堂和宝心堂收购西北药材,同时向伊犁帮售出便于携带的天津精品中成药。
同善堂和宝心堂生意兴隆,开创了天津中药批发的先河。在同善堂和宝心堂之后,天津出现不少批发药材、批发成药的药庄,还出现了不作药材生意、专门接待外埠老客的中药行栈。行栈管吃管住,为老客介绍买家,为老客介绍货源,免费提供库房,但收取买卖成交价2%至4%的佣金。天津著名拳师霍元甲,从小南河来津谋生,他所住的竹杆巷怀庆栈,就是这样一家药栈。
做药材批发生意,看似简单,其实更需要经验,也更需要懂行的人。自同善堂、宝心堂开办批发业务以后,天津稍有规模的药店也都纷纷变零售为批零兼售,同时也开始注重培养和发现批发人才。
一捆一捆的甘草装满一辆马车,不可能捆捆打开验货。有一个人称张头的张宝林,围着马车转一圈,立马就算出一等货、二等货、三等货各占百分之几,买下来以后分等级卖出,大约可以卖多少钱,如果拿这车甘草赚两千块钱,那么进货价就必须低于多少钱。批发进货由他谈价,买方从不吃亏。这位张头,就是惠源长药庄的一名大同事。
有一位人称杜经理的杜上达,当过天津永善堂和天津中成药药庄的经理,他能一眼看出来货是种植大黄还是野生大黄,能够看出泽泻、南花产于何地,摘于何季,能够把白芍分出贡芍、雕芍、贡二芍等八个等级。搞批发进货,杜经理从没打过眼。
天津成记药庄经理杨家麟,人称批发世家,在行业内颇有名望。别人卖不动的货,他低价买来,发到外埠一个地方,那地方保准正缺这种药材。他告诉伙计,“去一趟,给某某堂送一百斤地骨皮,五十斤川贝母”。伙计回来说,“他们下午配料,正愁这两种药不够呢”。
宝心堂有个徒工,在宝心堂学成以后单干,跑行商,名字叫张谦林。张谦林人称西部药材通,鉴别西部各种药材真伪优劣,十分内行。他从西部发回到天津的药材,是各药庄的抢手货。为什么呢?价格适中不说,那些上好的牛膝、生地、猪苓、三七、麝香和熊胆,全都是他在滇川陕新乡下一点一点收购上来的,那才叫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