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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观的发展与30年中国改革主题的转换 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时间:2019-02-05 04:46: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理论经历了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三种不同的形态。这三种发展观就是要解决社会发展中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制度的变革)以及人和他自身的关系问题(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但是社会发展过程又必须循序渐进地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用发展着的发展观来逐步地解决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关键词]发展观 中国改革 发展观的理论形态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18-07
      
      一、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从思想上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人们把这场大讨论比喻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是不为过的。但在破除了思想迷信和个人迷信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中国应向何处去?更具体地说,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果断地选择了发展生产力,把其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顺利实现了从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的过渡。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生产效率的提高为标准来衡量各项工作,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观的第一种形式。
      马克思在1858-1859年的《资本论》手稿中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 (P107-108)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我们曾经这样解释,马克思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而且也说明了社会发展中必须处理的几个内在联系着的相互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发展。[2] 如果我们仅仅狭义地理解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就是要通过改造自然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解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要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即制度的创新,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毫无疑问,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创新以及人自身的发展是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孤立地考虑其中的某一个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社会发展进程必然受挫。但是,在推进社会变革的时候,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一个突破口,都必须首先从社会整体的某个方面入手。历史经验表明,如果采取一种“休克疗法”,采取一种整体的、一步到位的极端变革,那么必然会导致社会动荡,乃至社会分裂,使社会止步不前。反过来,如果局限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不触动经济和政治体制,不进行人自身的变革,那么这种经济变革最终也会失败。邓小平同志用他那“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非常平凡而又富有智慧的改革方略,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前进。而在这一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过程中,他果断地选择了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变革的突破口,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互关联中有序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并从重点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中不断地解决现实发展中的问题。
      在中外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胜枚举。康有为、梁启超、戈尔巴乔夫都鼓吹从政治制度的变革入手的社会变革,按照这种路径进行的社会变革,其后果或者是人头落地,或者是执政党失去了领导权。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采纳这样改革思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决定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明确把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中来,这就是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这标志着以经济增长为标志、以生产力发展为根本任务的发展观的确立。而这个新的发展观的形成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当年在知识界、在党内也有人怀疑选择发展生产力这个突破口的正确性。一些人颂扬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优越性,似乎只有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中国才有希望;一些人把“海洋文明”和“黄河文明”对立起来,把文化的变革看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一些人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兴趣盎然,奢谈人的自由和解放。于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突破口的问题上,存在着四种不同的选择:以经济建设为突破口,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以文化变革为前奏,还是以人的自由解放为出发点?在这些理论争论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核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究竟以什么为突破口?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多年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应该承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自身的发展总是相互关联的。经济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配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没有经济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的变革,经济建设就必然会困难重重。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又必须面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约束。没有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变革,那么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文化传统的变革、思想观念的变革最终又依赖于人自身的变革。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如果我们拘泥于这种内在关联性,如果我们忽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那么这就会走向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所谓“总体性”理论,即以社会各个要素之间的“总体性”否认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出发,强调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经济发展作为全部社会改革的突破口。这个抉择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当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和突破口。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只能提出它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3](P33)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最大限度地保证商品供给、保证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是当务之急;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供给无疑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事情。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承包制度的建立、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市场上个体户的出现都是在微观领域。加强企业管理和农村经济的管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经济上的高效率证明了改革的正当性,为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改革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据小平同志后来的回忆,在当时设立四个经济特区时,在党内、在社会上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只有当经济特区高效率的发展证明了这种政策的正确性的时候,后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这表明,把提高物质生产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导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没有最初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没有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是难以想象的。中国改革的这个伟大抉择还与党对于时代特性的正确判断联系在一起。当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国际上致力于构造友好的国际关系,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尝试性的改革。这种小步骤的微观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就是要在改革中逐步扫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因此,即使经济建设是全党的中心工作,其他方面也没有被忽视。当时,邓小平提出“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就是针对人们狠抓经济发展而放松思想教育这个问题而提出的。当然,这从一个侧面也表明,经济工作始终是中心,而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工作,服务于经济工作。在这个时期,生产力是衡量人们各项工作的标准。应该说,在当时提出生产力的标准,是正确的、必要的。
      在回忆这个时期的工作时,人们常常认为,这个时期改革的一个重要失误是放松了思想教育。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就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农民通过农村承包制而使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工人通过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得到了实惠;其他个体工商业者也从商业流通的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经济利益;但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出现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脑体倒挂”的分配格局。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知识分子和公务员的不满。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性约束的问题。于是调整生产关系结构,改革宏观的经济体制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
      
      二、从生产力标准到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经济的阶段。如果说,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局限在微观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话,那么当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管理方式,并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就进入了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对经济体制进行的实质性变革。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把中国的改革推进到上层建筑领域变革的新阶段。这个改革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是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创新。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发展理论是一种以制度创新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型发展观,是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观。这个发展观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中国改革的攻坚战,这场改革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在这里市场虽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国家控制的手段仍然延伸到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主要领域,留给市场自发调节的领域仍然非常有限,它们不过是附属于国家调节的边缘领域。如果用马克思在1844年《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这个时期国家和市民社会仍然没有分离开来,市民社会仍然是国家的一个部分。我们这里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的自主经营、自主流通、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领域。企业和个人的独立的法权人主体地位没有确立起来。而建立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实现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这种分裂将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要实现这种变革:国家从市场行为的主体彻底转变为市场行为的调控者,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市场的观察者、管理者。这就意味着,政府从市场调节的私人领域中彻底摆脱出来,并实现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领域的分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市场体制的建立在中国社会第一次确立了一种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以《物权法》为标志的一系列现代法律体系的建立,使个人和企业的法权人的地位确立起来,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上的保证。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通过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正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使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旦政府从市场中抽离出去,那么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个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政府这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是培育市场,协助社会建立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自由配置市场,为建立完善市场体系而努力,即“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格局。政府逐步转化为服务型政府。企业和个人自主权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经济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就是要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性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从政治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政府削减自己的权力,改变自己的职能为特征的自我革命。
      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确立企业的独立法人主体地位,使企业摆脱政府的附属部门的地位,成为自由竞争、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即股份制改造。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无论哪一方面的工作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调整,国有企业的许多职工下岗,许多国家公务员成为企业管理人员。无怪乎人们把这场改革比喻为“刀山火海”、“万丈深渊”。虽然人们对于这次改革出现的问题可以有这种和那种指责,如国有资产的流失、政府职能转变不够等,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却是不容小觎的。因为一大批长期依赖于政府的企业和个人从此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独立地位。应该说,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期待着独立自主的发展机会,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但是它却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这就是人们被切断了与政府的“脐带”,他们要靠自己来生存。人们渴望自由,而又害怕自由所带来的生活不确定性。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政府通过经济补偿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政策来确保人们的基本生活。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最为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借助于日益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把企业和个人培育成为独立的、自我发展的法人主体和社会行动的主体。这些独立的经济主体和社会行动的主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不仅对政府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给上层建筑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根本的、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保护私有财产,而且要明确产权,保证私有财产的发展。在这里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的实践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同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劳动力的买卖中存在着剥削,而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来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使生产要素的效率得到提高。在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中,劳动力是最核心的要素,在市场中必然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如何看待中国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劳动力买卖的问题,如何看待资本家的劳动和剥削的问题,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理论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人们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或者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或者依据中国的现实来强调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从表面上来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过时了,或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走错了。实际上,承认私有财产存在的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就是搞私有制,承认劳动力的市场配置并不意味着劳动价值论过时,问题在于在劳动力的市场配置中,政府究竟如何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新《劳动法》的颁布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于劳动力市场的调节。这些表面上的矛盾可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解释。
      第二,在政府和市场分离之后,政府从市场中摆脱出来。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来监督和管理市场。这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计划管理的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政府如何有效地约束自己的权力范围,如何真正地从参与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明确,权钱交易等问题极大地妨碍了市场体制的有效运行。这涉及到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格局,有效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重大变革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党的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能再依靠行政权力在市场中进行组织活动。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党的权力基础提出了挑战。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以工人和农民为社会基础的党。传统上,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把党的组织建立在各个企业和农村集体之中。但是,当市场经济要求把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干预个人和企业的经济行为。于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企业、在劳动者组织中得到继续发展就成为新的课题。“三个代表”的建党思想就是为了解答这个现实问题而提出的。它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为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开辟了新的途径。
      社会基本结构的重大变革,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的核心就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巨大变化。尽管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构架。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们能不能够接受这种新的利益格局。在改革中,政府通过经济手段,使人们在经济条件不断改善的基础上接受新的利益格局。我们正是巧妙地运用了这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保证改革的成功进行。这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行改革。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就很难给人们提供实质上的福利,从而使人们接受改革。反过来,没有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不可能的。政府始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调整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接受。中国改革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首先要依靠改革的效率,也就是改革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来保证。只有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所有人的生活条件都有所改善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调整才有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而决不能在损害某些人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利益的调整。正是依赖于这一点,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才能顺利进行。这是我们的改革赖以成功的经济基础。
      
      三、从制度创新到人的发展
      
      当历史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初步完成社会结构的变革,初步建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但是,这只是社会宏观结构的变革,而不是社会微观领域的变革――每个人自身的变革。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再强调,现实的个人(die wirklishen Individuen)和他们的活动是全部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在每个人的活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如果没有每个人自身的变革,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也会无果而终。只有当现实生产力的活的要素――现实的个人接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并积极参与其中的变革的时候,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才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的改革必须进一步发展到人自身的变革和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标。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适时地把握了这个关键的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样,制度创新型发展观就进一步发展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第三次变革。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的自主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里的自主性主要是指人在私人的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可称之为私人自主。与这种私人自主联系在一起的是道德自主,即个人自主地就道德行为做出抉择。从这次汶川地震中人们自发的捐款、献血和其他自愿者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道德自主性的极大提升。在刚刚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们曾经就道德“滑坡”和“爬坡”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今天的现实状况来看,无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借助于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自主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种道德自主是伴随着私人自主产生的。个人的私人自主和道德自主性的提升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政治自主。“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们群众的这种自主性的要求。人是不是被看作是“本”,决不依赖于其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否则任何人都可能被剥夺“本”的地位,而成为“末”,或出现“本”“末”倒置。只有当一个人自主抉择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成为“本”。而人要自主发展就必须有自主发展的环境,其中包括个人发展所必须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包括个人自主选择的社会氛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为人的发展提供这样的环境。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要促使每个人自身的变革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科学发展的中心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特别是人的理性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这就是要为人的发展提供合适的自然环境,把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发展协调起来,把自己一代人的发展和后一代人的发展协调起来。科学发展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关注社会发展中人的发展、制度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相互协调。只有真正地尊重发展规律,促进人和人之间的协调发展,人的各种能力才有可能得到发展,人的理性抉择的能力才能得到提高。没有人自身的发展,人的道德自主和公民自主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导致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分离,并把一个独立的私人活动领域确立起来,那么这种个人领域的确立实际上只是对人的自主活动领域的消极承认,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则是要达到对人的自主活动的积极支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促进所有的经济主体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虽然承认了人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某些人却由于自身的原因无法平等地参与竞争。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城市的弱势群体身上,而且也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按照科学发展观,政府要通过各种措施,如社会保障措施和扶持农业的措施,以保证每个人参与能力的提高。这些措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扶贫解困,而是要为他们创造自我发展的机会,提高他们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使他们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改革开放的一开始,我们党就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作为提高生产力的主要手段。这就是通过经济管理方式的调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注重调动他们在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方面的能力。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社会制订政策的标准。如果说过去更多地重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GDP的增长,并把GDP的增长作为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的外在标准;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重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强调要“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要使人民群众不仅成为政策的接受者而且成为政策的制订者。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对于人民群众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社会财富的享有者;人民群众不仅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受者,而且也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同时,任何人要成为社会发展过程的参与者,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接受者,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参与者和接受者,就必须有参与社会发展活动和有理性地思考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的能力。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能力上下工夫。可以说,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核心命题的实践性注解。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不要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发展得更好;不是不要制度上的创新改革,而是说,这种改革和开放应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发展,既把人自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条件,又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的。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应该说,这个思想清楚地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制度创新与人自身发展的关系。
      
      四、建立文化公共领域,发挥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
      
      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出现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形式:生产力提高型发展观、制度创新型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三者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经济发展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手段,人的发展是目的。制度创新为人的发展创造制度环境,经济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创造基础。而社会制度的变迁不仅需要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支撑,而且又需要得到发展起来的人们的接受和支持。最后,没有人自身的发展,没有制度创新,生产力的发展又不可能持续。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但是,任何社会发展又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些矛盾,都必须抓住其中的主要问题,并借助于其他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主要问题。这就是要根据不断发展着的新情况,发展我们的发展观,通过发展观自身的变革来不断变换社会改革中的主题。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观的演变表现为从以生产力为标准的增长型发展观,发展到以制度创新为中心的制度创新型发展观,最后发展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的发展依赖于发展着的发展观。发展观的变革推动我们不断地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统筹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增长、制度创新和人的发展的关系。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生产力、制度创新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又要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不断更新发展观,着力解决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条经验。
      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依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能力。无论是生产力(管理方式)上的改革,还是制度上的创新,抑或为了人的发展所进行的社会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果这种改革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这种改革就是失败的。另一方面,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的福祉作为改革的目的。只有当改革真正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给人民群众的自我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条件和机会,人民群众才会积极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事业中。那些不顾群众福祉,盲目要GDP,搞花架子的工程,最终必然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目标,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事业,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重要经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多少风雨,发生了多少变化,但是无论怎么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变,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没有变。这是中国30年发展中的第三条基本经验。可以说,这三条基本经验显示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中国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异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马克思指出,社会的发展应该是自由个性的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是人的独立性的真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市场经济是一种自我决策、自负盈亏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赋予人们在经济领域中极大的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许多人却不能理解自由行动中所蕴涵着的责任。在经济活动中许多人只是期待最大限度地获得经济利益,而不顾社会后果,不能自觉地承担伴随着自由所包含的责任。在村民自主管理中,人们获得了自主管理的权利,但是却没有自觉意识到自主管理的责任。人们有了选举权,但是却不能自觉地意识到权利背后所隐藏着的责任。或许只有当选出了一个贪婪的村主任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自己承担责任。康德强调,人是自由的,而具有实践理性的个人懂得如何自主立法,这种自主立法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但是,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中,不少人获得了自由之后却不知道“自我立法”、自我约束。因此,把人作为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全面提高人的理性自主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是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艰巨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它使政治权力和私人的经济活动领域区分开来。但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制约政治权力和私人领域中的社会权力将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而我们的民主法治国家的建设不是要走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道路,那么这就必然面临着政治权力如何得到有效监督的问题。传统上,我们主要是采取党内监督和政治权力构架内部的监督。资本主义制度通过三权分立用权力制衡权力,从而提高内部监督的效率,而我们没有这种三权分立的社会机制,内部监督的效率就比较低。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就成为未来民主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关键要素之一。社会舆论不仅要监督政府,而且更有责任监督私人经济活动的领域。在现代社会,某些人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来获得不正当的利益,他们甚至会用经济优势和社会优势来干扰国家的民主法治秩序。随着自主的市场体系日益完善,随着个人的经济力量的日益积累,这个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会如同权力的腐败现象一样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因此培植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体系和政治权力体系的文化公共领域,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政治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30年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我们的前面,路还很长,困难还很多,风险也会更大。坚持正确处理生产力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坚持把人民群众作为发展的目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这些基本经验,是我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发展中积累起来的宝贵财富,我们在未来的发展应该倍加珍惜。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应该始终不逾地坚持这些基本经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叶汝贤,王晓升. 马克思的哲学观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主题[J]. 现代哲学,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罗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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