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潮读本》个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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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思潮读本》个人读后感
长久以来，民国时期对我来说都是一段暗无天日的历史，用一句流行语来说那就是“万恶的旧社会”。是的，我从小到大所受的全部教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民国时期不但是旧社会，而且还必须要加上一个“万恶的”定语，也就是说全无是处，一概否定。政府是腐败的，官吏是贪渎的，绅缙是豪横的，衙门是不讲理的。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穷困潦倒，求告无门，逃荒的逃荒，要饭的要饭，毫无生趣可言。再用一句我们小学课本里的话来形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狠心肠。
成年以后，我总有些不满足于这样单一的印象。那毕竟是一段人类生活的历史，无论怎样的黑暗，总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郑州市三联书店看到一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思潮读本》，2013年版，共四册，约270万字，汇编了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多年间发生的各种思想流派，从保皇立宪到实行共和之争，从尊孔复辟到新旧文化之争，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之争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异彩纷呈，其议论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应该是了解民国时期人们思想状态的比较权威的著作。我原本是抱着了解那个万恶的旧社会如何可恶的目的来看这套书的，但读着读着，不禁沉浸其中，不免为前辈哲人的文采风流所折服，心弛而神往，同时也为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惭愧不已。原来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是那样的意气风发、纵横捭阖，全无所顾忌，似乎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当言论”的条条框框，真正是纵论天下，横议古今。甚至连恽代英、蔡和森这样当时汲汲无名的毛头小伙子，都可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政治、宪法、时局的不同意见，更别说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蔡元培这样的大家硕儒了。这个时期的一些代表作诸如《少年中国说》、《新民说》、《复辟平议》、《宪法与孔教》、《庶民的胜利》、《文学改良刍议》、《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科学与宗教》、《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从立宪到社会改造》、《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理性与狂妄》等等，仅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来看，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胸怀之大，涉猎之广，哪里有什么禁忌可言。
李大钊先生在《社会主义释疑》中说：“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现象，因此说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又有一班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哪里有劳动的自由，只有少数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动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制度’，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
蓝公彦先生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制度》中谈到对资本收归国有的担忧：“收归公有是不是收归政府?政府的资本家是不是比私有资本家靠得住?据我的意见还是不确实的。……现在说要把有限制的私有资本家手里的资本夺出来送到无限制的政府手里，那么政府就可以凭着它的武力和权势任所欲为的随便处置：要是执政者良心好还好，要是良心不好人民一定增加痛苦。这种凭良心的制度是最不确实的而最危险的。”
李璜在《社会与个人》中谈到个人自由与社会制度的冲突时说：“本来真正的社会主义与个人自由是不相冲突的，不但不相冲突，并且可以说他是为个人自由而从事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足以妨害个人的自由发展，因此他才有个人的经济解放的主张。一个德国学者说得好：‘没有自由主义在中间，社会主义是不堪想象的：社会主义根本该当是自由主义的；他所含的个人解放的思想实为我们生活的存在与其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果我们不否认这个根本说法，我们商量社会主义的时候便该当（一）不取宗教主义形式。（二）不假专制强迫的力量。因为这两种手段都是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个人自由——相冲突的。”“如果目的地的平等公道尚离得很远，而长久叫人暂时忍受不平等不公道，这未有不生出反感而大家解体以去的。况且集产主义者所主张的公道完全是片面的公道。因为他着想时，只见到静的社会一面而忘却动的个人。……
罗曼·罗兰说得好：‘在目的上可以原谅手段，这个话不是真实的。在真的进步上说来，手段还比目的更重要呢——因为目的常常不容易达到，并且不能圆满达到。’”再比如说君劢先生在《中国这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中谈到民意的被架空和引导时说：“吾以为天下至难言者，莫如民意，拿破伦三世为总统也，国民投票之赞成者五百四十万票。及其帝制自为，而帝制票之赞成者，又七百四十六万票。同是国民，而忽共和、忽帝制若此。是民意标准安在耶?岂唯拿破伦三世，袁世凯之为总统，议院所选也，及其为帝，则全国投票，又一致赞成之。是民意之标准安在耶?”
胡适则在《我的政治主张》一文中说：“老实说起来，一般民众是永远不会觉悟的，永远不敢和恶势力奋斗的，除非你好人们挺着胸子冲锋陷阵的打头去做，予他们以具体的刺激，破他们长久的魔梦。你看，假如没有五四运动，一般的民众哪里还晓得有卖国贼这回事呢?可见民众的觉悟是以好人的奋斗为前提的，你们如果都叉起手来不敢动，单说我要等民众觉悟，那你就等一百年民众也不会觉悟的。”
在《我国智识阶级对于政治的责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治的危害：“人治主义是不能用了。当他初生的时候，在所有的治者中，也许有几个好的；因此，也许会有当时满意的政府。后来治者知道利用权力来谋自己的利益，便往往假公济私；兼之，国家渐渐大了，政府需要的人也多了，纵有一两个好人，也不能对抗多数的坏人，所以再想仗着人治主义来建设满意的政府，真是非常困难。这不单是因为好人难找，还恐怕好人上台，也往往会变成坏人。人类都有利己之心的，利己心的发动又非常容易，除了浓厚的感情一时把他淹没了之外，人的有意识的举动，都在利己心支配之下；所以只要知道权力能利用来充分利己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抛弃。……中国并不是恶人多，外国也并不是好人多，中国和外国的不同，只是中国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监督，外国的社会里有真正的监督。”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好像也并不过时。
岁月奄忽，一晃我们距离民国时期已经很多年了，当时人物早已风流云散，几为绝响。然而这些前辈智者所论及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没有因为一场革命而荡然无存，仍旧深深困扰着当下的人们。读书致此，我忽然记起宋代文人刘斧所著《青琐高议》中的一个故事：“昔钟离、吕洞宾初学道，有人谓之云：‘当得助道之术，我有术，用药煮铜为银。’仙翁曰：‘有变乎?’其人曰：‘后五百年乃变，归其元。’仙翁曰：‘吾不学，恐误五百年后人。’”什么意思呢?这段话是说，汉钟离和吕洞宾当初学道时，曾有人对他俩说，想学道我有个法术，可以帮助你们得道。两人问是什么法术。那人说，我可以把铜用药水煮一下变成银子。两个人又问，这变出来的银子能保证用多长时间呢?那人说，至少可以保证用五百年，五百年以后会重新变成原来的铜。两位仙翁都笑了，拒绝说，我们不学这法术，恐怕五百年后的人会骂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