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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路上的红医故事【演变新长征路上的红剧】

    时间:2018-12-30 04:27: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中国人普遍对红剧怀有特殊的情结。在娱乐匮乏的年代,观看一部“战争故事片”,可以令孩子们兴奋数日。至少一直到80后一代,红剧仍在成长历程中占有其特殊分量。即便是90后,仍有不少必要的时候需与红剧发生关联。红剧中有热血,有理想,也曾寄存人们的榜样与准则,但它与生俱来的教化诉求,也令人们对它感受复杂。红戏最初的出现,原因既复杂又不复杂,而它几十年的演变,题材从单一到多元、人物从脸谱到人性、模式从国有到商业,点滴改变,都与社会进程、时代变迁交相映照。回望红剧的演变之路,也便成了回望我们的成长之路、社会的发展之路。
      
      题材演变
      终结军事片的单调时代红剧也有了B级片
      中国电影曾经历政治至上的时期,那也正是英雄电影创作的大好时机。那时的电影里英雄模范辈出,宣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不胜枚举,尤以军事题材居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南征北战》、《上甘岭》、《林海雪原》、《红日》。这些“红色经典”主要以描述战争场面及英雄人物在战争中表现其英雄主义为模板,一场甚至数场的战争是必须的,从一个胜利朝着一个胜利前进。几十年银幕上战火纷飞,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期待通过对战争场面完整的展现来激起人民的热情,比如巴金创作的剧本《英雄儿女》中,王成高喊“向我开炮”,一个普通士兵的形象令高山仰止。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多样化的尝试。1959年建国10周年,从1959年的金秋一直延续到第2年的春天,文化部最终确定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影片共计18部,分别是:上影厂的《林则徐》、《聂耳》、《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宝莲灯》;北影厂的《青春之歌》、《风暴》、《林家铺子》、《水上春秋》;长影厂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冰上姐妹》、《笑逐颜开》;八一厂的《海鹰》、《万水千山》、《回民支队》、《战上海》。单看名字就知道,这18部电影并非千篇一律的战争电影,其中不乏轻松有趣的作品,在几十年中被几代人反复观看。
      改革开放三十年,电影题材也进入了多元化、票房电影的时代,为了扭转主旋律不好看局面,红戏题材也更为丰富。近年大为火热的“谍战剧”,便是红色题材的一个重要分支。谍战剧的市场目的是源于对涉案剧的黄金时段限制,行业内心知肚明,炫技情节被最大化。《潜伏》最终说的是对党的忠诚,算是“又红又专”,而大部分谍战剧事实上都是找个题材说事。谍战剧这几年被过度消费,紧张悬疑的类型以后会出现什么,倒是值得乐观期待。
      红戏题材的多元化趋势在2009年也有明显表现:40部献礼片中除了《建国大业》之外有谍战片《风声》、《秋喜》,讲述南京大屠杀的《南京!南京!》也位列其中。《风声》残酷的审讯情节,怎么看都像个B级片。《南京!南京!》表现的内容及方式连同所引起的争议,都可算主旋律题材的创先河之举。在电视剧方面,《人间正道是沧桑》最为特别,剧中集中展现了从黄埔时期的国共合作到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国民党退逃台湾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画卷,更像是《庐山恋》的前传。可惜这部剧在央视的播出经历了一番撤播曲折,令人在为这部作品击节叫好的同时,仍无法免除心中疑窦。2011年又是献礼年,今年出现了大型动画片《西柏坡》,也算得上补充了红戏在表现手法上的一项空白。
      新时期“红色经典”逐渐凸出从“战争化”向“文艺化”转变的趋势,然而每个五年或十年的献礼片中,让人不满意是教条与僵化的内容。今年的献礼作品从电影《建党伟业》、《湘江北去》、《少年邓恩铭》到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国1921》,题材主要集中在建党早期的历史事件,更多波澜壮阔的历史未被关注,实属遗憾。
      
      专家看红剧演变
      红剧有爱情元素是一种回归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因为有些革命故事离我们很近,所以我们不可能编故事,像《大决战》、《南征北战》,它们的优点就是重现了历史的这一幕,缺点就是它们是全景式的,不可能有更深的提炼。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英雄虎胆》,它里面有美女,是最早的谍战片,还有《红色娘子军》也是爱情电影,但这两部片子在“文革”里被批判得一塌糊涂,现在把爱情、家庭、谍战的元素放进红色剧里面,其实是一种回归。
      
      《亮剑》拍摄时承受了很大阻力
      赵浚凯(知名导演,海润影视副总)
      
      今年民营公司参与红剧热情不高,是因为市场回报不够。我们说的电视剧市场,从目前来看,还是以电视台为主。可以看到,最近几年市场上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都是一波一波,比如谍战前几年火,然后下去了,现在又起来了。我想你所说的红剧也包括了像我们以前《亮剑》这样的,但当时拍《亮剑》也是有非常大的争议和阻力,它能不能被市场接受,当时谁都不知道,但《亮剑》成功以后市场上这类太多了,观众审美疲劳,观众不喜欢,市场也就不接受了。
      
      人物演变
      英雄可以鲁莽反派能够伟岸
      1975年,电影《金光大道》的主人公的名字叫高大泉,明喻着高、大、全。当年的红戏是要贯彻“三突出”原则,所谓的三突出,指的是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其具体实践是在艺术创作中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而反面人物要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那时的英雄不能有个人情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相对的,反派人物如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则必须贼眉鼠眼,鬼鬼祟祟,并且智商超低,一击即毙。
      
      上世纪的国产影视作品另一鲜明特点也因而衍生:领袖人物只能由特型演员扮演。他们的出演,要经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甚至包括演职员表也是正反两拨人马分开。我们习惯了看古月、王铁成、卢奇等特型演员演绎的伟人风采,甚至对专职扮演“蒋介石”的演员孙飞虎也相当熟悉。在严格遵循“重现”的原则下,很多演员一生只饰演一个角色。比如,古月一生共在83部作品中扮演毛泽东。
      这样的情况直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才有所改变。1996年,在电影《长征》中,唐国强出演毛泽东,第一次观众看见“领袖”说了普通话,领袖人物追求“神似”。而在翻江倒海的《建国大业》之后,红色作品也熟练地运用起了商业法则,开始起用明星出演,仅毛泽东就有《中国1921》里的谷智鑫、《开天辟地》里的黄海冰、《湘江北去》中的保剑锋,当然,还有《建党伟业》的刘烨。无一例外,他们的出演在观众眼中成了亮点。而“反派”人物中,改变最为明显的是蒋介石。特型演员扮演的蒋介石通常阴鸷而专横,2001年的电视剧《长征》起用陈道明饰演“蒋座”,可谓霸气十足,再到《建国大业》的张国立版、《开天辟地》的赵立新版、《建党伟业》的张震版,角上起用真正演技派演员,内容上更为尊重史实,这些无疑都为角色注入了更多属于人性的血液。
      近年的红戏题材,人物塑造更开始由“仰拍”到“平视”,逐渐开始了“平民化”进程,即便伟人领袖也充满了人情味道,观众已经可以看见在革命激流之中还会涉及个人情感、隐私。2005年的《亮剑》书写了不可忽视的一页。剧中塑造了一个浑身毛病的李云龙,他类似小说中的“好汉”,也有农民的习性,人情味十足。相比永远手拿着一把黑白驳壳枪的英雄李向阳,他更令观众感到可亲。而同是讲述地下党员在潜伏中完成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潜伏》的人物塑造与早年最深入人心的谍战片《永不消逝的电波》大为不同。余则成和翠平跌跌撞撞的假夫妻生活情节与谍战情节交叠,充满了危境和喜感,李侠夫妇基本上只工作不生活,显然不合情理。
      相传在某次内部表彰讨论会中,《潜伏》中的反派李涯也被人称道:“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要好啊。”这也导致姊妹篇《借枪》以每集200万的高价售出,《借枪》里面的熊阔海就是一个说相声的小市民,他对敌人的仇恨,远远超过100个在剧中端着机关枪乱扫的“英雄”。他在观众中所获得的敬意,也不少于高大全的英雄人物。
      
      专家看红剧演变
      编剧的视角和素材丰富了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现在的红剧尺度在放大,红剧中也包含了不是共产党但是中国人的一些抗日故事,这些人也能有很正面的形象,就像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会放进去一些穷人、普通人、弱势群体,都有一定的革命性。包括《色・戒》这种电影,它也是从某种角度去展现那个时代的凶险,讲述的是一些国民党特务的抗日工作。从领导层看,所有的领导人都是打成一片的,我们的故事还有起伏吗?但我们的领导人历史上也是确实存在意见分歧,随着50、60年代回忆录等真相的公布,也大大丰富了编剧的视角和素材,如果我们的电影能不哗众取宠地表现出来(分歧),革命片不就更好看了吗?
      
      数量演变
      由高产到沉寂到再度井喷
      电影作为宣传工具在全国开始普及,老百姓也看得起电影,每年看电影的人数最多达到6亿人次。当时的电影题材以革命军事斗争出胜,那个时代留下来的都叫“红色电影”。
      
      1959年国庆第一次出现献礼片的概念,那是一次社会主义文艺的大阅兵。有数据统计表明,为期24天的献礼片展映最终一共展出了影片35部,放映9万多场,观众高达1.2亿人次。在“文革”时期,文艺彻底成为工具,连红戏也一度陷入低谷,其他类型影视作品更是一片空白。“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电影政策的制定者下决心改革教条、僵化的电影管理机制和生产方式,一些影片率先复映,老一代电影人重新与观众见面。那时国家关注下的电影生产,允许尝试,即使触及禁区,也尽量不打或少打棍子,涌现出了如《十月的风云》、《严峻的历程》、《峥嵘岁月》、《大河奔流》等一批完全不同于样板戏的电影。
      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电影几乎到了被人遗忘的地步,看电影的人次从1979年的239亿人次降到了1994年的3亿人次。电视剧基本是以戏说为主的古装片,到了节日,各电视台只反复播放一些经典的红色老电影。革命题材的电影作品更显得力不从心,虽说红色题材还在拍摄,仍是主题先行,有一定的数量,但大部分都不在观众的视野之中,除非是单位组织观看。
      2000年后,电影开始复苏,票房及收视率的多少成为评价影视作品好坏的方式。近年来,观众对红剧(包括谍战剧等)的热情居高不下,多部红剧的收视率一路飙高,红剧市场一度繁荣。从2009年开始,红剧产量开始呈井喷状,广电总局“认证”的献礼片分两批共40部,涉及30多家制片单位。今年又是献礼大年,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影有超过30部,电视剧共40部。电影工作者对“主旋律内容、商业化运作”的电影制作新模式表示非常的乐观,正成为国内电影的集体自觉行为。同时,他们认为主旋律的基调也会慢慢融入商业影片,这是一个机会。然而必须指出的是,2009年的献礼片题材可称得上广泛,有延续经典的《寻找刘三姐》、有战争题材的《可爱的中国》、有儿童片《锦绣花园》,然而如今能被观众想起的不过《建国大业》、《高考1977》等两三部,其余的,即便如葛优、张涵予几位大牌参演的《长长回家路》,也几乎不能留下任何印象。可知,数量的井喷并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它也意味着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
      
      专家看红剧演变
      一拥而上的时候也鱼龙混杂
      高希希(著名导演)
      
      2009年大家对红剧热情很高,是因为那时候有商机。在长久的高大全式的红剧之后,突然出现《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这里头《历史的天空》是我导的,不谦虚地说,这也有我的功劳。几年的努力,把观众对红剧的印象扭转了,2008年的《亮剑》达到顶峰,那市场的反应又是会有一点滞后的,所以有2009年的热情,但之后,大家看到这里有利可图,一拥而上,鱼龙混杂,又出了很多烂剧、翻新剧,什么新《地道战》、《地雷战》、《红梅花儿开》啦,观众不要看,市场对这类剧的热情下降了,民营公司都是哪儿有利益往哪儿走,市场不认可,不接受红剧了,没有商机了,热情当然下降了。当然,我觉得作为民营公司,不应该拒绝这种政治任务,你不要跟体制过不去,你一个导演,一生就那么点创作时间,在这种事情上拧巴,多耽误啊。
      
      政策演变
      尺度掐得没那么死了
      回望建国初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任务始终贯穿到今天。电影的审查制度一直上升到政治高度,一部电影就是一个政治任务,审片之时首先要政治方向准确。十七年电影时期,尤其是1959年国庆的献礼片之中,出现的一批脍炙人口的电影,后来都被批为毒草,偏离了只能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旨,文艺工作人员被牵连其中而不能自拔。那个时候,工农兵英雄的光辉形象当然是唯一的方向,稍微显现出来的人间味道都会被受到清算,此类案例比比皆是。
      
      改革开放后,电影的意识开始多元化,决策者对红剧开始放宽了标准和尺度。到1997年,当年国产影片票房收入排行榜,排在前面的《鸦片战争》、《红河谷》、《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等,都是主旋律影片,体现出在相关部门的调控下,主流电影类型化或类型电影主流化的趋向。
      近年来,尽管红剧一直在朝着更开放更客观更商业的方向发展,广电总局仍不时作出指示。2004年5月,广电总局发出《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核管理的通知》,指出凡未经国家广电总局审查并取得总局颁发的《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红色经典电视剧,一律不得播出。
      虽说今年是红剧的“超级大年”,但并不意味着各个影视公司就能高枕无忧。前段时间,广电总局突然公布“檄文”称:“个别剧目因为在表现抗战和对敌斗争等内容时,脱离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没有边际地胡编乱造,将严肃的抗战和对敌斗争娱乐化。”在通知的结尾,广电总局还对少数红剧进行了不点名批评。看来就算通过了审查,红剧照样需要小心行事。
      在一些特殊时期,对红戏的限制会更严格些。广电总局要求今年5、6、7三月各大卫视停播谍战剧和涉案剧,只留下来一部又红又专的《潜伏》可以继续播出。各卫视台的播出计划纷纷作出调整,“积极”考虑接档剧目。这一动作至少让我们明白,中国的影视产业化仍在一个起步的状态,政策性风险仍然令市场“薄脆”。事实上,即便撇去总局的指示不谈,几年前被政策逼出来的谍战剧也的确走到了一个关口,观众显得有些审美疲劳。还有什么惊险传奇而又不触礁的类型会出现?人人都在拭目以待。
      
      专家看红剧演变
      汪海林(喜多瑞合伙人)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大学同宿舍的哥们郭俊立这次也编了《建党伟业》,我跟他一起看这电影,看的过程中他说,这儿删了什么什么,我说,我们这儿也删了。具体的我不太好说,但总的来说,我是觉得现在审查是一个守势,比如我写狠一点,他删一点,但就能留下一点。据我所知,体制内的一些人也在呼吁取消审查制度。我们喜多瑞当初接《中国1921》,也有一点我的私心,我想跟政府合作吧,以后出去谈可以不被欺负……
      一直都有革命题材领导小组在审查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院副院长)
      
      一直没有什么严格成文的限制,但一直都有一个革命题材领导小组在审查。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形态,有一定的不同。实际上对领袖人物,应该防止的最大问题就是过度娱乐化,防止大家对他们八卦,或者表现与他们的主要事迹和主要性格特征不相吻合的部分。
      
      宣传演变
      
      从集体包销到大肆炒作
      在计划经济时代,电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进入的。没有院线制度,电影数量有限,根本无须宣传环节。样板戏的年代更是没有必要,千篇一律只有那几出戏,放什么你就看什么,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所谓宣传最多只有电影院的海报招贴。
      
      电影进入到了消费娱乐时代,宣传推广至关重要,红戏也不例外,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不可避免,仍要提到中影策划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两部片都采取了“高概念”模式―1990年代后期,好莱坞片商惯用这种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的“四大”商业电影模式制作生产。两部“建”字作品都借鉴了商业电影的“追求最大化可营销性”和“确保受欢迎程度的最大化”,都力图做到简单、鲜明、极端、引人注目。
      作为新生事物,“建”牌系列全民大片一开始就吸引了各大媒体的关注,之后新闻报道等层出不穷,除此还有不可避免的炒作,比如动用170位以上的华人明星,而且这些腕儿全部是无报酬出演,还有哪部影片能有这样的噱头?至于炒得沸沸扬扬的因后期删剪导致一些明星最后没能露脸,其实都是强有力的预热。加上无所不在的海报,线上或线下的推广活动,宣传手段甚至比电影中拥有更宏大叙事,早已超越用常规的电影手法与内容吸引观众的范畴。前期的炒作改变了公众对主旋律电影的固有印象。在市场化的今天,其他电影只好望“韩”兴叹了。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之后,尽管有观众心怀不满,毕竟已经达到了该电影原本的诉求―献礼与教化。
      所谓上行下效,《建国大业》显然启发了更多红戏对明星效应的利用。“红色偶像剧”是近两年的红戏常见的宣传口号,大量起用面貌俊美的演员、打造符合社会流行造型服饰、大篇幅描绘细腻爱情戏,如《血色湘西》、《战北平》、《我的青春在延安》、新版《永不消逝的电波》、《秋之白华》,皆属此类。值得欣喜的是,青出于蓝。这些“红色偶像剧”是实实在在需要抢夺观众遥控器的,它们的商业程度,实际上比集各类资源于一身的中影“建”字牌更为纯粹和彻底。“建”字牌仍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维,而红色偶像剧们,才算真正参与了各凭实力、各显其能的市场经济竞争。
      
      专家看红剧演变
      
      全明星是满足社会各个层面的需求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院副院长)
      
      请很多明星,并不是娱乐化,而是为了更好的宣传效果,是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全明星)是满足社会各层面不同的需求,而且他们也没有突破道德底线和历史底线。
      明星阵容是个好势头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撇开用明星吸引观众这一点不说,这次有一个蛮好的势头,就是非特型演员去演伟人,用普通话也能演伟人,革命家不在于讲湖南话,外国人有管过罗宾汉讲什么话吗?演员要神似而不是形似,要形态生动,而不是用雕虫小技去吸引人家。
      
      观众演变
      
      欢迎娱乐自主的年代
      以前去影院看场电影可真是件不得了的让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儿,在那个娱乐项目匮乏不堪、个体被计划经济收购的年代,电影里面有我们的榜样和准则。至今清晰记得,简陋的礼堂或者露天的影院坐满了兴奋不已的观众,大家交头接耳、焦急等待着;一旦灯火渐熄,白色大幕绽放出璀璨光彩,现场立即鸦雀无声。人们沉溺于情节中,或为英雄的危机捏一把汗,或为汉奸的诡计暗咬牙根,直至高潮处英雄们“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最后取得了大胜利才情不自禁地集体附和,响起愉快而热烈的掌声。
      
      这种貌似红火的观影风潮其实是假象。事实上,在当时主动掏钱去影院看戏的人并不多,更为常见的是单位学校包场或赠票,集体免费接受“红色教育”。想必80后对此都印象深刻,那时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看红戏,看完还要写观看感,学生如缺席或不参加观影活动,则要被记旷课半日,罚抄课本数遍。但即便是如此“强制性”的观影行为,这样的教育方式仍然比坐在课堂里死背数学公式要有趣得多,因此同学们也便欣然接受了。无论是波澜壮阔的“三大战役”,还是热血沸腾的《地道战》、《地雷战》,抑或是体现小主人翁风采的《闪闪的红星》和《小兵张嘎》,同学们都看得心无旁骛,面上的悲伤或欢喜皆为真情流露,甚至数日后仍在讨论剧情与心情。红戏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它本身“为教而教”,却迫于那个时代的特征,意外地变成了“寓教于乐”,这个无心插柳的结果让许多80后变得积极健康,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时移世易,如今的情况已完全不同。经济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资讯爆炸,人们的娱乐方式花样繁多,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眼巴巴盼望在操场放映一场“战斗故事片”。网络下载的年代,人们拥有了娱乐自主权。同步观看欧美电影、美剧蔚然成潮,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视野被打开,胃口被撑大,审美水准与鉴别能力也早已提高了许多层级。一部戏若只担负着教化功能却可看性极差,即便它的政治再正确、颜色再鲜红,观众也不会为此埋单。
      如今多数红戏红剧皆为民营影视公司的私家行为。在迎合大环境的基本前提下,民营影视公司为讨好时下观众胃口,将红剧进行了偶像化、言情化、悬疑化、动作化等处理,使得大部分红剧与教化重任得以剥离,这是值得欣喜的进步。对吸引观众而言,这些招数也颇有成效,且看《风声》、《集结号》等电影的票房便不难印证。然而也必须指出,部分红剧故意制造“雷点”来制造噱头,进行大肆宣传和标榜,就未免过犹不及了。
      
      专家看红剧演变
      
      年轻观众愿意以轻松的
      方式接受历史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院副院长)
      
      观众有分层,也有观众不太满足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但现在年轻观众没有历史惯性和历史积淀,可能他们更加愿意以轻松的方式接受历史,因为不同人群历史背景不一样,观看预期也不一样,他们的价值观也有差别。
      
      红色记忆・四
      红缨枪
      这是如今只会出现在舞台荧幕上的物件了,生活中绝无用上的可能―倒是街道居委会大妈们肩上的红袖章与这把红缨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都警惕万分,都尽职尽责,一旦发现异常即刻通报。
      早些年的少儿红剧中,红五星帽、鸡毛信以及红缨枪是标准配备,对于大人们来说,这些弱小得有如玩具般的装备就像过家家;但对孩子们来说,则是备添勇气精神的法宝―如同眼下的白色款iPad2。小时候演舞台剧,这把红缨枪总是分配给最浓眉大眼一脸正气的那个男孩子,枪头的那一点红威光闪闪,少年英雄上场了。
      和红五星帽不同,红缨枪是决计不会再一次流行的,它充满舞台戏剧的夸张,有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
      
      红色记忆・五
      鸡毛信
      鸡毛信本身渊源颇深,最早叫“羽檄”,是古时征调军队的文书,上插鸟羽表示紧急,必须速递,是战争中的VIP绝密文件。
      见过真正的鸡毛信的老人们差不多都去世了,我们对于鸡毛信的印象均来自于红色影视剧,比如《烽火少年》,比如《小兵张嘎》,比如《鸡毛信》。鸡毛信主要是为烘托小英雄而存在的,承担护送鸡毛信任务的都是头脑灵活、随机应变的小男孩,在护送途中历尽万难,最后总能圆满完成任务。中国人都能明白“鸡毛信”意味着什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辈们仍旧常常将重要的文件戏称为“鸡毛信”。虽然信封上没有三根鸡毛,但谁都知道是啥意思。后来哥哥姐姐们开始谈恋爱,又常常差遣小屁孩将情书送过来送过去―按重要性而言,情书当然也可以叫做鸡毛信。
      用鸡毛信谈恋爱会不会比用微博私信示爱更有情调?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再没有愿意送鸡毛信的小男孩了,人家忙着学钢琴忙着练英语,哪有时间啊!
      
      红色记忆・六
      红五星帽
      潘冬子就戴这样的帽子,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闪闪暖胸怀。头顶一颗五角星,手握红缨枪,标准的英雄少年装扮。
      帽子的装饰性意味太强,所以这样一顶红色五星帽,只能由3到5岁的小朋友戴,或者出现在舞台上。三十年前,无数小朋友被安排戴上这样的帽子,站在照相馆的背景(通常是天安门或者雄伟山川)前面,雄赳赳气昂昂地拍下人生美照。虽然背景是假的,帽子是买的,红缨枪是塑料的,但那种保卫祖国江山的急切心情倒是真真切切地写在小脸上―更早一些,连小脸蛋儿上的红晕都是后期晕染上去的。
      今天的红五星帽出现在红歌会上,主角是参与其中的成年人。他们再一次涂上胭脂,不分男女,一律戴上红五星帽,展开歌喉,歌颂红色,赞美人生―仿佛几十年前的童年场景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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