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胎制”的30年] 一胎制
时间：2019-01-05 04:54: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到“只生一个”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简称《公开信》）。信中阐述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必要性。自此，举国上下，不分城乡，将“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推向高潮。
《公开信》曾提出，30年后当人口增长问题有所缓和，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现在30年期限已到，如同30年前一样，这项国策在讨论声中，再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
《公开信》出炉
据《中国人口政策六十年》一书记载，1979年3月，山东省烟台地区荣成县农民鞠洪洋、鞠荣芬等136对夫妇发出《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的倡议书。天津医学院44位职员也发出同样倡议。事实上，早在1978年底，中共四川省什邡县委已经制订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措施，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用简报的形式向全国做了介绍。这意味着，早在1978年，中央就萌生了“只生一个”的想法，群众的倡议或许只是中央将要推行“一胎”政策的一个先行策略。
据当时正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参与工作的张敏才介绍，为论证“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可行性，在《公开信》发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举行了多次座谈会。“大家争论得很激烈，‘只生一个’在当时其实遭遇到很大阻力。”
在其中一次人口座谈会上，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的宋健语惊四座，提出若再不控制人口，以后大陆上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只能站到水里去。随后《北京晚报》对宋健的言论作了专门报道。在“一胎制”的方案争论之时，此文无疑为“一胎制”提供了现实的科学依据，受到相关部门重视。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点名宋健起草《公开信》。
1980年9月25日，《公开信》发表，1982年计划生育被中共十二大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此后，全国各地不分城乡开始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紧缩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一场波及中国大部分家庭、影响千万人命运的“生育革命”。
中央为何以《公开信》的形式，而不是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来发布政策，张敏才认为跟当时阻力太大有关。“《公开信》是对党团员的号召，让他们发挥领导带头作用，做群众的工作。这是解放后政府第一次使用这种形式发布政策。”
“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如何变成“只生一个”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晚、少、稀”的人口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1978年，中央又提出“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人口政策。
此时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靠舆论宣传和群众自觉来实行。在节制生育方面，政府尽可能提供方便。1972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称避孕药和避孕工具不要钱还不行，还要送货上门，不然，不好意思去拿。
纵观整个20世纪70年代，据相关资料统计，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1年的23.33‰，下降为11.61‰，下降了11.72个千分点。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妇女一辈子生育孩子的数目，从5.44左右下降到2.75左右，减了2.69。人口下降速度之快，扭转了之前持续20余年的高生育和高增长的局面，创造了新中国人口史上的奇迹。但自1980年“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强制实施之后，除1980年略有降低，人口总和出生率出现报复性增长，再也没有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低水平。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从何时起取代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使事情发生改变的，是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的陈慕华说：“全国要制定一个政策，首先要各省、市自己搞试行。”从这一年的9月1日始，上海市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并发放《独生子女证》，凭证享受奖励待遇。随后的一年，其他省市也相继出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要求或规定。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李先念、陈云、华国锋、邓小平相继在公开场合提倡“只生一个”。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一次谈话时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已经达成高度统一的情形下，这一年的12月15日～20日，陈慕华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
“一胎制”的轨迹渐渐明晰。
行于艰难的年代
1978年，经历“文革”10年的中国经济，面临巨大困难。“当时中央提了个口号‘把经济搞上去，把人口降下来’，有很强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决心。当时还有人提出，长痛不如短痛，做个手术，短痛一下就好。”张敏才说，“座谈会的时候，还有一个香港学者提出‘无婴年’，就是在一年的时间里，号召大家都不生孩子。”
当时，中央对于人口下降的急迫心情传达到地方，地方为了提前完成中央的指标，在执行深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中央1978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69号文件发出后，一些地方纷纷制定了“一胎制”的政策。比如广东立刻制定了30条地方政策规定，天津制定了8条，提出限制和处罚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
除了当时急躁气氛的影响，在从事人口研究的翟振武看来，从“二胎”转为“一胎”，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从1977年开始，人口下降速度减缓，1977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左右，1979年为2.75左右，中央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人口，所以采取了相对强力的措施。”
原人口控制与对策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孔德涌回忆，根据宋健等人的预测，如果平均每对夫妇只生2.14个孩子，中国人口总量将保持不变。但当时的实际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远远超过了2.14。此外，在广大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很难一步到位。所以，直接实施“一个孩子”的标准就成了非常现实的要求。
不一样的声音
《公开信》发表之后，1980年总和生育率有所下降，但自1981年起，总和生育率又开始有回升之势。尤其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干群矛盾迅速加剧。
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声音时，时任山西省委党校教师的梁中堂在1984年写出了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呈给总书记胡耀邦，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缓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制”。
1984年7月，刚从美国学习归国、对统计学有很深造诣的马瀛通也写出 《人口控制与人口政策中的若干问题》提交中央，重提70年代“晚、少、稀”的人口政策，并将“本世纪末12亿人口”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报告得到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并先后作出批示。在一次论证会后，中央将原《公开信》中所提到“本世纪末人口不超过12亿”的目标，改为12亿左右。
也是在这一年，针对生育率上升、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情况，中央发出七号文件对“一胎制”做出调整，第一次明确使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表述方式：“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要逐步做到允许第一胎生女孩儿的再生第二胎。”而政策放宽后，实际生育率并没有因此而上升，反而略微下降了些。
梁中堂于1985年再次致信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郝建秀，希望中央同意用“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在一两个县进行试验。
1985年3月21日，梁中堂接到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规划处的正式函件，同意在山西进行试点。山西翼城最终成为全国13个“晚婚晚育加间隔的生育办法”实施地之一。有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翼城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但人口结构、性别比等相比山西其他县市更为合理。（摘自《新疆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