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视域中效率与公平的制度伦理分析]建设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指

　　 [摘 要]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从制度伦理的维度分析，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关键词]和谐社会 效率 公平 制度伦理
　　 〔中图分类号〕C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065-04
　　
　　一部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历史。一部人类文化史，可以说是人类追求效率和公平的思想史。[1] （P12） 多年来，效率与公平一直是学术界经久不衰的重要论题。对效率和公平问题，可从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进行讨论。本文从制度伦理视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效率：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
　　
　　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说，效率是指用多少活动实现多少目的的比例。效率既可指经济效率，也可指制度效率。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讲，就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资源使用得当、配置得当，有限的资源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这就是高效率；反之则是低效率。制度效率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思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的。诺思认为，“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无效率则指参与者的最大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2] （P12） 本文中的效率侧重指制度效率。制度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规范主体行为和调整主体间关系的规则体系。[3] （P10） 制度的构成从纵向来看，可分为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基本制度是根本性的制度，具体制度可称之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可以说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化。[3] （P12） 制度伦理，简单讲就是指制度的合理性，即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认识与评判。[3] （P25） 制度伦理的一项重要功能和作用是：通过对制度的诘问来制约不合理的制度，优化制度的选择和安排，从而推动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类型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本身就蕴含了其道德合理性。但这种制度是否比其他制度更优越，一个重要前提是看这种制度能否比其他制度带来更高的效率。判断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合法与否或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经济效率。如果一种制度或体制安排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即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伦理正当性，因而它就是不可接受的，甚至是有害的。毛泽东曾指出，如果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那么就有可能被“开除球籍”。“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4] （P296）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与否不能仅从理论上推导，而要根据具体的实践来判定。优越的制度首先是一种高效率的制度，因而是合道德性的制度。一种低效率的制度是不道德的制度，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我国传统体制最大的缺陷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低下，可供社会分配的物质十分贫乏，造成物质生活的短缺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这是缺乏道德合理性的经济体制。正是基于对传统体制的反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 （P373） 其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体现了效率原则。在邓小平看来，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 [6] （P312） 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不是体现在制度形式本身，而是看这种制度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为全体人民带来福利，能否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必须依赖于社会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效率才是社会主义制度道德合理性的首要基础。效率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性，这也是这一制度合道德性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7]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使人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的高效率，效率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物质基础。只有建立在高效率的基础上，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社会的活力和效率从何而来？这主要来自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即是说，一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要能带来高效率，这种制度效率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组有关权利、责任、利益的规则，为人们制定一套行为的规范，为一切创造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提供最大的空间，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并让生产、交换和消费获得帕累托最优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会使其失去合理性和道德性。可以说，效率是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制度安排所必需的合道德性要求。
　　如何优化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制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在诺思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一个与日常生活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提供激励与约束，来减少因人的行为及环境复杂性引起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他认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也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当前主要通过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来推动社会发展。尤其是要深化市场化改革，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制度支撑。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是一个深刻的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制度变迁或体制创新的过程。总之，通过优化制度安排，使社会更有活力和效率。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中建立能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制度规范，为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的体制保障。
　　
　　二、公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公平简单说就是公正、平等。公平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如果说判断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合法与否或好坏如何的第一标准是制度效率，那么另一判断标准就是公平正义。“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倾刻之间土崩瓦解。”[8] （P106） 在人类思想史上，“公平”、“正义”的话题备受关注。在柏拉图看来，正义是人的天性和行为，他认为正义是天性忠厚，天真单纯，并将正义作为构建理想国的准则，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个人而言，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9] （P32、154-155）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在本性上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10] （P7-9） 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把正义看作是德性之首，认为正义的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不正义的也就是违法的和不平等的。罗尔斯认为，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以正义作为其道德基础。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11] （P3） 即是说，正义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中轴和核心，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逾越正义的要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两部代表作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思想是，对于一个值得人们追求的现代民主社会来说，效率、公平和稳定（秩序）乃是三个既相关联，又具有同等意义的价值目标。
　　公平正义是人们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诉求。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甚至，公平原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先于效率原则。“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正义原则是先于对效率的考虑的，因此，大致来说，代表正义的分配的内部点一般要比代表不正义分配的效率点更可取。”[11] （P69） 如果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失去了公平正义，那么，这一制度就将减少甚至失去公众的认同和支持。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那就是：“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0] （P210） 对社会主义的公平问题，邓小平一直认为要通过“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来解决，他强调即使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较突出，以致一度将制度的公平性由人类宠爱的公主嬗变为经济的侍女，仅仅成为效率的手段，导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过分悬殊、公民权利与义务分配的不对称等各种公平失缺现象。导致这些问题的实质是社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对权利义务分配曾一度缺乏其应有的公正性。实践证明，没有效率不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同样没有公平也无法维系持久的效率。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所以，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维，而且“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 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12] 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需要在实践中切实把公平正义确立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首先，要建立公民权利与义务公正分配的制度机制，对利益进行调整。通过利益调整，使中间阶层规模过小的“洋葱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利益调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即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群体利益的改善，而且任何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此时的社会将是平衡和谐的。因为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达成和谐稳定，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其赖以生活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等等的认同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城邦作为一个社会(团体) 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 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中产阶级(小康之家) 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能比较稳定――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10] （P245）“橄榄型”结构是目前国际上最理想的社会结构，这个阶层结构能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并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次，要建立健全完善的公民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在制度伦理中，人不再有等级、身份之分，都是无可争辩的平等的主体，人的价值追求、人性需要的满足、人的自由而平等的发展，成为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13] 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换句话说也就是有没有一个正义的制度设计。反思我们社会中的诸种矛盾，根源往往都在制度。制度公正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开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组织良好的社会。”[11] （P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依赖于公平这一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
　　
　　三、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
　　
　　效率和公平作为制度诉求的基本价值，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阿瑟・奥肯认为平等和效率都是重要的，在不同的领域中，两种价值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14]（P86） 效率与公平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效率是公平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公平是效率的根本保证。从效率对公平的作用看，其一，效率是推动公平发展的动力。其二，效率为公平提供物质基础，使一定的公平形式得以维持。其三，效率是衡量公平的尺度。从公平对效率的反作用看，要达到持久的效率，就要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因为效率的高低一方面是看物质资源能否得到有效配置，但它更取决于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否得到发挥。人的行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效率的源泉。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就其合法性和持久性而言，只能来自于社会的公平机制。社会公平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承担义务。每个人的贡献与获得越相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就越高，从而促进社会总效率的提高。所以，没有公平的效率只能是超经济强制下的效率，这种效率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稳定支柱。任何不公平、不正当的效率都是不能长久维持的，也是一些合法政府所不允许的。要获得效率，惟一能达到持久效果的途径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以最大限度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由此看来，效率和公平是制度安排是否具有合理性的两个基本维度。
　　和谐社会既需要活力、效率，又需要公平正义。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问题。正如一辆行进中的机车，效率原则是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发动机；公平原则是社会运行的平衡器。没有效率这一发动机，社会经济就难以快速发展。但如果一辆机车没有平衡器，没有变速和导向系统，动力系统也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一旦制衡系统失灵，动力系统越完善，就越可能出现灾难。社会要快速、平稳、和谐发展，既要有效率这一发动机，又要有公平这一平衡器。由此，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价值目标，也是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应把握的基本原则。但是，不同时期对这一原则的运用又有所侧重。究竟侧重哪一方，要从不同时期的现实社会矛盾出发。改革开放之初，平均主义严重，效率问题突出，所以我们集中力量解决效率问题，把“蛋糕”做大，主要办法是拉开收入差距，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当今，利益差距较大，公平问题凸现，所以要集中力量解决公平问题，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合理地分切“蛋糕”。主要办法是改革税收制度、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等，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并可以承受的限度内。因此，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效率与公平应该是在动态中实现平衡。
　　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既充满了张力，但又辩证统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效率与公平统一于人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自由、平等、效率和公平都作为制度的基本价值，但效率和公平是制度的工具性价值，而自由和平等是属于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因为自由和平等是主体的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它们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主体自身在追求的价值，是主体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价值。[3] （P155） 作为制度工具性价值的效率和公平是自由和平等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自由和平等的相互关系。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理想价值，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制度伦理建设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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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 http://news.省略/c/2006-10-18/125711271474.shtml.
　　[8]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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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1]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2]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07-10-15.
　　[13]杨灿明，胡洪曙，施惠玲. 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3，（5）.
　　[14]阿瑟・奥肯. 平等与效率[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