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陈半丁 陈半丁
时间：2019-02-14 04:35: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正值父亲陈半丁(1876―1970年)诞辰130周年之际，回忆起父亲的许多往事。我记得在解放前夕，由于战争原因，人民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家也不例外。当时，我们家一起生活的有二十几口人，只有靠父亲卖画维持家里的生活，生活压力很大。在兵荒马乱的解放前夕，艺术市场十分不景气，父亲虽每天拼命绘画，但买画的人寥寥无几，就在这个时候北平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考虑到对文艺界的这些老人，应给他们生活上最大的帮助与支持，父亲也是其中之一。
积极投身新中国文化活动
据中央文史馆的资料记载，北平解放前夕，毛主席在石家庄和符定一先生讨论建国方略时，毛主席就提出对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老学者都应予以安排，设立机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于1951年7月29日成立了中央文史馆。第一批馆员26人是经过国务院总理亲自批准聘任的，其中有齐白石、陈云浩、萧龙友和我父亲陈半丁等人，符定一为馆长，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为副馆长。从此这些老知识分子有了组织，有了活动的场所，生活上有了固定的收入。文史馆的成立是共产党、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对老知识分子具体关怀的体现，这些往事父亲都清楚地记在心里，他常对我们说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因此在解放初期他虽已是古稀之年，但还是以满腔的热情，积极地参加社会各项有益的活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使自己的绘画艺术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过许多有益的事。说明父亲心中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
一、1951年国庆二周年，在《光明日报》上与各界朋友发表文章赞扬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祖国两年来在政治、国防、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赞扬了共产党与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与叶恭绰、齐白石等八位画友共同创作了巨幅画作《普天同庆》，呈送给毛主席，以表示祝贺(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二、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之际，他与画界朋友一起积极参加书画义卖活动，全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为援助朝鲜、保卫祖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三、1955年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父亲与画界朋友齐白石、何香凝、于非�、汪慎生、马晋、徐燕荪、王雪涛共同画了一幅巨画《和平颂》，由郭沫若亲笔题款，献给了世界和平大会。
四、1957年前苏联革命胜利40周年，父亲与于非同等九位画家，画了《松柏长青和岱宗旭日》并送往苏联，父亲还专门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而创作了《兴国长春》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父亲还参加了许多有益活动，不再列举。为了社会的需要，他以革命的激情，为各项运动或活动画了许多画，如《百花齐放》、《十一颂》、《五一颂》、《八一颂》、《普天同庆》、《欣欣向荣》、《年年今日共乐同荣》、《得众动天》、《力争上游》等等。他的画寓意很深，有歌颂，有赞扬，有祝福，从这些绘画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利用自己所擅长的绘画艺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解放初期父亲已七十多岁了，他的大半辈子是在旧社会生活的，受到的影响肯定不少，不可能一点没有带到新社会来，但我认为他还是做了一定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才能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入社会各项活动中。
热爱和平 受憎分明
我认为父亲是分得清好与坏、善与恶的，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朱京生先生撰写的关于父亲的专著中提到，1949年解放军包围北平，马占山、邓宝珊一起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时，父亲热诚地参与了。当时考虑到解放军攻打北平，古老的北平城要受到破坏，老百姓也会有伤亡，应和平解放北平。另在父亲的历史资料中也记载了父亲与傅作义共同商议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当时我们年纪虽还小，但对父亲和傅作义商谈此事还有印象。1937年北平沦陷后，日伪政府聘任父亲，遭到他的拒绝，并辞退北平艺专的教授之职。他也曾婉言拒绝萧亲王聘他任职为官。1947年国民党曾邀请他到南京办画展，同样被他拒绝。但对于解放后被第一批聘为文史馆馆员，1957年又被聘为中国画院副院长等职务，他不仅接受，还积极投入工作，并参加很多有益的活动，可以看出他是热爱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每年毛主席生日时他几乎都送去他的祝福，从他的几幅画可以看出，如1951年画的《佛手柑图》，款识“福国裕民”，寓意深刻，代表了人民的心声；1952年画的《春满乾坤图》展现了解放后新中国的锦绣前程；1957年《千年桃实图》和1958年《群仙祝寿图》，代表人民祝福毛主席健康长寿，也表现出对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还有他的一些印章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所刻的“强其骨”、“不使孽钱”、“奇特”等都说明他内心对日伪政府的憎恨和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他对新旧社会的态度是不同的，爱憎是分明的。
另外从中共九大献礼上也可以体现到这一点。1969年在中共九大召开的前夕，有关领导要求他画一幅画作为九大献礼，当时父亲已是94岁了，而且在“文革”中几年没有动笔了，运动中一直受批判觉得很委曲，我们担心父亲会拒绝，可父亲却一口答应了。我记得当时画的是《红梅》，款识是毛主席诗词。当然父亲接受这次任务，不排除压力，但依父亲的性格和我们对父亲的了解，他那种爱国爱党之心是没有变的!
与齐白后的深厚友谊
解放后在北方画坛上父亲和齐白石是齐名的。当时有“同行是冤家”和“一山不能容二虎”之说。父亲虽较齐白石早几年来到北京，但他们相遇之后，由于艺术观点的相同，爱好相同，都非常酷爱国画艺术，互相认可，有同样的艺术追求，很快成为了至交。双方均对对方的艺术在不同场合给予肯定。如齐白石先生在《天高云远图》的画中，特为父亲题诗“天高云远水流长，流去春风与秋光。酒罢送别故人影，留却人间思断肠。”齐老先生自己加注为“余送半丁兄南行长沙，归来有感”。从这几句话中可以看到白石先生思念父亲之情，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又如1920年，曾一度有一些人将齐白石先生的作品称之为“厨夫扶灶”来贬低齐先生的绘画水平。当时父亲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理解与支持齐老先生，使齐老先生得到很大的宽慰。父亲还曾赞扬齐白石先生的画“超绝古今”。齐白石先生把他认为最有绘画天赋的第三个儿子齐子茹送到了父亲的门下，成为父亲的入室弟子，父亲当时对齐子茹百般地关心爱护，如同自己的子女，从不保留，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给予指点，有时拿画做点评，也经常带他参加一些活动，经常交往并有书信往来。1955年父亲得知齐子茹先生在沈阳不幸逝世的消息，父亲万分悲痛，十分惋惜失去了这样一位才子、爱徒，闷闷不乐多日，心情十分低沉。偶尔发现一些齐子茹先生没有完成的虫草画稿，父亲为了纪念他的爱徒，把每个虫类画稿一一补上花 草，成为一幅幅完整的画，有的还题款“半丁、子茹生死合作”，并在杂志上发表，以示怀念之情。
父亲生前和齐白石先生多次合作，如送给印尼苏加诺总统的《松柏长青图》、《普天同庆》、《和平颂》、《藤萝雏鸡》、《菊花鹌鹑》、《荷凫图》、《挖耳图》、《嵩岳长寿》、《群芳介寿》等近百幅作品，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可称得上天衣无缝。他们在40年的交往中一起切磋艺术，互相认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加深了感情，加深了理解，加深了友谊。在他们中间没有相互攻击，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相反是十分融洽，互相尊重。这足以证明那种文人之间“同行是冤家”、“一山不能有二虎”的世俗观念，在父亲和齐白石老人身上不攻自破，也正是新社会新风尚的体现。
十年浩劫中的父亲
“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当时我和孩子与父母在一起生活。记得有一天，家里门铃突然响了，进来十几个红卫兵说是要破“四旧”，有的找我父亲问话，有的找我问话，还有的在抄东西，这样的抄家不知有多少次。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父亲单位来的，抄走了两大卡车的东西，有字画、古玩、金银首饰以及生活用品。“文化大革命”后期只退回一平板三轮车的物品，至于母亲的金银手饰、生活用品和部分字画、古董等全部没有退回。
在“文化大革命”中，只给父亲发27元的生活费，其余工资都被扣掉了，单位接送他上下班的汽车也不给用了。因为当时父亲已有八九十岁了，他不可能去挤公共汽车到单位参加学习，开始母亲就用推小孩的竹车送父亲到单位学习和接受批判，看到父亲上下竹车太困难了，而且母亲也要走不少路，后来母亲用90元包了一个三轮车，母亲坐在放脚的斗里，每天就这样陪父亲到单位参加学习与接受批斗，直到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情况才有所转变。有一天，工宣队的几位同志到家里来看望父亲，一位领导告诉母亲和我，说：周恩来总理过问了此事，并叮嘱他们，陈半丁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国内外的知名人士，他已90多岁了，要注意他的安全与身体。我们听到这些活十分感动，母亲和我都落了泪，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之情。悬着的心也放下许多。可是在1970年《光明日报》上刊登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文中涉及到周扬重用“反动画家陈半丁”的内容，列举了父亲很多“罪行”，如父亲有一幅画《独立见江船》，他们说江中的老头是父亲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还有《玉泉山》的画中题了一首涛：
何许泉如玉，原因有玉人：
山晖神废处，木秀泽含春：
此日还看画，无缘可十邻；
寄声嘉逐者，莫污世间尘。
有人认为父亲是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是直接攻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我汜得还有一张父亲画的荷花，花既有白色的，也有粉色的，款“红白莲花开共塘，两般颜色一样香：”当时称红花代表红专，白花代表白专，此画被批判为红专与白专对立、类似被批判的还有几幅。在批判周扬的文章中，父亲的“罪行”也占有一定的篇幅，当时怕父亲受不了这打击，我们就把那份报纸藏起来了。十天后，父亲就病故了，我和母亲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这张报纸就在他的褥子下边，他还是见到了。
父亲病重时，我们将他送到北大医院治疗，当时医院听说是“反动学术权威”就不敢给医治，逐级向上请示，从下午入院一直停在医院走廊，直到晚上10时多才同意住院。到病房还没来得及办手续和做必要的检查，刚放到病床上，父亲就不省人事了。由于延误治疗时间，使父亲的病转为中毒性肺炎，父亲就这样含冤离我们而去了。
“文革”中父亲遭受劫难实际上是很难幸免的，因为早在“文革”前一次画家的展览会上，父亲与康生在对作品的评价上就发生了分歧，由此触犯了康生。记得康生曾几次表示喜爱父亲的作品，有意索画，父亲均未理睬，这一切康生都怀恨心，早在“文革”前几次会议和场合均提出要好好地整整陈半丁，已经强加了很多罪名。因此“文革”中，父亲在民国时期与肃亲王、金城以及各界要人如李济深、邓宝珊、傅作义等人来往均成为了历史问题，更可笑的是与蒋介石同乡也成为了历史问题，再加上所谓的反动字画和印章，父亲的“罪行”可谓是名目繁多。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那时我们都很怕出家门，很怕见到街坊邻居，总有被侮的感觉，是很难忍受的。
1976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有一些人被陆续平反昭雪，1979年胡耀邦同志对父亲冤案批示要彻底平反，补开追悼会，退还查抄物资，举办遗作展。退还了所扣十年的工资，以及一平板车字画等物品，但大部分查抄物资没有去向。1980年父亲逝世10周年，有关部门为他老人家平反，补开了追悼会。
(责编：石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