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克芹和他的“围城”

刘新林

摘要：周克芹三十余年（1959-1990）的创作生涯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农民作家苦心经营而后声名鹊起最终带着遗憾离世的传奇历程。他写作上的成功，端赖时代变幻、个人机遇，更与其坚守信念和苦熬自我的精神品质息息相关;他进城以后流露的“围城”心态，显示了业余作者转型的艰难。他饱含深情地书写了这一切，虽未及完全实现，实则其本身代表着一个时代农民作家的境遇。

关键词：周克芹;农民作家;“围城”

周克芹是共和国第一代作家中的独特一员，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创作，“文革”时并没有像大部分“五七”作家一样停笔，而是坚持创作并借此实现专业作家之梦，1980年代初因《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其同名电影而声名大噪。迅速成名后，周克芹陷入了因“家庭风波”而引发的困境：成为专业作家却不能安心创作;进城后却时时回望农村。纵使后来有《许茂》第二部，以及新长篇小说的计划与实践，终究没有完成。奋斗几十年，然后进城当专业作家，这是许多业余农民作者的夙愿。周克芹却像是困在城里四处张望的陈奂生，时时小心，处处谨慎。从业余作者转变为专业作家，不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创作心态的调整。周克芹式的困境显示了转变的艰难，无疑具有代表性。考察周克芹的奋斗史和成名后的“围城”心态，是理解周克芹小说的捷径，也是理解当代作家创作生态的一种路径。

一  作为隐喻的爱情

周克芹的成名作是发表于1979年、出版于1980年反映197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小说最惹眼的是许家姐妹复杂的感情纠葛：四姑娘许秀云被丈夫郑百如抛弃，爱上当鳏夫一年余的姐夫金东水;九姑娘许琴爱上七姑娘许贞的对象吴昌全。这里至少涉及四段三角关系：许秀云与金东水、郑百如，许琴与吴昌全、齐明江，许琴、许贞姐妹与吴昌全，以及许素云、许秀云姐妹与金东水。不明就里的读者要惊异于七十年代的男女关系竟如此开放，惊异于周克芹在爱情问题上如此大胆。不过这是严重的误会。小说的现代读者也许更认同相反的意见，认为作者爱情观念“陈腐”，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漠视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①这种指责同样尖刻。

爱情无处不在，但有关爱情的批评没有成为评论界的焦点。人们不太好奇或者有意回避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安排许秀云爱上金东水，妹妹爱上姐夫？为什么让爱情萌芽于亲情？这份“比春闺少女更为炽热的爱情”，究竟萌芽于何时，怎么发生，则语焉不详。“比春闺少女更为炽热”，也许暗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可是暗示又没有得到有力的旁证。奇怪的倒是小说反复强调许秀云与长生娃兄妹近似母子的亲情——打消第一次投河的念头是因为奄奄一息时脑际浮现小长秀“天真秀美的小脸”和长生娃“小大人似的可憐模样”。批评热衷于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问：为什么爱情不能实现，幸福不能降临？若将金东水与郑百如所代表的农村基层权力斗争看作政治隐喻，答案呼之欲出。这种解读最普遍，但反过来追问爱情如何发生，要经得起推敲却不那么容易。在这个层面，爱情是个问题。

再看一个细节。小说第二章，曾写到一个黑影。“四姑娘掀开小草屋的破门，一脚跨进屋里，伸手向窗台上摸火柴。突然，一条黑影从床上跳起来，扑到她面前，冬的一声跪了下去！”②随即许秀云尖叫一声，吓昏过去。这个细节很重要，因为许秀云遭人误解乃至众叛亲离都摆脱不了的是由这条黑影生造出的谣言。谣言是压在许秀云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然则，许秀云不能凭声音或身形判断黑影是共同生活过十年的郑百如，岂不有违常情？关键性细节的设置如爱情之发生，就是这般语焉不详。

关键性细节一再被忽视，是读者与作者的共谋。在《许茂》的原生故事外，存在着构成故事的副文本。读者找到的是独属于他的副文本，如学生谢惠敏式的精神创伤，知青王晓华式的时代伤痕，或者农民周克芹式的成长故事。当读者将自我代入角色，便开始创造区隔个体的情感历程。由读者情感催发的副文本和作者的故事，虽然时序不同，但效用一致——证明事实性的控诉远比发生学的追溯更急迫正当。当时的普遍风气就是将副文本嵌入小说故事，或者给予小说以自传色彩。《许茂》是将周克芹的个人情感及命运嵌进许秀云的故事叙述中。周克芹多次表示自己就是许秀云，“我以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噙着眼泪写四姑娘。我把我自懂事以来的二十余年岁月的磨炼所积累起来的感情，二十余年从劳动农民——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身上感受到的美，大部倾注给了四姑娘这一艺术形象。”③“《许茂》里的四姑娘就是我。自杀都自杀四次，要是女的，肯定嫁不出去！”④可以说，周克芹就是许秀云的“原型”，写许秀云就是写自己。虽然在具体事实上，故事的纪实色彩不强，性别也不同，但由于作者与叙述者情感上的高度叠合，那就势必牵扯出一个看不见的潜在文本——周克芹二十年的农村生活经历。具体来说，就是周克芹的作家奋斗史。若没有这二十年的奋斗史，周克芹就不会有《许茂》的写作。

因此，对周克芹二十年农村生活的简单回顾，不仅是小说“前史”的必要补充，更是理解《许茂》写作动机的基本视野。《许茂》故事发生在1975年，对许秀云如何忍受、抗争噩梦般的十年婚姻生活和追求那份可能存在的“比春闺少女更为炽热的爱情”未及详叙，扼要回顾周克芹的写作史，对于理解许秀云的爱情“前史”也十分必要。

二  犹如宿命的写作

据《周克芹自传》，周克芹是被“处理”回乡后的第二年（1959）年开始小说创作的。在此之前，他在成都读了六年的农业技术学校。上学的初衷，是为了摆脱农村生活，有朝一日成为一名优秀的园艺师，至少到国营农场去当一个新式农民。在学校的六年培养了周克芹的文学梦。他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创办了墙报《蜜原》，并有意识地进行写作练习。习作《老盐工袁大爷》和《在列车上》均发表于此时。周克芹成名后经常把上学之前听人说书、虚构故事当作创作的起始，实在是有意跳过这段结果并不“光彩”的历史。但不可否认，在成都农业技术学校的六年才真正打开一个农村娃娃的阅读视野和上进雄心。

周克芹1936年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县石桥镇的一户穷苦人家。生活的艰难曲折是周克芹来到这个世界后面临的人生第一课。出生时，父亲正因爷爷病势垂危四处告贷;爷爷去世后，周家因债台高筑放弃了城镇的生意返乡种地;在农村苦熬几年后，随着生活好转，全家又重返城镇谋生活;然而没几年又返回农村靠租种土地为生。颠沛困顿下的生活使周克芹受到的教育时断时续。解放前后，周克芹只读了半年私塾，三年半小学，两个学期初中。上大学无异于痴人说梦。况且周克芹有六个弟妹，父亲更希望作为长子的周克芹能够挣钱养家。周克芹放弃了考中学上大学，退而求其次，上了既不要学费也不要食宿费的农业技术学校。成名后，周克芹回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生活，用词多是“荒凉”“寂寞”“敏感”“孤僻”“胆怯”。担心卷入同龄人的纷争，周克芹不敢与他人拌嘴吵闹，经常沉默了事;不是自己做的坏事，却总疑心被人诬陷，常惴惴不安;有时一觉醒来，忽见家中无人，顿然产生一种被遗弃的感觉。⑤让周克芹稍感安慰的，是听说书人说故事。那些故事多半是柔弱女子惨遭不幸，或是英雄烈女创建功勋。每当夜幕四合灯芯燃起之时，说书人徐徐蠕动的字词便会幻化出美丽空幻的故事，周克芹则坐在台底下热泪盈眶，如痴如醉。小小的脑袋里编织着悲壮凄婉的故事，涌现出刚烈忠贞的女子形象，这种经验实得和攫取快感的方式，与他成年后执着于感情的积累和宣泄颇有关联。这也许是周克芹执着于感情表现而较少历史反思的经验性“源起”。

19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断了周克芹的园艺师梦。周克芹在这场运动中被“处理”：开除团籍，遣返回乡。他被认为“错误”有三：一是“不务正业”，六年间借的书都是文学书籍，没有政治理论书和农科专业书;二是“攻击社会主义”，周写的大字报“卖油娘子水梳头”，讽刺统购统销政策;三是“同情右派分子”，曾写信表示同情流沙河。是年，周克芹22岁。

在外求学六年，却犯了“错误”，丢了文凭，灰溜溜回到家乡，冷眼冷语可想而知。周克芹回乡之时，大跃进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周克芹写下了小说处女作《秀云和支书》。这篇作品未收进生前的小说集，也少被提及。不过，《周克芹自传》还是留下了只言片语：“一九五九年，即‘处理回乡后的第一年，我就开始在本省的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接着又陆续地有作品发表，如《秀云和支书》《井台上》等，写农民在人为的灾难和自然的灾害面前的不屈不挠的志气。”⑥周的记忆有误，《秀云和支书》发表于《峨眉》1960年第1期。这是一篇反映大跃进时期虫害横行，青年团员如何研究土法治虫的故事。小说夸大了土法治虫的成绩，却对人为的灾难有意遮蔽，烙下了明显的时代印痕。这且不谈。与治虫主线相对的情感线索——秀云的婚事有赖于治虫的成功，治虫主线和情感辅线互为表里，平行推进。要之，意识形态的宣传融合进情感形态的表达，這成为周克芹小说叙事的起始性结构。其后发表的短篇小说《井台上》（1963）与之类似，兹不赘述。此后，气候突变，周克芹辍笔。

《四川文艺》（1973）复刊后，相继刊出了周克芹新作《李秀满》《早行人》和《棉乡战鼓》。作为一个长期担任大队会计的基层干部，一个必须从事劳作以养家糊口的农民，写作常常是作家与干部、农民身份的博弈。如周克芹所述，“有时候我自己都是矛盾的，曾经有过彷徨、痛苦，尤其是，当我感到是我自己在伤害着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农民群众的时候。”⑦周克芹自认为这一时期的创作比较自觉地用文艺为政治服务。⑧非常典型地图解政策、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是《棉乡战鼓》。周克芹极少提这部违心之作，也曾一度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今天看来，内容上前后联系又不完全陷于图解政策且有所长的作品是《李秀满》。农村基层干部李秀满面对自然灾害和困苦生活时所展现的精神风貌，确有感人之处，在其小说人物谱系中可属典型。这样的人物很多，如支部书记罗国全（《秀云和支书》），生产队长老钟（《井台上》），支部书记石宝林（《石家兄妹》），生产队长辛大哥（《灾后》），老支书郑洪兴（《落选》）……这些形象年代不一，但如一奶同胞，而李秀满则是最典型的那个。愈是典型，“左”的流毒积聚愈深，这为后来反思“左”的错误、写下《落选》式的作品埋下伏笔。

周克芹迎合当时的文艺规范所取得的成功仍属瞩目。须知以写作为进身之阶，在被“处理”的农民作者中是极少数。问题是，在无所保留的情况下，对一个农民而言，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写作又意味着什么？据传记资料介绍，1973年年终结算，周克芹家超支两百多元——彼时膝下四个子女，家庭负担可见繁重。而这年夏天农忙时节，周克芹仍在成都写稿。1974年大春减产，预算结束后，周家口粮难保。周克芹担心的除了挣工分，养活妻小，“最主要的是心境不佳，无好的情绪”，“也许创作生涯就此完结了吧。”⑨没有报酬，还白白损失劳力，写作只会加重家庭负担，也难怪招致妻子的抱怨：“为了写作，他成天都是神魂颠倒、精疲力竭的。为了写作，他没有时间同我们摆‘龙门阵，难得带我和孩子们上街，看电影。即使他后来调到城里当上了专业作家，也是这样：一心一意只读他的‘圣贤书，从不把妻小家事放在心头！从四十岁开始，他就变得黄皮寡瘦，老气横秋的。满嘴的牙齿也掉了个精光，一副‘瘪像，看着比我父亲还老！”⑩1975年，家庭境况稍好后——周克芹被调到公社当农技员，每月有补贴，周克芹便开始酝酿长篇小说《天府之国》（三部曲总名，《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是其中首部）。对此，朋友们却非常理解：“对他的创作，我们从来都是赞同和支持的，内中除了文学自身的因素，也有现实的考虑在内——我们以为，他不出惊人之作，是很难改变其处境的。凭他那样的劳力，无论怎样拼搏，六口之家的生计都不会好起来。须知：那时克芹外出开几天会，连粮票都难以筹措啊！”11秉性如此，命运如此，写作不得不如此。

内外交困中，周克芹将他二十余年农村生活中积累的感情全部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去：构思长篇小说三部曲，展现乡镇、农村二十年的时代变迁。意识到长篇写作经验不足，周克芹不断地阅读，做笔记。经过多次调整，周克芹决定先写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即后来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这时已是1977年底。彼时，周克芹刚刚结束首部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的编选和补写工作。

1978年，写作环境有所好转。5月，周克芹调简阳县红塔区，任公社干部。10月，调县文化馆任职，公社干部编制转为国家干部编制。周克芹二十年的农民生涯正式结束。与此同时，小说进展十分顺利。从1978年10月完成第一章至1979年8月26日写完最后一个字，二十余万字的《许茂和他的儿女们》不到一年完稿。完稿当夜，周克芹在创作笔记本上写下若干创作感受，其中有两条：像不像小说？茫茫然;爱情描写太多了，定会遭来这种指责，行文“由土到洋”，也许不是好事！笔记本封底上，还摘录了几句诗：“哀吾身之无乐兮，幽独于山中;吾不愿變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12

三  “证明”心理和“围城”心态

构思和创作《许茂》，周克芹憋着股劲儿。这股劲儿比他二十多年前离开农村时还要强烈。正值冤假错案相继改正平反之际，他没有戴过“帽子”，已是彻头彻尾的农民，要获得改正绝无可能。唯一的希望是写作。他以写作苦熬自己是要向人证明，道路虽然曲折，但坚持的路没有错。冀之以改变命运，如此而已。

《许茂》里充斥爱情描写，不是因为作家爱情体验丰富，也不是为人性正名，只是“自己感情需要发泄和表达”。许秀云在爱情上的遭遇，正是周克芹的写作之路的反映。而要把这种感情的曲折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必然交织血浓于水的亲情与爱情，哪怕以“乱伦”的名义。如果默认情绪表达的正当性，那么忽视技巧与细节的合逻辑性有时便理所当然。最典型的是作者时不时跳出叙述，转为非理性的旁白或无节制的抒情。

如对许秀云，“四姐啊！你的悲哀是广阔的，因为它是社会性的;但也是狭窄的——比起我们祖国面临的深重的灾难来，你，这一个葫芦坝的普普通通的农家少妇的个人的苦楚又算得了什么呢？……是的，这些年来，从天而降的灾难，摧残着和扼杀着一切美好的东西，也摧残和扼杀了不知多少个曾经是多么美丽、可爱的少女！四姐啊，这个道理你是懂得的，因为你是一个劳动妇女，你从小看惯了葫芦坝大自然的春荣秋败，你看惯了一年一度的花开花落，花儿谢了来年还开。你亲手播过种，又亲手收获。你深深地懂得冬天过了，春天就要来。你决不会沉湎于个人的悲哀。”13

或对许贞，“七姑娘啊七姑娘：哭吧，哭吧，你这个无知的女子。你给许茂老汉丢人，你给许家的姑娘们丢脸，你为什么不能像你的众多的姐妹们那样严肃地对待人生？你为什么把你爱情花朵这般轻率地抛向泥淖？你懊悔了么？懊悔吧！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让悔恨的眼泪洗净你的虚荣心以后，你也许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14

这些内容都是累赘，但舍弃不了。将两段话特别是第一段与笔记本封底上的诗句对读，会发现它们的相似性。强烈的共鸣心理使作者更痴迷感情话语——一种农民而非作家式的“偏狭”，如长居深山的老农，过于珍视随处可见的一片叶一株藤。然而，又不完全如此。作家周克芹无疑具备两种语言能力：理性的叙述和感性的表现。前者体现观察的深刻，后者侧重感悟的激情。当塑造人物时，周克芹往往表现得比较理智冷静，“常常耍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当表现感悟时，则把过剩的激情抛向人物，与其说是塑造人物，毋宁说是表现自己。因此，小说人物会偶尔爆发出不同程度的歇斯底里或精神偏执，以至某些极端个性和行为便会显现。两种写法各有优长，关键是把握其中的度。

作家周克芹明白，《许茂》的使命是“解剖历史”，是解释“一个正在抖落着身上的历史灰尘、解脱着因袭的重负的农民，为什么又变得自私了呢”，是回答“为什么历史会在这样的年头停顿不前、甚至倒转”，于是他用“解剖刀”创造了许茂这个人物。农民周克芹要为自己和千千万万有着共同命运的人们树碑立传，那他首先要打通自己与人物的感情，其笔墨和塑造“许茂”的“解剖刀”笔法自然不同。这样就很难对爱情作发生学的考察，也容易忽视关键性细节的设置。现今的读者虽然很难不对如此过剩的感情话语感到厌烦，但说到底，这些话语又具备特殊时代语境下的正当性，作者利用这些话语赢得了言说的正当性，更利用这种正当性证明了自己。

这与同时期短篇小说《勿忘草》和《山月不知心里事》简约含蓄的风格极为不同。《勿忘草》表现芳儿由爱生怨，集中体现为一个细节——擦锄头。新婚后的第一次分别，芳儿每天夜里用泡砂石块擦拭小余那把已歇工的大山锄，擦得明晃晃，亮锃锃;小余离开农村到城里当工人后，芳儿发起狠来，拼命干活，用的就是小余使用过的那把锄头。两厢行为一对比，爱怨之别立显。《山月不知心里事》更含蓄。为了映衬“党代表”兼“意中人”明全的身影，“月光”的意象在小说里反复出现。“刚才，她走，月儿也跟着走。这阵她坐下，月儿也不走了，就这么静静地守候在身旁，等待着她。”“她感觉到明全在注视着自己。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眼前水底的月亮摇晃起来，变成活的，碎的了。”“亮瓦把一块月光投在她身上，她忙拉开铺盖将自己裹起来。”15月光折射出的是明全的身影。从明全的出现到离开，月光人格化了。把几段关于月光的描写连缀起来读，那山月不解的“心里事”，那少女怀春式的情绪和更深处的忧虑，便豁然开朗。容儿的“心里事”借人格化的月光传达出来，含蓄而巧妙。月光是知解“心里事”的。可是，这篇作品发表之初，读者却大呼不懂。崔道怡的评论文章《作者知道……》发表后，《四川文学》的编辑还专门去信向崔道怡致谢，表示文章及时，解决了他们的一大难题。16《许茂》的接受与之相比，形同天壤。

1980年代初，周克芹的身份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他已经不是农民了。1979年3月起周克芹被四川省文联调为专业作家，实现了坚持二十年的作家梦。其次，周克芹不仅实现了作家梦，而且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功。随着《许茂》《勿忘我》和《山月不知心里事》等作品获奖，周克芹声名鹊起。不过两三年时间，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业余作者摇身一变成了闻名全国的作家，周克芹的心态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周克芹留下的自传性材料极少，要全面还原周克芹的心态并非易事，我们只能根据采访和书信材料扼要勾勒写作的一个侧面。中国社科院的沈太慧先生曾分别于1980年4月14日、1982年3月27日和1982年12月18日三次访问周克芹，并写下采访文章《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三访周克芹》。文章记录了作家当时的心态，颇有价值：

“我觉得做人应该淡泊一些，甘于寂寞，潜心于工作和事业。”“从文学史上也可以悟出一个真谛;不甘淡泊，贪恋浮华，是可能使才气消耗殆尽的。只有他把个人对于物质以及虚名的欲望压制到最低标准，精神之花才得以最完美的开放;只有求得内心的平静、纯正，才华方能得以熠熠生辉。”（1980年4月14日）

“我是徒有虚名，召来了实祸，叫人头痛。”“你可能以为我在讲假话。我确实没有感到成功的喜悦，而是感到羞愧和不安。名声在外了，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压力更大了。”“我以前对你说过，我的笔很笨，每写一篇作品象翻一座山，我担心以后写不好，为此感到苦脑（恼）。向我约稿的人很多，但我拿出来的东西很少，有负于人家对我的希望。”（1982年12月18日）17

这两条谈话的背景，前者是《许茂》发表之初，引起周扬、沙汀的注意，两人以书信的方式在《文艺报》上给予赞誉，沈太慧前往简阳采访周克芹;后者是周克芹在北京参加茅盾文学奖颁奖时的会后采访。周克芹在《说“竭”》等文章中亦说过类似的话。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周克芹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拘谨”。

1981年3月，《勿忘草》在北京颁奖时，周克芹便托病未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解释：“前些时候，北京有人叫我去，并要将我给周扬、沙汀等老前辈引见，还叫我参加《文艺报》的座谈会等等。我都一律回绝了。不是我不愿意去向老前辈请教，确实是因为自己水平差，没有什么成熟的作品。去了，名声一起来，下一步就不好办了。谁也不能保证下一部作品的质量比前一部高。万一跌下来，不是有愧于领导，有愧于人民吗。亲爱的仁兄，请你为我三思。前两年不是宣扬了好几位作家吗？结果并不美妙。”18

与其说是恐惧“名聲”，不如说是恐惧“名不副实”的流言蜚语。周克芹的要害在于农民式的自尊，在于他要不断证明自己，不仅证明专业作家名副其实，还要证明靠写作得来的一切理所应当，因此他就要不断写作，不断证明。这种“证明”心理，一方面使他保持写作的渴望，另一方面也让他畏首畏尾。最极端的表现，也许就是成名后不久发生的“家庭风波”。在坊间，他当然逃脱不了“当代陈世美”的流言，而相关知情者则讳莫如深。热心者为其说话也不易。邻居流沙河曾拿着一张登载周克芹逸闻的报纸质问周克芹是否因“地位变了，思想有了变化”，周克芹否认。流沙河相信夫妻间吵架的说法，为他喊冤叫屈。事实的真相很难说清，但联系到他对名声的恐惧，以及终其一生的“证明”心理，夫妻间的矛盾极有可能因写作而起或因写作而激化。其实从1975年起，长篇小说便是其写作规划的中心。《许茂》出版后，周克芹很快投入第二部的写作，但最终流产。以后他又生出长篇小说甚至三部曲的想法，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周克芹为此流露过遗憾和懊悔，矛盾可能由此而来。许多种材料都提到，事件最后解决是因四川省委出面调解。事情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普通的家庭纠纷，双方各自的态度和意志也可见一斑。在当时的情形下，以周克芹的个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他的意志。事实的确如此。风波平息后，周克芹举家迁往成都。也就从这不久，周克芹开始担任四川作协的领导，后又兼任《现代作家》的主编，直到病逝。

遭受质疑时，周克芹说了句真心话：“做人是件不容易的事。做一个作家，当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19这是几十年生活的感悟，是作家的肺腑之言。作为作家，周克芹有着农民式的勤恳。他对写作的热情，就像农民对土地的依恋。这种朴素的情感内在于心灵深处，却难以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因而一旦触碰现实就容易受伤。作家令人堪忧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受伤的等级，《许茂》不在四川出版就是一个例证。20周克芹有才华，却也害怕等不及才华显现，自造了两难境地。他的性格当中既有对写作的赤诚之心，也有农民式的唯恐天灾人祸的“怕”的心理。他任由编辑删改《许茂》，就源自“怕”的“难处”。小小的编辑如此，更何况复杂的权力网络呢！于是只好钻进为他设计好的“城”，过一种“城”里的作家生活。

周克芹的这条心态轨迹，即由理想的坚持到现实的妥协，实际上并非呈现为一条清晰的线索，它受制于具体的人事而始终反复。这种钟摆式的心态轨迹——姑且称之为“围城”心态，在进城后贯穿写作生涯始终的长篇小说《秋之惑》中得到有力呈现。

四  “浪漫的代价”

进城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周克芹接连发表了三部短篇和两部中篇。五部作品分别是短篇小说《来来》《五月春正浓》《晚霞》和中篇小说《桔香，桔香》《果园的主人》。这是“家庭风波”结束后的一次短暂爆发。从情感上或逻辑上，都属必然。这两年所负“文债”太多，所攒情绪太多，要证明周克芹并非“昙花一现”“空头作家”，也需要集中发表些作品。

这些小说都可称为改革小说。改革小说反映的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某种应验或解决，其意义也会随着问题的消失而消逝。不变的意义在于它们呈现了作家思考和感悟生活事件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对周克芹那样珍视情感的作家。周克芹小说中的感情描写，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精神世界的现实投射。周克芹几乎不以自身经验为直接素材构思作品，即使倾诉某种感情，也寄托在看着无甚关联的某类人物身上。因此，我们要放弃改革小说的通常读法，探索这些“无甚关联的某类人物”与作者的感情联系。

首先是隔膜与冷漠在人物间的表现更突出了。隔膜贯穿着周克芹作品的始终。在《许茂》里，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显而易见的，如许秀云与许茂，许秀云与许贞，许秀云与金东水，许琴与许贞。但《许茂》及其1980年代初的小说更注重如何消除隔膜，隔膜不是与冷漠而是与爱保持着更紧密的联系。《勿忘草》和《山月不知心里事》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明显。而1983年以后，周克芹对人际情感的认识走得更远更决绝。我们从作者对《来来》和《桔香，桔香》的重写可以看得更清楚。《来来》初稿于1980年春，《桔香，桔香》初稿于1981年冬——与《勿忘草》和《山月不知心里事》的写作时间相仿，并都于1983年夏秋重写。《来来》和《勿忘草》一样，处理的是知青题材，主要内容都是写知青对农民的背叛。不过，两篇小说结尾的处理不同。《勿忘草》里的小余最后会不会回来，芳芳的未来何去何从，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与《勿忘草》留有余味的结尾不同，《来来》更富悲剧性。来来兄妹救了女知青，并医治好她的病，女知青答应做来来的嫂嫂以为报答，不过最终女知青还是弃来来兄妹而去。在这个背叛的故事之上，周克芹添了一个结尾：女知青旧病复发求助于来来，来来因为其采药而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小说最终没有“和解”。结尾，成娃的来信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渲染得更深，他在劝来来的信中说道：“我们应该自尊自重、发奋努力。有些人，在困难的时候想到农民，情形好一点儿的时候，就想不到农民了。这些人当中，哪里只是穿裙子的？”21

另有一种隔膜，是将人物呈现为感情上的“白痴”。《桔香，桔香》里的爱情颇有些啼笑皆非。首先是焦裕禄式的十七年英雄人物重现。小说这样描写马新如：脸上皮肤黑红而粗糙，大眼睛严重充血，嗓子沙哑难听，患有胃病，常吐血，模样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而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除了工作，几乎不想什么”。他在生活上极为“古老”，活生生像一位十七年模范人物、禁欲典型——这位和乔厂长一样雷厉风行的改革闯将，几乎没有任何爱情知识。一次，徜徉在山野朦胧的月色中，相处了几个月的郑湘帆小鸟依人似的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他却在心里狐疑：“他妈的，这就是恋爱么？恋爱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怎么没有热情，没有劲儿呢！他妈的，笨蛋！……”饶是这么一个感情白痴，技术员赵玉华却默默爱上了他，从“妙龄青春”到变成“性情古怪的老姑娘”。不过，这始终只是一颗埋藏了五年的“爱情的种子”。一段三角爱情，复杂到好像从没有发生过。

稍后的《晚霞》，则把父子间的“隔膜”渲染得悲壮。海波夫妇不理解父亲老庄为何总是帮寡妇彭二嫂而反对自己，为了击垮彭二嫂，于是制造了老庄和彭二嫂的流言。当他们真正看见老庄和彭二嫂并肩坐在昏黄的小草坡上，他们惊愕地睁大了眼睛，脑子里转动各种念头，又划出许多问号。他们不能理解一个父亲怎么能够罔顾父子之情不惜以分家作威胁，对手工煤厂的小老板倾囊相助;他们更不能理解一个共产党员、支部委员怎么能够无视舆论压力，对犯过风流案的寡妇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隔膜”使他们处在两个不同的精神世界。

有关“隔膜”的书写反映了周克芹对人性新的认识，也暗示现实环境对其心理状态的影响。对周克芹产生更大精神困扰的，是在感情的现实与事业的理想之间摇摆不定的抉择。《五月春正浓》和《果园的主人》都以此为主题。鉴于周克芹生命的最后时期仍写作了《果园的主人》续篇《秋之惑》，并以《秋之惑》为名将二者合为一部长篇小说出版，相信长篇小说《秋之惑》更能反映周克芹进城以来的心路历程。

《果园的主人》写于1984年春夏，虽写的是农村承包果园的新气象，实际是对过去两年感情与写作生活的总结。熟悉周克芹的读者很容易从小说中读出涩涩的苦味。在华良玉与二丫、尤金菊的三角关系中，如果不算过于牵强附会，二丫持家勤勉、致富有方的传统女性形象与尤金菊无所羁绊、敢想敢做的现代女性形象，分别可以作为华良玉心中感情的现实与事业的理想的象征。华良玉就是周克芹年轻时梦想成为的“新式农民”。背叛二丫选择尤金菊，暗示华良玉追求的是独立人格和事业理想。当“新式农民”追求事业和理想，他所需要的理解和支持，只能是来自同样具有现代意识的尤金菊。在这种情况下，华良玉其实回避了感情世界的拷问。而现实绝不如此简单。理解周克芹写作情怀的读者，读到这一层，自然而然会读出作者心中漫溢出的淡淡的苦涩。

《秋之惑》写于1988年。彼时，周克芹已进城生活了四五年。当他续写华良玉的故事时，焦点落在了进城的问题上。华良玉与尤金菊最大的分歧就在于进城奋斗还是坚守农村的事业。改革浪潮将尤金菊塑造得更具现代性：追求享乐与拜金，无所顾忌地实现自我。这时如果仍将土地视为安身立命的所在，显然与尤金菊格格不入了。华良玉没能与尤金菊一同与时俱进，他坚守农村，固守土地。此时，二丫单纯质朴的心灵世界更引起了他的眷恋。最终华良玉没有选择进城，离开了尤金菊，在感情世界里来了一个循环。小说原名《浪漫的代价》，指的就是华良玉和尤金菊为了“浪漫的幻想”最终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代价显然因尤金菊“进城”而起。周克芹在小说里明显贬尤褒丫，那么华良玉选择不进城而固守农村是得到肯定的。周克芹如此书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五年来的城里生活到底值不值得呢？仅仅是一种“浪漫的代价”？还是“苦涩的回忆”？

五  “你撤掉了走过的桥梁，

再也回不到可爱的故乡！”

举家进城后的五六年，周克芹并没有拿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为此，他总是生活在“证明心理”的阴影中。不免要倒过来回看五六年前的那桩旧事。如果将“家庭风波”的平息和举家进城视为和解，周克芹所作的妥协就不仅仅关乎家庭生活，某种程度上是写作的退让。对于一个志在写作并以此自证的作家来说，这种退让就不仅仅是向现实妥协，更意味着心灵深处的搏斗和煎熬。一个时常反思且志向坚定的人，也许能够暂时迈过现实的坎，但个人心灵深处的搏斗很难停息。调解和妥协解决了一个家庭的争端，还了许多人心灵上的平静，但作家的情感和才华也一步步迈向耗尽的边缘。背上了名位以后，他曾形象地勾画了创作的两难：“创作心理障碍症：面对纸笔，静坐，五分钟小便一次，思想堵塞在一种表现形式上，……能这样吗？别人会怎样看？还是掉转方向？——于是五心不定，于是漫无目的。当自我感觉转好，又要落笔，然而心中一振，来了大便的信号。便只好点燃烟，拿上一本最新杂志，上厕所了。”22

进城以后的周克芹，再也无法回到单纯的写作环境中去了。最主要的是他农民的品性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忍受不了哪怕一点绯言绯语。他的笔记本上记载着：

“有人对我抽‘三五‘红塔山也背后议论了：‘许茂老汉变质了！听到这话，把人的肺气炸了！难道过去抽次等烟，就该永远不变？换了牌子，就不符合‘规律了？那么，一直抽‘三五‘红塔山的人，是天经地义的吗？真他妈的混蛋！我一生别无嗜好，为了支气管炎不致加重，节衣缩食，买了一点好烟，而且有一些好烟还是朋友赠送的。我抽了就变质了？腐化堕落了？过去农民食不裹（果）腹，衣不蔽体，现在杀鸡炖肉，穿涤确良了，就统统是‘不正常，是‘变质了？我偏偏要抽好烟，让他們去嚼舌根吧！”23

当他以这样的心境去写《秋之惑》，显然会对过去的农村生活抱以温馨的回忆。即使现实千疮百孔，他更愿意在千疮百孔的现实面前拥抱更纯粹的理想主义。也许他意识到了这是“浪漫的代价”，但已经无可奈何，就像他曾经吟咏的诗句：“你撤掉了走过的桥梁，再也回不到可爱的故乡！”

成为专业作家却不能安心创作;进城后却时时回望农村。周克芹的“围城”心态，显示了业余农民作者转型的艰难。他以饱含深情的热泪书写了这一切，虽未及完全实现，实则其本身代表着一个时代农民作家的境遇。

注释：

①王春林：《对一种小说观念与书写方式的检讨——重读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载《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②1314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第74页，第183页。

③戴善奎：《山月魂》，载《四川日报》1990年8月26日;周兰：《与克芹老师的一次长谈》，载《四川文学》2002年第12期。

④⑦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转引自《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1页。

⑤⑨12182223邓仪中：《周克芹传》，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8、96、138、185、244、242-243页。

⑥周克芹：《周克芹自传》，载《作家》1984年第9期。转引自《周克芹纪念研究文集》，第256页。

⑧周克芹：《关于生活的通信》，载《四川文艺》1978年第5期。

⑩鲜琦：《周克芹之死》，载《百花》1991年第6期。

11胡其云：《人世几番伤过往》，载《内江文艺》1991年第4期。

15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见《周克芹短篇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185、189页。

16崔道怡：《喜看百花争妍——短篇小说评奖琐忆（三）》，载《小说家》1999年第3期。

17沈太慧：《文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三访周克芹》，载《当代文学参考资料》1983年第4期。

19周克芹：《说“竭”》，见《周克芹散文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20周克芹原本答应将《许茂》的首发权交给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接受殷白的劝导，将作品首发权给了《红岩》杂志。《许茂》最终由《红岩》首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事件造成周克芹与一直培养他的四川人民出版社交恶。殷白和字心的两篇文章对此论述详细：殷白：《一种才华的遭遇——读〈周克芹传〉想到的》，载《文艺报》1996年10月4日;字心：《拈炷心香慰故人》，此文是199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序言。

21周克芹：《來来》《桔香，桔香》《晚霞》，均出自《二丫与落魄秀才》，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