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虚构：论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
时间：2020-05-29 03:53:4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家宁
摘要：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理论认为人类的“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被社会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之中。主体身份是由其所根植的权力结构决定的，是被社会文化虚构化的结果，而作者通过文学语言塑造出来的角色自我更是虚构中的虚构，“被塑造”的“自我”通过修辞等形式成为塑造“自我”的他人，最终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本文即从现实与文学两个维度来探讨自我的塑造过程。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自我塑造;权力;话语
新历史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在英美兴起，是一种具有回归历史倾向的文学批评思潮。正如其命名者格林布拉特所说，“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教义”，（1）试图将这些异质性实践囊括于某一静态统一的理论方法之下，或以偏概全探讨其共性只会使具体文学批评实践丧失活力，非但不能将其整合至一处，反而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因此，本文拟以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为例，从其“自我塑造”理论出发，具体分析权力与话语对自我塑造的作用，并以此探讨作者、文本、读者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
一、自我塑造与文化诗学
格林布拉特的“自我”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1）是关于个人秩序的一种感受;（2）是个人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方式;（3）是个人欲望受到约束的一种结构;（4）是长期存在的因素，且对个性的形成与表达具有塑造作用。在他的定义中，“自我”既是主体主动通过自身的约束与调节来实现内部理想化的秩序和谐，同时也不自觉地被外在世界建构，而这种合力即为“塑造”。而这种塑造不仅仅表现在生理方面的造型，同时也可以指代某种不明显的特质或风格;此外，它也关乎一个人的风格素质与礼仪举止，是个人本性在语言行为中的表现。（2）格林布拉特认为自我塑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自我既被社会塑造，又通过语言来塑造别人。在他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确存在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相应地把人类个性的规约塑造当成了某种巧妙处理的艺术性过程。”（3）
对于如何认识这种现象，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方法，即将社会历史看成一个大文本，将人类生活与文学看作被制造的文化产物，并把文学作为某种特定的文化符号体系的一部分进行理解。通过这种方法，他得出结论：尽管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却含有较少的自治性，自我意识是由权力结构决定的，是被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而被塑造的“自我”又通过语言等形式成为塑造“自我”的他人，成为权力的一部分。
二、权力与被塑造的社会自我
在格林布拉特看来，权力不仅是外在的意识形态与国家意志所带来的压力，同时也存在于内部由心理与知识结构产生的自我意志带来的约束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一书中，他选取六个人物，分别以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以及文本中的虚构角色为核心，探讨了在权力的运作轨迹下，主体自我塑造与自我消除的动态过程。
他首先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者莫尔进行分析。他认为莫尔一直徘徊在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的过程中。对权力的强烈渴望使他塑造出一个虚构的“莫尔”，他“为自己创造一个角色，像戏中的一个角色一样生活，不断即兴更新自己而且永远意识到自己的不真实性”，通过这种戏剧化的方式彰显自身的独特性，从而进行自我塑造;另一方面，其著作《乌托邦》又体现出他自我取消的倾向，书中他对权势与自我即兴表演的嘲笑，对个人特性的否定以及自我意识的缺席，展现了他与现实生活中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因此，格林布拉特认为，莫尔身上存在两个彼此对立的“自我”，一个高度个性化并通过戏剧性表达突显自我，而另一个则追求集体的团结与统一，否定个人欲望。
格林布拉特认为作家自我塑造的过程是他们顺从权威的体现，而这些权威如上帝、圣经、教会、法庭等机构部分地存在于自我之外。（1）如果说影响莫尔的外在权威是天主教教会的话，那么对于廷代尔来说，这个权威便是圣经文本，其所谓的“自我”不过是在宗教权威下形成的自我欺骗的幻象。而莫尔与廷代尔的冲突在魏阿特的身上得以重新考量，最终完成了权力从教会—书籍—专制政体的迁移。
无论是自我塑造还是自我取消，都非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社会习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世俗权力的渴望使他们难逃被社会塑造的命运，只能虚构出一个角色以适应世界的要求;而对权威的敬畏又使他们不断消解着塑造出来的自我。
三、话语与被塑造的角色自我
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福柯指出话语具有支配、制约、奴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大力量。毫无疑问，格林布拉特关于“自我塑造”的理论也受到了福柯的影响。（2）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这些作家的“自我”不仅潜在地被社会所塑造，同时，他们也积极地运用自己特有的武器——语言，参与到权力的运作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此时，这些“自我塑造”的社会受害者已经变成了施虐者。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自我与他人进行塑造：一方面，他们虚构出理想中的形象來强化自我意识，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语言形式的力量将意识形态巧妙地深入其中，进而塑造读者。作者的权力隐藏于文字之后，因而，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是揭开权力运作轨迹的关键。
在《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中，他详细地阐释了莎士比亚是如何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完成这种双重塑造的。莎士比亚大部分作品并非是在其文学理念与艺术追求的指引下创作的，而是在世俗的利益与声望、政治上的讨好与避难、个人的宣泄等因素下完成的，但另一方面他所构筑的文学世界正是对现实世界的反击。如在《震撼剧坛》这一章中，格林布拉特指出莎士比亚与同时代作家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如何作用于他的戏剧创作的。当时生活在伦敦的作家群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才子，这些人每日寻欢作乐或是挑衅闹事，老实规矩、克制保守的莎士比亚无法融入到他们的圈子之中。在罗伯特·格林死后出版的书中，含沙射影地讽刺莎士比亚不过是一只“新崛起的乌鸦”，（3）尽管此书未必为格林本人所著，但这些话语无疑刺痛了莎士比亚的心。他在几年后的作品中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击。他笔下的人物福斯塔夫正是格林的化身，他集种种恶习于一身，而与此相反的哈尔王子则是莎士比亚塑造的角色自我，他利用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力，将现实主体投射到作品之中，在文学世界中塑造出另一个自我，而这种文学实践中渗透的强烈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又间接地塑造着每一位读者。
“我”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格林布拉特认为它既存在于某些专门机构中，也分散地存在于意识形态结构与叙事模式之中。被塑造的作者通过自己的权力塑造别人，这种双重塑造使权力流动起来。尽管格林布拉特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仍然为自由意志提供了可能。在对《奥赛罗》的阐释中，格林布拉特分析了黛丝德蒙娜这一人物，他认为黛丝德蒙娜通过情欲的方式，向权力结构表示顺从，“而在过度的审美愉悦中，在对那些结构的情欲性拥抱中，我们瞥见了从权力结构的解放。”（1）他称为“颠覆性的表面恭顺”，这种暗藏于顺从之下的反抗更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四、结语
“自我”不是稳定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被社会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之中。作者试图通过破坏社会规约与道德观念，从而重新界定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完成主体性的建构，然而事实却是作者无法跳脱其置身的历史语境，其行为本身已经带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形态痕迹，所确立的“自我”不过是权力运作下虚构化的结果，而他们所塑造出来的角色自我更是虚构中的虚构。作者通过文学中的角色、语言进一步塑造自我，此时作者已从受害者转变为施害者，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文本将作者、读者与其所处的世界相连，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
在承认权力对主体身份的构建作用的同时，格林布拉特仍然肯定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追求，逃脱权力结构的可能途径便是文学，通过语言所具有的权力与隐蔽的反抗因素最终实现文化的颠覆。这种矛盾的心态也正是他观点的悖论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