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里翻译规范视角下《老人与海》两个译本对比
时间：2020-09-18 04:22:4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彤琳 董海琳
摘 要：本文先简要介绍了《老人与海》这部小说，翻译此书的译者和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并对《老人与海》不同时期的两个译本进行对比研究，试图分析三种翻译规范指导下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与影响。
关键词：图里翻译规范;《老人与海》;译本对比
作者简介：曹彤琳（1996-），女，华北理工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董海琳（1973-），女，硕士，教授，华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一、引言
《老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在1952年出版的一篇小说，是20世纪欧洲文坛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由于其较高的文学影响力，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较大轰动，国内不少学者开始进行中文译本的翻译工作。张爱玲是最早进行中文翻译的译者，其译本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海观的译本于1956年发行，这几个版本就是国内最早的译本。在此之后，《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在中国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980年代，才有译者推出新译本。随后翻译《老人与海》的译者空前增加，21世纪以来，又出现黄源深、孙致礼等译者的译本，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能看到的《老人与海》的译本已达三十余个。本文主要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出发，对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海观译本和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黄源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
二、图里及其翻譯规范理论
吉迪恩·图里是以色列著名的翻译理论家，他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创立了翻译规范理论，在翻译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图里认为，翻译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超越了源语文本、语言之间的系统差异、甚至译者的认知能力的范畴，处于社会文化的层面。处于规则与特性之间的社会约束就是规范。[2]翻译不仅受其约束，还要受译语规范和源语规范的约束。
图里将翻译规范分为初步规范和操作规范两类。初步规范中又包含两类：一是翻译政策的考虑，即影响或决定作品选择的因素。例如什么作者、哪些文学类型、学派、源语文献等等。二是关于翻译直接性的考虑，即是否接受从另外一种语言而不是源语来进行翻译。[3]操作规范指的是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实际抉择，操作规范影响文本的模板，即语言材料的模式和文本的实际文字表达。除上述两类规范外，图里还提出了首要规范，并把它看作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决定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在翻译时要么向源语语言文化靠拢，要么向目标语语言文化靠拢。前者被图里称为追求“充分性”;后者则是“可接受性”。以上两种规范都是在宏观上对翻译活动起制约作用。[4]
三、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下《老人与海》译本对比分析
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应用于翻译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下面就各个层面的影响效果进行详细分析。
3.1初步规范
上文提到，初步规范包括翻译政策的考虑及翻译的直接性。翻译的直接性是指译文直接由源语译入还是经过了中介语译入，海观和黄源深《老人与海》的译本都是由源语直接译入，所以在这里不进行过多分析。而就翻译政策而言，译者所选取的原语文本，很大程度上受译者当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选择符合时代主流和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5]
海观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翻译《老人与海》的译者，这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个方面都需要恢复和重建。同时在国际上，抗美援朝运动让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国对西方文化更加排斥。《老人与海》一书中结局虽不完美，但其表现出的面对困难仍勇往直前的精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积极影响。黄源深的译本是2009年发行的，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涌入中国市场。许多翻译家在翻译时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原文的文学价值及读者的感受上。
3.2首要规范
译者如何在源语和文化规范及译入语和文化规范之间作出权衡是首要规范的关键之处，译者尽可能保留原文的风格特色为“充分性”，而译者最大程度让译文符合译入语读者的习惯则为“可接受性”。下面译文得以展现黄源深和海观在翻译时的选择。
例1：“He cant have gone，” he said. “Christ knows he cant have gone. Hes making a turn. Maybe he has been hooked before and he remembers something of it.”
黄译：“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基督知道它是不会游走的。它正在转身回来。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记忆犹新呢。”
海译：“它不会溜走的，”他说。“绝对不会溜走的。它不过转一转身儿罢了。也许它以前上过钩，现在还有些儿记得吧。”
例1中，两名译者对于“Christ”的翻译有较大差异，黄译为“基督”而海观直接略去不译，其实这也可以看出黄源深是对原文的充分性翻译，提到“基督”，一般人都会联想到《圣经》，这也跟西方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前文提到过黄译本出版于2009年，中外文化交流密切。而在海观译文中，他直接省略了“Christ”的含义则是和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背景有关。20世纪50年代初原苏联作协第一书记苏尔科夫访问中国时对茅盾说过，“这部作品宣扬个人主义，对青年有毒害，还是不要发表好。”[6]在此背景下，像西方宗教精神一类的词汇自然很难在当时的译文中出现，所以海观的译文是可接受性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发展。但对比两个译文发现，黄译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信息，读者也能感受到老人对基督的信奉。反观海译，看似省略了“Christ”没有让译文的信息缺失，但他没能真正传递原作者想表达的内涵，且信息模糊不清。
例2：When the wind was in the east a smell came across the harbour from the shark factory; but today there was only the faint edge of the odour because the wind had backed into the north and then dropped off and it was pleasant and sunny on the Terrace.
黄译：一刮东风，一股鱼腥味就会从鲨鱼加工厂里飘出来，飘过海港吹到这里。但今天风转为往北吹，后来风又渐渐地停了，所以只有一丝淡淡的腥味。露台上洒满阳光，很是惬意。
海译：刮东风的时候，从海港那边的鲨鱼腌制厂里飘来了一股气味;但是今天只送来一些儿淡淡的气息，因为风往北方刮去，这会儿已经平息，阳光照着海滨酒店，天气是十分可爱的。
这段描写老人和孩子坐在露台时的风向变化及天气状况。黄源深对该段进行了切分，标点符号也有不同的变化，“but...because”这句的句序变化尤为明显，黄译颠倒了“because”前后的句子顺序，增加了“所以”让句子符有逻辑。末尾“it was pleasant...”的翻译也很灵活，摆脱了原文语句结构的束缚，短句结构还符合海明威“电报式”文体。再看海译，第一句拆分为两小句来译，但译文“……的时候”稍显啰嗦。第二句译文保留了原文的各种參数，但整体看句子的逻辑性不强。“这会儿已经平息，阳光照着海滨酒店”是在说两件事，用逗号并不合适。整体来看，黄源深遵循目的语文本的文体特征，译文流畅自然，海观尽量再现原文风采，保留源语风格，但该段海译与黄译相比仍显逊色。
3.3操作规范
操作规范属于微观层面，具体体现在模板规范和文本语言规范上。在这里作者重点分析词的处理。《老人与海》中出现了大量外来词（西班牙语词汇），黄译本和海译本都采用异化策略，在译文中加角标并底部添加注释，但他们对西班牙语的翻译还是有一些差别。
例3：“Agua mala，” the man said. “You whore.”
黄译：“水母，”老人说，“你这婊子。”
海译：“海水给败坏啦，”老头儿说。“你这个婊子。”
对这个外来词汇的翻译，两位译者都增添了标注。黄译本直接在底部加了注释，提醒读者是西班牙语，而海译本底下的注释解释了“Agua mala”在科学名词上叫“赤潮”，这两种做法都很合适。结合前后文语境，水母的出现给老人捕鱼和老人带来很大危险，直接译为“水母”读者就可以理解其含义。海观的译文“海水给败坏啦”归根结底就是水母造成的，这样处理读者会感到繁琐啰嗦，显然没有黄译本清楚直接。
四、结语
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指导，对比黄源深和海观的译本。两位译者运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都遵循了所处时代的翻译规范。黄译本行文流畅自然，目的语读者感觉不到翻译的痕迹;海译本尽力还原原文风采，保留源语特色。这也说明不同时期的译者在遵循所处时代的翻译规范的前提下，必然会产生不同特点的译本。因此译者的译文要符合时代的大环境，遵循相应的翻译规范。
参考文献：
[1]张淑贞，赵宁. 图里与翻译规范理论[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6）：136-137.
[2]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2001.
[3]韩江洪，陈美. 从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看张培基英译《差不多先生传》[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80-86.
[4]梁新新. 图里翻译规范视角下《柳林风声》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17（25）：53-56.
[5]邓丽云. 图里翻译规范论视角下爱伦坡《幽会》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J].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2016（02）：235-240.
[6]查明建，谢天振.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