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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有多不可靠

    时间:2020-10-21 03:58: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王充闾

    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

    《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

    这个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夙有贤名。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三个公子受谗,重耳逃出晋国,到各国流亡。晋献公死,諸子争立,短短几天,发生两次流血政变。后来。在秦国帮助下,晋人接回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重耳为君主,是为晋文公。

    当时,正值周王室政治动乱,襄王出逃到郑国的汜地(今襄城南)。襄王向晋、秦、鲁等诸侯国求助。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欲谋霸主,必须尊周,应该通过救助襄王复辟,捞取图谋霸业的资本。于是,晋文公发兵平叛,迎襄王于汜,并护送到王城。接下来,晋文公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经过“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并与齐、鲁、卫、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襄王也应召而至,会上,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许两国未服,晋文公欲会诸侯讨之,但害怕诸侯不听命,遂召襄王出面,以天子名义在河阳会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事实中,看得出来,明明是诸侯号令天子,可是,《春秋经》却记载为“天子狩于河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孔子订《春秋》时用了一个曲笔。所谓“曲笔”,就是以义理正确掩盖了事实真相。

    历代史书上经常有史官“秉笔直书”的话,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直者,正也”,直书的并非真实的事实,而是正确的义理。而且,史书上还有个“为尊者讳”的问题,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庚子之役,明明是西太后逃跑,偏要说成是庚子“西狩”;明明是战败了,偏偏要说成是庚子“赐和”——皇帝、太后恩赐给你列强和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说到义理正确与事实真实的龃龉,历史上还有一个事例: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皇帝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而世宗皇帝却坚持要尊兴献王为皇考,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这里不去分辨他们政治伦理上的是非曲直,单就逻辑判断来说,前者属于义理正确,后者属于事实正确。就是说,正确与否,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依个人所处位置和思考的角度来辨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进入历史载记,同样会遇到尖锐对立的两种见解。而更多的是慑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史官不敢如实记载。古代帝王的《起居注》,由史官负责记载,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一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们都在《起居注》中记载一些什么。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朱子奢的,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贪生怕死,就不敢如实记录了。”太宗还好,听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时候,就不行了,史官不同意看,他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合治体的话,把它改过来。”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这种野史、杂记多有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做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工作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选自《国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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