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柱《中国散文史》的学术特点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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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渊
[摘要]1937年初版的陈柱《中国散文史》一书,被称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然少见有人评述。这部著作具有以下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从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涵盖面广泛,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二是以骈散分合为主线来结构全书,章节设置眉目清晰,论次井然;三是注重梳理散文发展的源流,不失史家本色;五是征引文献、作品丰富;五是时见真知灼见,显示出史家的见识和眼光。限于其时学术风气与历史条件,该著尚存在着一些不足;但瑕不掩瑜,作为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其开拓之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关键词]陈柱:中国散文史;古代散文研究
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49-03
陈柱(1890—1944),字柱尊,号守玄,1890年春生于广西北流市萝村。陈家为商宦之家,世代书香。父亲陈开桢,为前清岁贡生。陈柱白幼勤奋好学,稍大一点,父母费尽心机,到容县给他找了一家有名的私塾就读。17岁那年,随族兄东渡日本求学,读书之余从不忘练诗习文、学习书法。4年后他回到了上海,考入交通大学前身的南洋大学电机系,课余仍兼修古文。一次,南洋大学举行全校作文竞赛。他的文章得了100分。校长唐文治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审卷后毫不犹豫地改成了120分,评定为第一名。从此唐文治格外器重陈柱,认为是个奇才,还鼓励他改攻文学。陈柱也没辜负校长重望,以优异成绩毕业。刚走出校门,他就出任广西省立梧州中学校长了。当了校长,文理皆通的他还亲自上国文、数学、英语几门课,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学校管理。在他任内,梧州中学教学质量显著提高,名扬广西。随后他历任大夏大学、暨南大学、交通大学等名校教授。在交通大学任教的18年间,他参加中华学艺社、新中国建设学会,主编《学艺杂志》、《国学杂志》、《学术世界》等期刊,1940年,国民党特务将陈柱挟持到南京,委以“文物委员兼博物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他拒不到任,只应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中文系主任、教授。1944年春天,他干脆称病辞职回到上海。1944年,陈柱在交通大学上海分校任教,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陈柱自幼勤于国学,博闻强记,根基厚实,精于子学。她才思敏捷,下笔如有神,一生著作等身。在众多民国学者中,以五十余年著述九十余种,议论遍及经史子集四部之人,实不多见。其中又以《守玄阁文字学》、《小学考据》、《公羊家哲学》、《墨子间诂补正》、《三书堂丛书》、《心雕龙校注》、《墨子十论》等书最为精辟,深受学界前辈和师友们的推崇、赞赏。国学大师唐文治评价说:“横空而来,足使千古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周谷城当年编“民国丛书”第一辑五十种,其中就有两种是陈柱的著作。
《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印行,1937年5月初版,32开道林纸精装本,316页,约15万字。该被称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日后不断重印,影响极大。但从那以后,直到80年代中期,未见同类著作出现,由此亦可见古典散文研究之停滞。究其原委,恐怕主要是这门学问要面对上下数千年汗牛充栋、浩如瀚海的文化典籍,即使皓首穷究,也难望有成,所以每使学人望而却步,不敢轻易问津。就是对于陈著《中国散文史》,亦少见有人评析。笔者不揣愚陋,试简述之。总的来看,这部著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从我国散文发展的实际出发,涵盖面广泛,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作为第一部以史命名的散文研究专著,陈柱以散体和骈体的发展来建构全书。陈柱吸收了刘师培等人无论骈散都是“古文”的观点,所不同的是,陈柱没有用“古文”一词为其书命名,而是用了“散文”这一术语。这里的“散文”与唐宋之后相对于骈文的“散文”概念相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它是指包括骈体和散体都在内的古代文章。这一名称使得散文具有了现代意义。陈柱在第一编之“总论”里说:“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我们可以看到这时的“散文”与“韵文”相对,无声律的骈体和散体都属于散文的范畴。
他在《序》中说:“吾闻文学就文体而论,可分为六时代:一日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日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日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日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日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日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这种分析,代表了本世纪初叶的学者对于散文史的总体认识。
所以,陈著几乎涉及到了诗词曲以外的各种文体。譬如第一编第四章《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论先秦诸子,专辟第十节《钟鼎文学家之散文》,论及《毛公鼎》、《录公钟》:第二编第二章《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除了论述辞赋家、经世家、史学家之散文外,还专辟《经学家之散文》、《训诂家之散文》、《碑文家之散文》三节,论及经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董仲舒《贤良对策一》、刘向《谏起昌陵疏》;论训诂学家之散文,主要是论郑玄《诫子书》、许慎《说文解字叙》:碑文家之散文,主要论及《国三老袁君碑》、《郎中郑君碑》。其下限不仅论及清代桐城派之散文,而且专辟《清维新以后之散文》一节,论及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序》、严复《天演论导言一》、陈三立《杂说三》以及沈曾植、唐文治、陈衍、黄节、章炳麟等人的散文创作。上述这些内容都是后代散文史所缺少的。依据这样的观点,钟鼎文字、先秦诸子、辞赋、骈文、碑传以及各种应用文字,如对策、上疏、八股文等,均可以列入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
时隔半个世纪,著名散文史专家郭预衡先生的三卷本《中国散文史》,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有所继承。其《序言》中开宗明义说,他撰写这部书曾有“三点奢望”,其一便是“不从‘文学概论的定义而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写出中国散文的传统”。
这种从汉语文章发展的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的撰著态度,体现了史家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第二,以骈散分合为主线,结构全书。在章节的具体设置上,先以“总论”,概述,然后按照时代之先后,分别论述不同的作家、派别,显得眉目清晰,论次井然。如:
第四编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第一节古文家先锋元结之散文
第二节古文大家韩柳之散文
第三节韩门难易两派之散文(附孙樵)
第四节矫枉派之散文
第五节艰涩派之散文
第六节浅易派之散文
第七节晚唐五代之散文
第八节宋古文六家之散文
第九节道学家之散文
第十节民族主义派之散文
但又能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通,第七节是以时代论述的。还如第五编第二章的第五节“清维新以后之散文”,显然也是以时间次第来论列的。
第三,注重梳理散文发展的源流,不失史家本色,正如《序》中所说“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论“道家庄周之散文”的结尾,论及庄文的影响:“后世学《庄子》之文者,唯苏子瞻最得其旨,如《赤壁赋》、《超然台记》等是也;近世之张裕钊,亦力追之。”
第二编第二章第四节“史学家之散文”,论及历史散文的源流:“柱尝著《马班异同论》,以司马氏父子本《春秋》之义,发明通史之例;班氏父子本《尚书》之义,发明断代史之例。其本纪大事,列传为细目,后人合之为纲鉴编年体之史,于吾国史学实为最大贡献。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接着,各录《史记·游侠列传序》、《汉书·游侠列传叙》以见其异同。第三章第二节,论“三曹之散文”,其中评说曹植《籍田说》时以为:“此寓言之作,上承庄列,而秦汉已少见之;后世古文家,韩柳亦尝为之,柳宗元所为尤与子建为近。”
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论“写景派之散文”日:“凡此皆可见六朝人写景文之工美矣。《石门诗序》颇与《兰亭序》气格相同,文体在乎骈散之间。《桃花源记》则无骈文气味,纯乎散文矣。《水经注》文笔清隽,与陶弘景、吴均一派为近,骈多于散者也。后之古文家惟柳宗元诸记为最近,化骈为散者也。”
第四,征引文献、作品丰富。《序》曰:“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因此,所选录作品的篇幅,几占其大半,且所选多是精品,具有代表性;所征引的论述也很多,明显多于他自己的评论文字。
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论“三曹之散文”,分别评曹操、曹丕的文风为“雄伟百代”、“清丽卓约”。选录了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丕《自叙》、曹植《籍田说》。第四节“吴蜀之散文”,推选诸葛亮《前出师表》、诸葛恪《与丞相陆逊书》,接下来则大段征引了陈衍《石遗室论文》、林传甲的论述。
第三编第二章第五节,论“写景派之散文”,选录了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陶渊明《桃花源记》、陶弘景《答谢中书书》、吴均《与宋元思书》、郦道元《巫峡》诸文,均为名篇。
第五编第二章第四节“清代桐城派之散文”,起首就引用了刘师培的大段论述,接下来才条分缕析桐城派的发展源流,分别选录了方苞《古文义法约选序》、刘大榭《论文偶记》、姚鼐《复鲁絮非先生书》、曾国藩《日记八则》,以见其代表人物之“持论”,并说:“虽比于明之唐、归,有过之无不及,然欲其上比宋六家则瞠乎后矣。此无他,八股有以害之矣。”一针见血地指出桐城派古文之所以不能超越唐宋古文的主要原因。还征引了吴敏树《归震川文集别钞序》、方苞《进四书文选表》、龙启瑞《绍濂制艺序》、《朱约斋先生时文序》等文献,“凡此均可以见桐城派巨子之工于八股,以八股为性命,而其古文持八股之余事耳。”
第五,时见真知灼见,显示出史家的见识和眼光。
如《序》中对骈、散二体演变的概述,提纲挈领,颇具史识。他认为:“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无奇,亦不能有奇而无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朴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自此以往,士人遂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出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和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接着,谈到对文字与言语的关系的看法:“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然语言随口而出,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可以从容润色。言语不畏详繁,文字宜求简要。故文字与言语,不能离之太远;亦不能合之太近。离之太远则为古奥,骈文是也;为艰深,辞赋如班杨,古文如苏绰樊宗师,是也。合之太近则为方言,为别字,如殷之盘庚,晚周之墨予,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均有违于辞达之旨。”所以,他总结说:“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虽骈散奇偶,浅深难易,互相角胜,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同流。”
第一编第四章第五节,论庄子散文的寓言运用:“《庄子》之文,说理至精而尤善设譬。如首篇《逍遥游》篇有鲲鹏蜩学之喻,有姑射神人之喻,有大瓠大树之喻,第二篇《齐物论》有人籁地籁之喻,第三篇《养生主》有庖丁解牛”之喻,均以至浅之设譬,说至精之哲理也。
第四篇第二章第六节,论“简易派之散文”时说:“惟浅易与草率不同,第一要件即在真切。真切则文字虽浅易而意味实深长,此实为最高之文境。反是,则可谓以艰深之字文其浅陋耳。自乐天之文,自来论文者不选而吾则以为陶渊明以后一人而已。”对自居易散文的通俗浅易的风格,予以高度评价,并认为其佳篇“均意兴洒然,甚得自然之妙者也”。
第五篇第二章第二节论“反七子派之散文”,对唐宋派的评述甚中肯綮:“柱尝谓前后七子之文,固不免为秦汉伪体。八家派矫之,虽颇有真气,是其所长;然其体亦已小,只宜于家常小事,呢喃儿女语,如所为《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且不免有小说气矣。”
限于其时学术风气与历史条件,陈著尚存在着一些不足,甚至可以苛刻地说,此书除了借用文学史的眼光,以骈散分合为主线,串连起整部散文史,其间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不多的。好在陈柱遵守那时刚刚成型的学术规则,引述他人见解时大都注明出处。此书第一编倚重林传甲,最后一编借用钱基博,而主体部分则大量引述“吾师陈石遗先生”的《石遗室论文》。该书以作品点评为主,偶有综合论述,体例介于传统文评与新兴的文学史著之间。因为征引文献、作品所占分量过大,因而有“文学史资料长编”之类的缺陷,且由于征引文献过于频繁,全书的文理亦感不甚通畅。由于论析的文字大都失之简略,对古代散文发展状况、创作风格等方面的论析未能展开。但瑕不掩瑜,作为中国古代散文史的开山之作,其开拓之功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