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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历史演变

    时间:2020-11-25 12:17: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汤其林

    摘要:中国音乐与诗歌从先秦时期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到唐诗宋词元曲,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用两句话来加以概括:音乐是诗歌传播的翅膀,而诗歌是音乐的文化栽体。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演变轨迹经历了以乐从诗的诗经时代,采诗入乐的乐府时代,依声填词唐宋时代。

    关键词:《诗经》;汉乐府;雅乐;清乐;燕乐

    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8-070-03

    何谓“诗”?《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咏言”。《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其意都是说,诗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抱负、志向的。何谓“音乐”?《礼记·乐记》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予以解说:一是从自然哲学角度解说:“乐者,天地之和也。”认为音乐是天地自然和谐统一。二是从伦理学角度解说:“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者,所以象德也。”“乐者,德之华也。,认为音乐与伦理道德相通,音乐是德操的表象,音乐是德行的鲜花。三是从心理学角度解说:“夫乐者,乐也。”认为音乐就是快乐。四是从音乐旋律学角度解说:“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认为音乐旋律是审定一个基音以调和众音,用各种乐器来配合演奏,节奏和合便成乐章。中国音乐与诗歌从先秦时期的诗乐舞三位一体,到唐诗宋词元曲,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用两句话来加以概括:音乐是诗歌传播的翅膀,而诗歌是音乐的文化载体。中国音乐和诗歌紧密相连的发展过程大概经历了雅乐、清乐、燕乐几个阶段,中国诗歌与之相配,其音乐特质是从《诗经》开始形成的,在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诗歌与音乐关系的发展大致也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诗经时代,“以乐从诗”,诗乐舞三位一体,即雅乐阶段

    “雅乐”的意思即“优雅的音乐”。雅乐的体系在西周初年制定,与法律和礼仪共同构成了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周武王建立周朝不久,就命周公姬旦制礼作乐,建立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其王权统治服务。这一部分乐舞就是所谓的“雅乐”。它包含了远古图腾及巫术等宗教活动中的乐舞及祭祀音乐,也包含西周初期的民俗音乐。在周朝的礼仪活动中,严格的规定不同的场面使用不同的音乐。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典礼的贵族受到伦礼教育的感化,造成一种庄严、肃穆、安静、和谐的气氛。各种主要典礼音乐的歌词,大都载于《涛经》中的“大雅”“小雅”“颂”之中。

    《诗经》既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本身又是上古时期的配乐诗集。今存《诗经》共305首,分三类:1、《风》包括15国的民歌,基本上是北方民歌,这些民歌流行的范围大约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北的北部和四川的东部,这是周初(约公元前1066)到春秋中期(约公元前570)近500年间的作品。2、《雅》一般是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反映现实,同情人民、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3、《倾》多半为古老的祭歌和舞曲,它反映了古代生活的一些方面。《诗经》中的民歌充满了热烈的生活气息。它的题材多种多样,有爱情的、有劳动的:有生活风俗性的;有讽刺的;有童话的等。表现的情感也是丰富多样,包含了轻松愉悦、深沉悲痛,爽朗明快、曲折迂回,慷慨激昂、愁思感叹等各种各样的情绪。在表演形式上有独唱、对唱、帮腔等形式。从歌词结构上可以看出,其曲式结构大致有十种之多,如分节歌、主副歌、换头、联曲等形式。

    《诗经》中的民歌,收集渠道大致有二:一是采诗。周朝设立有专门的“行人”,四处收集民间歌谣,供朝廷考察风俗民情与政治得失,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二是献诗。献诗,成为周王朝的一种制度,规定公卿大夫列朝献诗,以便让天子了解下情,考察施政得失。《国语·鲁语》记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墨子》在《诗经》的音乐艺术功能的评价上,称其“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雅乐时代之后,诗与乐分途。

    二、汉乐府时代,“采诗入乐”阶段,即“清乐阶段

    商乐,就是“清乐”,是古代汉民族的地方民歌,包括平调、清调、瑟调(即宫调、商调、角调的俗称)的歌曲,所以称为“清商三调”,简称为:“清商”。郭茂倩《乐府诗集》指出:清乐,就是九代遗声,相和三调为其肇始。其为古调以及魏三祖所作。相传魏孝文帝平定淮汉,收江南声伎,得江左所原旧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鸠》之类,以及江南吴歌、荆楚。总谓之“清商乐”。后于太常设立“清商署”予以管理,称为“清乐”。隋唐时代,设置的“七部乐”与“九部乐”,皆有“清商乐”。在中国音乐史上,清商乐是继雅乐之后,中国音乐发展演变的第二个重要清商乐是时代的产物,是汉魏六朝时代南北文化交融混合的结果。清商乐取代相和歌而崛起,既得益于大汉帝国赫赫国威下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流,又得益于汉武帝时代国家音乐机关“乐府”与曹魏时期的“清商乐”。所以,一般人将数以千计的乐府歌词都列为“清商乐”。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乃是清乐集大成着。清乐之于唐代,用于朝廷、军旅、民间与文人唱和,依然得到了重大的发展繁衍,故唐诗中亦有无数乐府歌词。

    乐府起始于秦朝,至汉武帝时代成为中央音乐官署。《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设乐府的基本职能有三:一是管理宗庙音乐,二是采集民间歌曲,三是培训乐工。当时,采集到的地方民歌亦统称为“乐府民歌”。被宋人郭茂倩收集于《乐府诗集》中,主要保存在其“鼓吹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艺中。乐府民歌,以清乐为主,以鼓吹乐为尚,风格清丽僚亮,淳朴自然,区别于先秦雅乐与唐宋燕乐,开创了中国音乐史的一个新时代。

    汉乐府民歌从诗歌的角度上说:形式自由、多样,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涛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陌上桑》这样完美的长篇五言。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

    集,不同《诗经》的浪漫主义手法,它开诗歌现实主义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孔雀东南飞》也是汉乐府民歌,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

    三、唐宋时代,“依声填词”阶段,即“燕乐”阶段

    燕乐,亦名“蒜乐”、“宴乐”。其名出于《周礼·春官》,指天子及诸侯宴饮宾客时所用的音乐。一般采自民间流传的俗乐,以区别于宗庙祭祀庆典所用雅乐。隋唐以来,城市经济繁荣,市民阶层文化需求扩大,民间音乐与外来音乐融合,形成一种供宫廷宴饮、娱乐的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等新乐曲,杜佑《通典》统称之为“燕乐”。燕乐以琵琶为主,四弦二十八调,音域宽广,俗腔曲谱,曼声,可加衬字,表现力丰富,适用于抒情,能取代从容舒缓的雅乐与清乐,遂吸引诗人纷纷为之填词应歌。词就是配合这种燕乐而创作的一种音乐诗体。

    唐代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描写音乐舞蹈的诗篇。以诗题而论,《全唐诗》中的题咏音乐舞蹈之诗,肇始于唐太宗的《琵琶》一诗,遂有王硅的《听邻人琵琶》、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刘孝孙的《咏笛》、虞世南的《咏舞》、杨师道的《寺宴赋得起坐弹鸣琴二首》《咏琴》《咏笙》、萧德言的《咏舞》、谢偃的《踏歌词三首》等,充满宫廷文化色彩。据不完全统计,《全唐诗》中描写音乐舞蹈的诗篇在1000首以上。其中,杜甫的《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白居易的《琵琶行》、李贺的《李凭空箜篌引》,都是唐代著名的描写音乐舞蹈的优秀诗篇。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是开元年间,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的诗篇为梨园弟子传唱而出现“旗亭画壁”的故事(唐薛用弱《集异记》);二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被之于管弦,衍化而成千古绝唱《阳关三叠》的故事(《浙音释字琴谱》);三是《胡笳十八拍》等著名琴歌的流行,四是唐代最出名的两部乐舞《秦王破阵乐》与《霓裳羽衣曲》被列为国家级乐舞。

    唐代诗乐作为歌词艺术,它丰富了唐代乐舞艺术的内涵,提高了唐代乐舞艺术的审美情趣与艺术境界;而乐舞艺术作为唐诗的艺术载体,又成为了一代唐诗赖以广泛传播的艺术手段之一。

    燕乐的繁荣,导致了唐代诗体的演变——词体之兴。诗至唐而登峰造极,燕乐与诗的结合,使诗体为之一变,于是作为音乐文学的词应运而生。词为曲子,是音乐化的抒情诗体。文人依声填词,诗与音乐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可以说,词是隋唐燕乐的产物,在宋朝达到创作的巅峰。词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音乐文学。具有双重性即音乐性与文学性。词的性质是诗,而词的功能是音乐。“诗律宽而词律严”,作为一种与燕乐配合的新诗体,词特别强调格律。词有词调,词调的名称叫“词牌”。词的平仄、句式,押韵、声调等,都有明确的规定性,不可随意更改,后人只能按照词谱格式来填词。李清照《论词》倡言词“别是一家”之说,其中亦包括词的平仄格式在她说:“盖诗文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本押仄声韵,如笋上声则协、如押人声则不可歌矣。”如此格律严谨,旨在维护词体,创造词的抑扬抗坠、错落有致的音乐之美,同时说明词的文学性是依附于音乐性的。词的句式多样化,词之为本,十之八九属于长短句式,以适应于错落变化的乐式。词句最短的是一字句,最长的是十一字句。词格以婉约为宗。清人李东琪有句名言:“诗庄词媚,其体原别。”(王又华《古今词论》)田同之《西圃词说》云:“诗贵庄而词不嫌桃,诗贵厚而词不嫌薄,诗贵含蓄而词不嫌流露。”“诗庄词媚”,“词为艳科”,构成了中国千年词学的一种历史传统与文化性格,也决定了词以婉约为宗的文学正统地位。

    结语

    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演变轨迹经历了以乐从诗的诗经时代,采诗入乐的乐府时代,依声填词的唐宋时代,而后的元明清时期属于戏曲音乐,以俗乐为主体,是燕乐的延续,融合雅乐、清乐、燕乐与民间音乐,诗乐舞三位一体,是视觉艺术、听觉艺术与舞台表演艺术的有机结合。所以说,中国文学,是诗化的文学,是音乐化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是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历史。

    参考文献:

    [1]蔡镇楚,中国音乐诗话,[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

    [2]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重印

    [3]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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