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现状与出路【中国精神疾病现状堪忧及其出路】
时间：2019-01-19 04:45: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精神疾病是指在各种生物、社会等有害因素的不利影响下，大脑出现紊乱，表现为精神活动失常，是脑功能失常的总称；分为精神病、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精神发育迟滞四类。精神病是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是由于社会、心理、生物三方面的因素影响，导致大脑功能紊乱。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如果用黑（不健康）、白（健康）、灰（亚健康）三色描画中国人，会得到一张"铅灰色"的肖像，我国专家们也纷纷指出：转型期的中国是个"灰色国度"。据了解，我国目前约有各种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患病率由上世纪的0.27%上升至现在的1.347%；精神病院却只有575家。严重失调的比例揭示了悲剧发生的必然性和悲剧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应尽快采取相关干预和预防措施，避免可能由心理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
一、当代中国人患有的精神疾病对健康的威胁已经超过了癌症
如今，各种突发事件频现报端，社会心理问题遍及各类人群：“前仆后继”收受贿赂的交通厅（局）长、讨工钱不成跳楼的农民工、报复校园的大学生马加爵、绑架人质的下岗工人，等等，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些事情的背后，暗含着民众心理在社会巨大变化的压力下的失衡状态，个人的不健康心理导致了人格的崩溃和惨剧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伴随这种疯狂的速度而来的成功的压力、剧增的人口、纷繁的信息乃至拥堵的交通、家庭的破碎让中国人心理问题丛生。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统计表明：中国约有３９００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而我国有关方面对全国抑郁症患病率的最低估计为2%，即有2600万抑郁症患者，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超过640亿人民币。另对中国12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约1600万人。根据北京自杀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数据，自杀是中国18至34岁人群的首要死因。19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至少有25万中国人死于自杀，这个自杀率在世界名列前茅。有关部门对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调查结果令人担忧：大学生中仅有11.5%的人对自身心理素质评价很高和较高，而认为较差和很差的则占23.1%。包括心理抑郁和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已经占据了病症10大诱因中的5个，它对健康的威胁已经超过了癌症。中国的心理学家认为，当代中国人患有焦虑性紊乱的比率要高于文化大革命时的混乱年代。有关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1/4。主要表现如下三方面：
１、社会阶层分化威胁城市人口心理。中国社科院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中，有六成多的人希望向上层流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指出，在努力"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重利轻义，缺乏社会责任感，这已成为迅速蔓延的普遍社会心理。来自美国的心理学家尤韦・吉伦认为：中国目前与上世纪６０年代的美国社会相似，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中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躁”的社会心理相结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无法调和，导致诸多社会矛盾浮出水面，甚至激化。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侯玉波指出，处在转型期的人群对未来多心存忧虑，人们只顾眼前利益不计后果，缺乏对生命的尊重。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全国频繁发生的矿难、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等恶性事件。一些专家指出，阶层分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性化的客观现实，不同阶层群落间的生存“鸿沟”所引发的摩擦，将使阶层利益变得难以调和，社会差异变得更加刺眼。
２、农民工在城市化中的心理问题加剧。中国目前有超过１亿的农民在城市打工，这个数字每年还要新增３０００万左右。近年来，在各地频频出现的农民工因工资拖欠而跳楼的事件，一方面暴露出社会信用体制的缺位，另一方面也凸显农民工群体的心理问题。北京安定医院医生陈斌说，农民工易患四种精神障碍：一是遗传精神病；二是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休克”型精神障碍；三是工资拖欠等重大打击造成的急性精神病；四是进城、返乡途中恶劣的旅行条件造成的旅途精神病。这些病症的临床表现通常是折腾、打人、说话凌乱、丧失记忆和裸体奔跑等，严重时有自杀行为。这些流动人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问题。根据深圳市委党校迟书君教授２００２年对当地１９００名流动人口的调查，接近半数的人感到过性压抑；两成的人想过购买或曾购买性满足；一成的人曾为钱而满足他人性要求。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说，在中国，由于农业与工业社会的更替，农民工必须放弃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只能以“边缘群体”的身份在城乡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一旦生活无着，便会采取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这就是不断升级的农民工跳楼事件的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进行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像在孤岛上生活一样。
３、中国老人与少年的心理状况堪忧。宁波大学心理学研究所陈传锋教授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够完善，使中国"银发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凸显。由于家庭规模不断缩小，以往的“金字塔”型家庭结构逐步被“倒金字塔”型代替，特别是“空巢家庭”的出现，使孤独成为困扰中国老人的主要心理问题。临床研究证明，长期孤独可能引发老年痴呆和老年抑郁。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今年４月公布的报告显示：２０４０年，中国将有３．９７亿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未雨绸缪，中国将在本世纪后半叶面临一场危机。同时，青少年问题不容忽视。在第２８届国际心理学大会２００多个专题演讲和讨论中，青少年心理问题几乎占据了一半。据统计，中国约有２０％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４％为临床抑郁，即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心理学院父母养育与家庭支持中心主任马修・桑德斯说：“社会压力、溺爱以及过高期望使孩子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甚至导致行为异常。”在寄望下一代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对３．６７亿１８岁以下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导与教育工作，将是一种严峻考验。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教育体制也存在着种种不利于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弊端。被高考制度“淘汰”的年轻人已成城市“朋克”，构成社会中最具“变动性”的群体。此外，教育体制内的学生群体被心理学家称为“中国最辛苦的人群”：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造成他们整体“认知失衡”，使他们成为知识能力较高、最自我而又敏感、极易厌世而又极具攻击力的群体。
二、在中国，精神疾病难以让正统儒家文化承认
不幸的是，在这些受到困扰的人当中，仅有很小一部分曾经寻求帮助――或是有过这样做的机会。在中国，正统儒家文化难以承认精神疾病。心理困惑者普遍忍受着工作上的歧视，缺乏家庭支持，而且由于害怕使周围人感到不安而不得不隐藏他们的种种症状。相比较的是，美国人像去杂货店买东西一样自然地谈论着去看心理医生的事。上海一位精神病专家认为，中国大约三分之一的职业人群实际上都有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常常表现为头痛、失眠等症状，95%的伴有心理抑郁的人群都没有得到治疗。
中国有早期精神健康危机的病人大部分都保持了沉默。国内心理学家发现，精神疾病与快速发展的社会、特殊的心理抑郁以及焦虑性紊乱之间的关联性有显著提高。在大城市之外，大部分医生都从未听说过焦虑性紊乱、强迫性紊乱或是心理抑郁这类词语，因此很多病人都没有得到治疗。根据“全球疾病压力研究”项目的调查，精神健康方面的预算仅占中国全国健康预算的2%，但是心理失调却占据全国健康压力的20%，这种失衡在重度精神病的防治方面表现得尤为尖锐。该研究还表明，尽管美国6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在医院得到了治疗，但是中国有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仍然隐匿在家里，没有得到相应的药物控制与治疗。许多中国人只想把精神病患者藏在家里，他们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的亲戚是疯子，继而认为他们自己也有病。而且，也不是大部分人都可以负担起治疗这种疾病的费用，目前中国大陆只有15%的人拥有健康保险，在大多数地区，购买昂贵的安定药物也无法得到补助。在美国，每10万人中就有10.5名精神病医生；而相对于13亿国民，全中国仅有2000名真正合格的精神病医生。在中国乃至亚洲大部分地区，精神病一直承担着污名――这种想法非常普遍，甚至医护人员也常会对病人产生误解，因为外界普遍认为精神病是会传染的。
三、诊治社会心理需标本兼治
转型社会的分化与整合是一项伴随着危险与机遇、失范与重组的复杂工程。若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起系统化、组织化和民主化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就中国青年个体存在的心理问题，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年轻人的心理行为更容易矫正，应该更多采取教育和疏导的方式，尤其应重视对母亲们的指导。
印度心理学家柯释南提倡复兴传统"礼让文化"来修正现代人的社会行为。她提出可借鉴印度的“宕”思维。“宕”在印度文化中意味着“退一步”、“"给予”和“宽容”，这将对社会心理的“失范”有整合作用。也有专家认为中国要解决社会心理问题必须建立系统的社会干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社区、家庭、亲友的关键作用。在具体“劝慰”中必须采用科学化的方法，首先评估对象，针对具体的心理根源采取具体措施，同时调动家长、亲友、社区的力量。心理学家应不断与社会学家、公共政策研究者合作，为各类组织领导者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建议，对人们心理压力失衡进行正确引导和及时疏通。不少中外学者也指出，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尚未充分发挥、甚至低估心理学的作用，很多心理学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尚未被政府采纳。
在转型期的中国，刚刚起步的心理学工作尤其需要引起政府的重视。中国政府正在努力着手应对逐渐蔓延的精神健康危机。中国近来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通过教育以及增加精神健康治疗基金，以正视精神病患者的基本权利。
目前，社会各界对精神卫生问题仍缺乏充分认识，群众忽视自身精神卫生问题和歧视精神障碍患者的现象普遍存在，我国精神卫生事业因缺乏完善的政策和法律支持而处于落后状态。在医疗机构中，25％至40％的患者有心理问题，但大多数医务人员都没有接受过精神卫生知识和有关技能的培训。全国仅有1／10的县有精神卫生医疗机构。而在接受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60个成员国中，截至2001年，已有3／4的国家和地区有了精神卫生法。长期以来，我国广大精神疾病患者饱受疾病痛苦和偏见歧视的双重折磨，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侮辱、捆绑甚至关锁精神障碍患者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境遇十分悲惨。此外，精神疾病的治疗具有不同于其他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如患者入院诊治多是通过强制方式；疾病治疗可能使用一些非常特殊的方法；患者在发病状态下往往丧失了真实意思的表示能力，在住院期间常常遭到限制自由或隔离等。这些特殊方法如不加以法律规范，可能导致滥用，曾有媒体报道，有正常人被诬陷为精神病患者，受到非人的待遇，有冤无处诉，有理无人听。上述特点使精神卫生工作不仅面临高风险，而且涉及大量其他公共卫生事业中所没有的法律问题，是现行法律的空白，需要通过专门立法来加以调整。精神卫生立法看似是一个行业立法，实则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卫生和人权保障等诸多方面。因此，我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加快我国精神卫生立法进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精神卫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