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我国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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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
张謇堪称我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众多领域成就不凡，建树甚丰。作为清末民初的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他在当时政商学及社会各界影响广泛。同时，张謇的一生与医学有着不解之缘，他结交有不少中医界的朋友，积极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创办医学校和医院，并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为弘扬我国传统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魔针》是40多年前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针灸医术的传奇故事片，曾在大陆和香港轰动一时。民国初年，袁世凯“头风”发作，德国医学博士罗慈等洋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影片主人公黄石屏经张謇引荐，为袁世凯治病，只见他取出金针，凝神运气，手到病除。袁拿出4万银元作为酬谢，黄石屏将此钱送给张謇来办实业，影片由此展开了紧张曲折、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电影情节为了引人入胜，自然会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但这部影片所涉及到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都有史实作为依据。黄石屏（1850—1917）确有其人，他精通少林拳术和内外气功，擅长用针灸治疗内外科疑难病症，把针灸与武术气功结合运用，所用金针软细而长，将全身精、气、神运于指上，施于患处，针神效奇，从而名扬四海，成为一代中医针灸大师。武术大师霍元甲患病，黄石屏以金针为其治病。黄石屏先后在上海、扬州、南通一带挂牌行医。关于他与张謇的交往，在其弟子方慎庵所著《金针秘传》中有过详细记载。方慎庵曾于黄石屏门下学习金针术，出师后悬壶上海，著有《金针秘传》一书，“于1937年出版后，轰动遐迩，邮购者远及欧洲、东南亚及日本诸国”。书后附有《针验摘录》24则，提纲挈领地记述了他跟师学习及临证的心得体悟，其中前两则乃黄石屏为袁世凯和张謇的针刺记录。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于溯风凛烈之中，常光头外出。后因受风过久，时觉头痛。1914年春，痛增剧至30余日不愈。张推荐黄石屏，“力言可愈此疾”。方慎庵因“师嘱随行”，跟随黄屏石赴京。据方慎庵所记，“其病系前后脑痛，第一日针百会，第二日针风池、风府，皆以泄风泄热为主。每一针刺入，袁即感觉脑中发有大声冲墙倒壁而出，再针如服巴豆、大黄直扶肠胃而下……师曰：此即风散热降之象，应手而愈”。黄石屏得“厚谢而归”，袁世凯题“一指回春”牌匾相赠，又奉诊金4万银元为谢。
黄石屏“曾常驻于通”，得到张謇款待。方慎庵《金针秘传》在《针验摘录》还记载说，有次方慎庵“随师往”，亲眼看到他为张謇针灸，“见其仅针关元一穴。因询一针足乎？师曰：此补精而活其气，不宜太过，过之则兴奋，过甚反于年老阳强阴弱之体不宜”。张謇为此写下“能以金针引痾起，曾从黄石受书来”的条幅相赠，并巧妙地以黄石公授于张良兵书这个典故，来赞誉黄石屏金针之神奇，黄一直将之珍藏。据方慎庵说，张謇之所以能够中年得子，也得益于黄石屏，以针灸治好其“由于幼年用脑过度”而留下的隐疾。
而在张謇的日记中，也可寻觅到与黄屏石来往的有关记录，如“1914年12月21日，江西黄石屏来，以针灸治肺虚病。次日，石屏复针”。不过，这次针灸主要是为了治疗张謇的“肺虚”，前后用了两天时间。
二
长期以来中医被视为“国宝”。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东渐，引发有关中西医的论争，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如与张謇交往甚密的俞樾就因曾写下《废医论》，而被称为反对中医第一人。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把中医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张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这场中医废立的争论之中，但他一贯主张要把中西医相结合，对中医秉持客观和辩证的态度。
针灸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张謇对针灸等传统医学手段十分看重。在为黄石屏1916年著的《针灸铨述》撰写的前言中，概述了在我国的医学史上，医书多以经命名及出现的医家七经，并引用班固的话，“医经之为用，乃原人（血脉）、脉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也就是说，医经的功用，在于探求人体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等生理特征，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区分死生的界限，从而选用针刺、砭石、汤药、艾灸等治疗方法。在前言中，张謇扼要回顾了针灸的发展史，借用颜师古的注来说明“针灸之由来尚矣”。“至汉而砭石之术已绝，迨经方十一家疏衍，后人本草石之寒温，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汉仲景而后历代名家辈出，于汤剂多所发明，独针灸一科陵夷至今，若隐若现，虽《针灸聚英》《针灸节要》《针灸杂说》《针灸大全》诸籍先后杂出，而通玄撷幽，确能寿世者，则戛乎难之。”意思是说，经过11家经方的考证梳理，后人根据药物寒温，来辨析并为五脏六腑所能适用，使身体恢复正常。张仲景之后名医辈出，发明了许多新的药剂，独针灸之术衰落至今，其影响和作用“若隐若现”，虽然也有不少专著问世，但真正做到发微探幽、造福世人，却很困难。
张謇对黄石屏十分赏识，在其所写前言中还介绍道，“黄子石屏，鹾官也，向以随官山东，得异人授，擅针灸之技。初不自名，朋好有觇而求者，无不应手奏效”。“鹾官”是指黄石屏在淮阳富安任盐务官10年。张謇说“尝为余愈痹湿，今其技益神”，特意提到，黄曾为自己治好肢节疼痛和风湿。张謇鼓励黄石屏写作《针灸铨述》，“余勖以舍官问世，并广其传，因汇所述成编见示，洵独得之■，非不传之秘钥矣。夫西医剖解，东医注射，亦不过济汤剂之穷，而吾神州方技无传，徒令明堂针灸图、铜人针灸图悬为空诣。视东西医为相形之绌，是亦医学界之大憾。然则黄持此以发挥绝技，不独津梁医学，抑保全国粹之所关矣”。张謇对黄石屏“绝技”赞不绝口，强调“视东西医为相形之绌，是亦医学界之大憾”，这实际上是对当时“扬西抑中”的医学观念的否定。
张謇认为中西医两者各有所长，所以应各取其长。1914年，张謇为南通医学专门学校慨然写下“祈通中西，以宏慈善”的校訓，并说：“今日言医者，顽固自大者无论，其有少知识者，又多轩西而轾中。”这里张謇再次对否定中医的“轩西而轾中”的看法进行了批评。
三
张謇一生好学不倦，饱览群书，这其中包括阅读了大量的中医书籍。从《张謇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年轻时，读过《神农本草经读》《拼噼百金方》;中年时，为给父亲治病，曾查阅《医宗金鉴》;当年其子张孝若出生时，他任江宁文正书院院长，从南京购得张曜孙的《产孕集》寄回家中;晚年则抽暇仔细读完《性命圭旨》。他不仅看重中医，还掌握了大量的中医知识。儿子张孝若在青岛德华大学读书时，时常生病，他去信说：“顷与汝权询儿体气，据云并非先天不足，乃北方地气高亢，或坐久肺气不舒所致。不可服柔润滋腻之品，如生地、麦冬之类。平时可服杏仁露、枇杷露（用枇杷叶所蒸化者）、冬瓜糖之类。冰淇淋、汽水、荷兰水妨胃，不可服，兼防腹痛。如燥热，可服柠檬汁水。”汝权，即俞汝权，是当时南通有名的中医，张謇经常找他看病。他把张孝若的病因、所应注意事项及医治需用的药草，在信中交待得一清二楚。这样内容的信还有不少，又如“儿之目眚亦只是热盛所致，可常服青蒿露，露可托纱厂药房制（金银花露、枇把露亦可，枇杷露尤无弊）”。张孝若的眼睛长白翳，张謇要他服用青蒿露，并对青蒿露、金银花露、枇把露的药效作了比较。在写给张孝若的另一封信中，张謇说“汝母喉病，仍时发时愈。父五六日后即归，拟自治之”。张孝若的母亲吴道谙患有喉疾，张謇打算自己为她医治，可见张謇对中医知识的掌握已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张謇时常与中医打交道，留下不少轶事趣闻。如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高中状元还乡途中，忽得心痛之疾，特意找到兴化名医赵海仙之处。赵问诊良久，作忧戚状，“阁下此疾，无药可治，速回，早作料理”。张謇惊惧万分，赵又作密函交付张謇的随从，嘱到家后方可阅。张謇一路上万念俱灰，舟至南通忽觉心痛若失，至濠河顿觉神清气爽。于是，讥笑赵海仙徒有虚名。回到家后，随从拿出信函，上书“阁下高中魁首，心花怒放，因至心痛，此所谓喜伤心也。余以危言耸听，使阁下平添愁惧，胜药百倍”。张謇茅塞顿开，击节高赞，“真名医也！”这些传说难免有后人添油加醋的成分，但张謇笃信中医确是有据可查的。
张謇与名医俞汝权和沙元炳交往甚密。刺绣艺术家沈寿身体孱弱，来南通后经常生病，张謇多次请俞汝权、沙元炳为她诊治。沙元炳还追随张謇兴办实业，在南通大生纱厂、上海长江大达轮船公司和沿海各垦牧公司等都有投资，张謇临终时，沙元炳竭尽全力来挽救这位知己。当年，张謇在上海《申报》、南通《通海新报》上，为包少年、马伯闲、俞汝权等中医写文章作宣传。他在1913年4月13日《申报》撰文《介绍儒医陈道菴》：“蓉江陈道菴先生精于医理，学贯古今，往年居浙，治愈危癥，不可胜计。杭州倪子维之少君，患臌经年，病将不起，延先生救治两旬即痊。民妇王氏患肝气痛，旬日不食，先生一药而愈。此不过略述其一二耳。至于喉科、时症尤能手到病除。去岁悬壶未久，因事返里，兹幸重来沪滨，曷胜欣幸，特附数言，俾求医者知所向焉。”以张謇名人之笔，通过“民妇王氏”等两个医案，登报对陈道菴的主治特长和高明医术广而告之，不难想象这样可以带来很好的名人广告效应。
四
张謇尝试把医学与实业有机融合，发展中医药产业，兴办医学校和医疗机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謇从事关民族强盛的高度，来看待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医学之发达与否有关民族之强弱，故人生所需，不可无医”，从中也可以看到张謇视野之高远。
张謇将中医中药之精髓融于酒中。1894年，他在家乡海门常乐镇创办了颐生酿造公司，“颐生”取意“颐养生年”，这与张謇因“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将其创办的纱厂取名为“大生纱厂”，有异曲同工之妙。张謇还自书酒厂的厂联，“有秫足供彭泽酿，如茶能表洞庭春”。他派员前往山西、山东等地的酒厂取经，聘请山西籍瞿、张两位师傅做曲、吊酒、拼酒，并传艺和把关。颐生茵陈大曲酒，以粘籽红高粱酿造的大曲酒为酒基，加入茵陈、佛手、红花、陈皮等十多种药草汁液而成，其色青黄透明，其味醇和爽净，清香绵柔，具有健脾胃、治风痰、舒筋骨、活血液的功效。1904年，张謇带上颐生茵陈酒，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博览会，酒醇味美的颐生茵陈酒荣获博览会奖章。1906年，世界博览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颐生茵陈酒再次获得金质奖章，这是当时中国获得的唯一的世界博览会金奖。
张謇还兴办中药店铺。1916年7月，张謇和他哥哥张詧等人集资15000银元，在南通市区长桥的濠河边开设了中药零售商店“遂生堂“，并设想要与著名的杭州胡庆余堂、上海蔡同德相媲美。店里的人事由张謇亲聘，门口悬挂的青龙招牌、店堂正中的“遂生堂”每个二尺见方的大字及店内四扇八面联牌，都为张謇亲笔所写。“遂生堂”曾在南通名声很大，尤其是在南通南边的黄泥山专门建有鹿苑，因而药店用的鹿茸、鹿角不必向外采购，并按明代名医张景岳传世的名方来炮制“全鹿丸”。
张謇创办了我国最早的私立高等医学院校之一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1912年3月，学校正式招生授课。张謇兄弟亲任校长。学校的开办费用主要由张謇兄弟私费支出，仅1912年至1917年，每年就捐助了17000多银元。张謇为了学生实习的需要，对1911年开办的南通医院进行扩建，并亲自题写院名。1917年，张謇在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增设中医科，学制四年，并聘请俞汝权等一批有名望的中医师。中医本科设有医学源流论、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温病论、杂症论、外科正宗、伤骨科、国文、医德等课程。张謇还在学校附近办了中医院，提供给中医科学生临床实习之用，由中医科教师担任医师，带教学生。张謇将中西医名流集中于一校，并采取一系列促进中西医结合的措施。张謇提出，“拟于中医科加生理，化学两科，西医科加本草药物科，令学生自加融洽，希冀沟通”。在中医科增设了生理、生化、生理解剖学等课，在西医科增设了本草植物学。他还主张先学中医，再学西医，并制定了中医科学生毕业后，再学西医可免交学费的鼓励办法。1922年，北洋政府奉行独尊西医的政策，南通医学专门学校被迫停办中医科。
张謇能够客观地看待西医和中医。他不仅不排斥西医，相反，还以积极的心态和开放的视野，学习吸收西方医学成果。1915年4月30日，在张謇的支持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做了南通历史上第一例人体解剖，被《通海新报》称为“为吾通破天荒之第一声”。1920年，张謇聘请德国籍医学博士夏德门担任南通医院总医长和医校教员。张謇指出，西医将医学与药学分成两门学科，“故辨性较精，而施效易见”，西药“药取其精，服量少而饮不苦”，这是西医和西药的优势。他提出可以尝试中药西制，“泰西某药，犹之吾国某药，以其法制吾国某药，犹之泰西某药，约举之可十数不尽详也”。同时，他认为中医也有其长。许多人以为中医是无医唯药，其实并不如此，所谓医，“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所谓药，“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张謇认为应从药入手来推动中西医结合。“先通药学，药通然后可以求医之通。医犹汽车，电车，药犹轨与道也。”
张謇计划对《本草纲目》等药典所载近2000味中药材，运用科学方法测定成分，确定药物疗效，在此基础上再编撰《中药经》。他在《拟集资订中药经征求同意书》中提出实施具体方案，“访知柏林大学药物院教授托姆司、化学工程师司密勒二君，皆邃精药物，与商此事，许赞其成……聘吾国老于药业，明知药学者之数人……先延请密勒君来华，就南通农科大学化验室，为化学分析之试验，得其定性定量，然后以所得之药，所验之表，寄往大学托姆司君，征验所得，定性定量之异同，然后要求东西各国之药物学大家复验之，必举世大同，而后定一物之真用，而后辨吾说药性与气味之确否，而后著录成经”。受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及种种原因，张謇编撰《中药经》的宏伟设想虽未能如愿，但他对中医发展的规划和设想，对后人不失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吕文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