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少数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

侯光

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仅史籍所载，就先后出现过160多个民族的名称，有过60多个国号。这些民族及其政权，不论大小，居地何在，时间长短，均属于中华民族的组成细胞。中国这个拥有2000多年统一历史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不是根源于某一个民族的武力兼并，而是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条件和不同形式下共同致力的结果。不论哪个王朝或哪个民族，一旦势力强盛时，都会去谋求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这里，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自觉的“内向力”，即向“中原”地带的“内向”。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上的民族，都想据中原而主天下;而历代中原王朝的帝王也均把四方视为自己之“天下”。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及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及其先民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开疆拓土：少数民族厥功至伟

现今中国疆域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不用说，汉族及其先民华夏族对我国疆域的开发起到了主導作用。公元前2l世纪华夏族最早在黄河流域建立国家，经秦灭六国统一“诸夏”至汉，凭借政治经济的实力向四周扩张，开拓疆域。在长达20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汉族对以中原为核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开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汉族又不断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多民族联合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也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的基础。当然，少数民族及其先民们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和开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夏民族形成之时开始，其周边就有被正史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古代民族。夏与周边各民族之间时有战争发生，有的被征服并入夏国，有的仍以独立的姿态不断发展壮大。秦汉以后，在北狄民族集团中匈奴逐渐强大，称雄于北方。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年至前195年在位）之时，匈奴首领冒顿单于首先统一了大漠南北草原，建立了匈奴军事帝国。匈奴疆土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匈奴以后，东胡、鲜卑、乌桓、柔然、丁零、高车、突厥、契丹、党项、蒙古、女真、满洲等北方民族，其形成有先后，兴衰嬗替，互相兼并融合，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大都建立过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国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他们都曾凭借武力向四处扩张，实现了局部的统一，为北疆的开拓作出了努力。

在我国西北边疆，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和天山南北的维吾尔族，其先民在吞并了高车各氏族部落后，于公元7世纪开始强大，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并先后在今新疆地区建立过鄂尔浑回纥汗国、高昌回纥王国、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维吾尔与其他各族在丝绸之路上开发，建立了商业城市，建设或改进了今新疆与内地、新疆与中亚的交通，加强了中亚及内地的物资交流。维吾尔族及其先民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开发起到了先导作用。

在我国东北边疆，属肃慎系的靺鞨族也建立过封建政权。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大祚荣在东牟山下（今吉林敦化附近）筑城以居，开土拓疆，发展力量，建立了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吸收部分高句丽遗民以及挹娄、扶余浚貊、活沮故地各部族成员的“震国”，后改称“渤海”。其境域以后又扩展到北至黑水靺鞨，东濒日本海，西接契丹，南以泥河（今龙兴江）与新罗为邻的广大地区，下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建国300余年，使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有了较快的发展。渤海国内也是多民族杂居，其在东北地区的局部统一，为以后契丹族在东北地区更大范围内的统一提供了条件。公元916年，生息在辽水上游的契丹族迭剌部酋长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建辽称帝，利用唐朝衰败对四周少数民族鞭长莫及的有利时机，以武力征讨室韦各部，劝降奚族，并吞渤海，雄据长城内外而统一北方。辽国的版图东临日本海，南达今河北中部和山西北部，西逾阿尔泰山，北抵外兴安岭和石勒喀河，毗邻贝加尔湖。以后女真族崛起，于公元1125年灭辽。其建立的金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北至外兴安岭和日本海，南至淮河、秦岭，西至甘肃，北抵大漠。许多原始的北方民族被迅速统一到金国的统辖之内，从而进入到文明发展阶段之中。

公元5世纪时，青藏高原部落林立。至公元7世纪初，西藏北部和青海西部居住着羊同、多、苏毗，西康居住着车女、附国，青海巴颜喀喇山及其以北地区分居着白兰、党项等诸羌部落。公元7世纪初，活动于雅鲁藏布江中游雅隆河谷地区（今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的雅隆悉补野部势力强大，先后兼并毗邻诸部。公元629年松赞干布即位后，先后降服了塔布、工布、娘布、羊同、苏毗、香雄等羌部，统一了西藏地区，建立了奴隶制吐蕃王国。成吉思汗灭西夏以后，其孙阔端被封为西凉王，经略吐蕃。公元1247年，藏传佛教萨伽派领袖于凉州会晤阔端，以蒙古信教和萨伽派管理吐蕃的交换条件，使西藏归附于蒙古。元朝统一全国后，在调查户口的基础上在藏区设驿站，建13个万户，确定了地方行政建制和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统辖。

在西南地区，白族是定居在云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居住在洱海地区的各族中以白族的蒙舍诏为强，在较短的时间内，兼并河蛮，北败三浪，东击越析，西营永昌，基本统一了洱海地区。公元738年唐王朝册封皮罗阁为云南王，在洱海地区建立了蒙氏政权。公元794年，唐王朝又册封皮罗阁之孙异弁为南诏（诏即王之义），从此南诏称强于西南边陲。以后段思平于公元937年建立大理国，仍以洱海四周为基础，统治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大理立国316年，政治稳定，生产发展较快。至忽必烈时，征服大理设云南行省。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相差无几。生活在我国南疆的壮、侗、仫佬、毛南等族的先民“西瓯”“骆越”等古代民族，则开发了岭南地区。

我国疆域的形成经过了多次统一、分裂、再统一的复杂历史过程。至公元1279年元朝的统一，基本上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疆界;而清的统一则最终完成了全国性的各族的统一，并最后确定了古代中国的疆界。元、清两朝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这自然应当视作少数民族对古代中国版图的最后确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我国的边疆危机。边疆少数民族同英、俄、法、日、美、德等外国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

通商惠工：少数民族功莫大焉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华文明的发展，除了汉族的骨干作用之外，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秦汉以后，首先以驴骡用于农耕的是塞北和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驴骡是古代匈奴族培育的牲畜品种。匈奴奉汉以后，马、驴、骡大批输入中原。到了三国时代，江南也普遍以马骡用于农耕。许多农作物品种是通过西域传入内地的，吐鲁番地区对农作物新品种的培育及向中原内地的传播起到了中介作用。《论语》中最早出现的“五谷”，是指稻、黍、稷、麦、菽，而高粱、玉米、花生、芝麻、棉花等农作物是秦汉以后从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植物种子有苜蓿和葡萄。据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录，汉代从西域传入内地的植物还有芝麻、蚕豆、大蒜、胡萝卜、酒杯藤、安石榴、胡荽、番红花、红蓝花等。据《梁书·高昌传》载，高昌回鹘地区“多草木，草实为茧。茧中丝如细鲈，名日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白疊即棉花。

活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原是游牧民族。契丹贵族在对中原用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占领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以后，更加重视农业，并向北部地区推广农业，开凿水渠，引水灌溉。这些措施对于东北地区农业的开发和北部牧区向半农半牧转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云南地区多山地、高原。居住在云南的白族，早在公元8世纪中叶，即适应这里多山的特点而兴办水利、开辟山坡为梯田，并广泛推行复种制。生活在广西的壮、侗、仫佬、毛南等族的先民，利用当地资源制作农业生产工具，发明了“形如匙，长六尺许”的踏犁以代牛耕。在山坡上无法灌溉的地方，他们还培育出了一种名叫“禾”的旱稻，对解决丘陵地区旱地粮食作物的多样化，无疑是一个贡献。

元朝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此前1269年，忽必烈命中书省和各路官员搜集农业生产方面的资料，要求对其的实用性进行实验，然后列为条目在全国推广;在此基础上，于1273年编写出《农桑辑要》一书，1286年下诏向全国颁行。此外，元朝还推出了鲁明善（畏兀儿农学家）的《农桑衣食撮要》和王祯的《农书》。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派水利专家郭守敬视察河套灌溉情况，并对宁夏地区唐徕渠、汉渠进行疏通。忽必烈执政期间，还开济洲河、会通河，使北起大都，南至杭州，全长1797千米的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这是我国历史上堪与万里长城媲美的又一伟大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自秦、汉以后，少数民族以牲畜及其他产品与内地交易，至唐宋规模越来越大。公元8世纪时，新疆地区的回鹘王国便与唐朝进行“马绢”贸易。从宋开始，宋王朝与吐蕃地区开展了“茶马互市”。自元以来，吐蕃地区羊毛、皮张、细氆氇等产品作为贡赋，源源不断进入内地。云南的滇池以西与南宋邕州的贸易以市马为主。明朝与蒙古的互市主要是马市，仅在东北地区就设广宁、开原等马市。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这种频繁的、大宗的畜产品贸易，成为中原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游牧社会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内陆边疆地区五大牧区的格局。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实践中，边疆少数民族对牲畜的改良、繁殖，对草场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盐和铁是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引《世本》记载了“宿沙氏作煮盐”事。宿沙是神农氏时代东方海滨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主或国王，称宿沙氏或夙沙氏，大致在今山东寿光沿海。诸史籍皆传其为盐宗、盐神，说他是海盐生产的创始人。据有关专家考证，铁的冶炼术的发展也与南方民族有关。葡萄酒在汉时由西域传入内地。元代棉纺工业在江南的倏然兴起，主要是江苏妇女黄道婆从海南黎族那里学会纺织技术在内地推广的缘故。建筑业的发展也融会了少数民族的智慧。在北京的古代建设中，有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劳动者的卓越贡献。

古代民族的分布状况是汉族主要居内地，即黄河、长江流域，少数民族主要居边地，即东北、正北、西北、西南等地区;民族之间交错杂居，大分散、小聚居。中原地区的汉族以农业经济为主，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游牧经济为主。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最初的接触和交往就是从物质交换做起的。从中原农业区输送到游牧区的产品，主要为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如粮食、丝织品、麻织品、金属工具和生活用具、酒类等等。从游牧区进入到农业区的产品，主要为各种活畜——马、牛、羊、驴、驼，各种家畜和野牲的皮张、畜毛以及药材等等。农业区与游牧区之间交易的发展，不仅大大丰富和改善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还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的发展。纸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和雕版印刷、指南针、火药，同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纸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西域是中原纸输入西亚、欧洲的中转站。新疆出土的魏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的大量古纸，以公私文书、契约和典籍写本为多，佛经写本较少。出土文书有用汉文字写的，也有古回鹘文、突厥文、藏文、西夏文，还有中亚、西亚通用的粟特文、吐火罗文、叙利亚文、希腊文和印度的梵文。纸张由于价格低廉、携带轻便、书写容易，因而由中外商人和边吏、戍卒广为传播。从公元4世纪起，纸便完全代替竹木简牒，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由公文书信推广到典籍的抄写。

百川汇海：少数民族功标青史

在我国大陆内部，最初的经济文化形态就是多元的，大致可分为草原型和农业型两种。大兴安岭以西，天山以东，燕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的地区及青藏高原为草原型文化，其他地区为农业型文化。

考古资料表明，从东北沿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我国草原、沙漠、高原地带从事游牧和狩猎的草原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目前发现的分布密集的阴山岩画、贺兰山岩画以及阿尔泰山岩画，有各种野生动物、家畜的描绘，有个人行猎和集体狩猎的场面，有部落战争图及反映宇庙崇拜的日月星辰图与游牧人的居室穹庐毡帐，敬祭神祗的人牲物牲和各种记事符号等。与北方草原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质松软，又有灌溉之利，便于农耕发展。古代民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因地制宜，围绕着对植物的开发而创造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称这种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文化为农业文化。我国古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两大系统，不仅反映了中华先民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表现出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差异。随着文化传播的增强，两大系统在各自的地域边缘势必发生碰撞与冲击，结果使双方因相互吸收彼此的异质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

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各少数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涌现出许多卓有成就的优秀的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少数民族很早就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记载并保存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藏文创制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现保存的藏文文献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仅藏文经卷就有6万部（册），分全集、哲学、密宗、医药、声明、历史、传记、天文历算、工巧、数学、诗学等十多类，而辞书文法、诗歌音韵、文学、音乐、美术、建筑以及雕刻工艺技术的著作也不少。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文文化遗产，不仅是研究藏学的珍贵资料，也是世界佛学的宝库。回鹘文字创制的时间也较早，公元8-17世纪曾广泛流行于新疆、甘肃及中亚地区，有不少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经典。回鹘文文学作品《祖乐智慧》《乌古斯可汉传》《真理入门》等具有很高文学价值。受藏文、回鹘文影响而创制的蒙古文，记载了13世纪以降蒙古社会及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等情况。《蒙古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三大蒙古文历史著作，是我国史学宝库中的珍宝。受蒙古文影响而创制的满文，记载了有清一代的档案文件，不仅是研究满族的文献，也是研究17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及中外关系的重要資料。在我国历史文献中还有用契丹文、西夏文、纳西东巴文、彝文等十几种民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藏族史诗《格萨尔王》、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等，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世界上也有很大影响。许多少数民族文人、学者还用汉文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和艺术著作，著名者如唐代鲜卑族元稹，元代蒙古族萨都剌（一说属回族），清代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性德、门巴族仓央嘉措（即六世达赖喇嘛）的诗词。伟大的文学巨著《红楼梦》则出自满洲正白旗“包衣”人曹雪芹之手。它是中华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稀有的佳作。

少数民族的许多发明创造，对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元代回族匠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创造的回回炮，名震13世纪的欧亚大陆。清代著名的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参与编纂的《律历渊源》《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等自然科学著作，对我国数学、天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元朝契丹族旅行家都实勘查了黄河河源。据这次考察绘制的《河源之图》在我国测绘学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元8世纪前后，藏族宇妥·元丹贡布宁玛编著的《四部医典》（藏名《居悉》）共156章24万字，为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区少数民族防治疾病提供了指南。17世纪的藏族医学家又在《四部医典》基础上编绘了一套完整的医学彩色挂图79幅，约1000张，为我国古代医学史上一大创举。1840年由藏医药学者丹增彭措编著的《晶珠本草》所记载的药味数比《本草纲目》还要丰富。

我国少数民族的舞蹈艺术和器乐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中原。现在的胡琴、琵琶、小鼓、腰鼓，都来自西域“胡部”。瑶族的长鼓、苗族的芦笙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少数民族的绘画、雕塑等艺术成就很早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同云岗石窟、敦煌的壁画、吐鲁番千佛洞壁画等都凝聚着少数民族艺术家的高超智慧，成为在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东方艺术的代表。

在自秦汉至明清的2000多年中，几个主要的大统一时期，如汉、唐、元的文化获得显著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其重要原因是广泛吸收了域内各族的优秀文化。即如以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元朝，东西交通畅通，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于中华大地，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在中华各民族中，汉族在中华文明构建过程里占有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排斥其他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排斥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构建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具有本民族特色和风格的优秀文化。它们融汇于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推进了中华文明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从而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结构而五彩斑斓、气象万千的中华文明。

作者：四川省文联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