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时间：2020-05-18 03:41: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石善涛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那么，“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究竟缘起何时？其内涵是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条件下又是如何加以运用的？本文通过查阅党史、国史方面已公开的重要文献以及现有的学术成果，试对“两个拳头打人”一词作一梳理。
军事层面上的“两个拳头打人”
在已公开的中共党史重要文献档案中，“两个拳头打人”一词最早出现在毛泽东于1936年12月撰写的题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在论述关于“集中兵力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军事平均主义者到1933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那么，毛泽东这段话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针对什么而提出的呢？
时间回到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围剿”时期。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决定反“围剿”胜败的关键时刻，果断改变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原定主攻南丰的军事部署，转战黄陂、草台冈一带，采用大兵团伏击歼灭的战术，最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但是战役的胜利却冲昏了临时中央的头脑，他们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等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转而实行“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路线，命令已经疲劳过度、亟待休整的红一方面军主力立即向西北方向进攻，继续扩大战果。5月20日，临时中央增选博古等人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实际上取得了临时中央的军事指挥权。6月13日，红一方面军接到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的长篇电文（又称“沪电”）。在电文中，临时中央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因而会在中央苏区北部取守势，不易攻击，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分离作战，以便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打击敌人，这就是所谓的“两个拳头打人”。
由于红军主力分离作战，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使他得以从容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反，我军在面对蒋介石50万军队的时候，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仓促迎战，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局面，虽然取得过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最终也没能打破“围剿”。1934年10月，遭受严重削弱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撤出根据地，被迫开始长征。
“两个拳头打人”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给我党、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在谈到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时，他明确指出：“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線出击，反对击溃战”。毛泽东在讲话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两个拳头打人”一词，但立场鲜明地提出坚决反对“两个拳头主义”，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战略上实行一个拳头打人。
“两个拳头打人”的错误军事方针让我党、我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再次予以严肃批判，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作战问题上……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战争年代，“两个拳头打人”的历史教训时刻警示着我军指战员。1948年2月，徐向前在临汾前线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使用兵力上，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我们反对两个拳头的思想。在兵力上是如此，在火力上也是如此。上次攻运城，恐怕有些平均使用和分散兵力的地方。攻临汾，我们就不要犯这个错误了。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工作和讲话中也经常以“两个拳头打人”的历史教训来警示广大干部。1950年7月，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干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大会上就告诫全体干部一定要汲取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说：“历史的经验教育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军事方针和原则去办事。凡是违背了这些方针和原则的，就要受到严重的挫折。如在1933年9月开始的反对国民党五次‘围剿战役中，发生了单纯防御观点以及两个拳头同时打敌人的分兵袭敌思想，就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受到了严重的损失。”1961年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教育干部问题时指出：“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
外交层面上的“两个拳头打人”
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和国际环境分化、动荡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关系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国民经济的衰退对外交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因美苏的军事威胁而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加速了我国外交战略的调整。1965年6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文中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和“美苏合作”的对外政策严加痛斥，并第一次提出“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口号。此后，“反帝反修”的“两个拳头打人”外交政策基本确立起来，并一直持续到中美建交。不可否认，“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我国的对外关系一度出现四面受敌的严峻局面，这一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
与军事意义上“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提出不同，外交意义上的“两个拳头打人”一词并不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在已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领导人著作以及《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中也无迹可寻。根据现有学术文献，外交意义上“两个拳头打人”一词最早见于大连陆军学院历史教研室于1986年9月编写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内部教材中。该书在论述60年代我国外交政策时，认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叫做‘两个拳头打人，也就是既反美又抗苏”。1988年公开出版的《形势与政策基础教程》一书中沿用了“两个拳头打人”这一表述。此后，“两个拳头打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史一个特定的表述方式。不仅如此，外交意义上的“两个拳头打人”一词还屡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1991年8月13日，乔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我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讲究艺术，不要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目的是争取一个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国际环境。”2000年1月12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国际上不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人不能伸出两个拳头打人”。
辩证地理解、使用“两个拳头打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矛盾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同样，对于“两个拳头打人”也要辩证地理解和使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達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期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时期内，只应有一个。”也即是说，毛泽东并不是反对“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优势兵力，用“一个拳头”去攻击敌人才能取得战役的胜利，一旦条件允许，目标一致，“两个拳头打人”也是必要的。这就要求军事指挥员在复杂多变的战争情况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解放战争初期，陈云在东北指挥“四保临江”战役时，就很好地运用了“两个拳头打人”的军事战略，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拉北打、北打南拉”相互配合的作战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军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南北两线同时作战，最终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一举扭转了东北战局。
20世纪60年代初，一段时间内我国粮食严重短缺，需要从国外进口粮食，但是为了创收外汇，必须要出口一些核桃、瓜子、红枣等食物，这样一来国内的食品就更少了。针对这一矛盾，陈云认为，“要顾进口粮食这一头。如果顾那些零零碎碎的吃的东西，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顾了东头顾不了西头，要有所得就会有所失。如果这也舍不得丢掉，那也舍不得丢掉，结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两个拳头打不行，要一个拳头打”。上述事实证明，“两个拳头打人”并无对错之分，但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军事战略上亦然，其他工作亦然，只有辩证地理解，才能正确地使用。（责任编辑 叶松）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