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大航海时代
时间：2020-08-08 04:08: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辛智慧
一、后殖民之外
一九四九年，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出版，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此书的出版本身也可看作大航海时代的后果之一。比如就知识的形成而言，雅斯贝尔斯即非常得益于他一九三九年在海德堡认识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齐默爾，后者为他提供了大量中国和印度的经典文献资料。十年后，雅斯贝尔斯提出，希腊、印度和中国在公元前六00至前三00年突然同时出现人类意识的大爆炸，他将此命名为人类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说颠覆了黑格尔主导的基督教历史哲学，开始以全人类为思考基底。但是很显然，如果没有关于印度和中国的知识，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思考会从此一层面来突破。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究竟有多少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的偶遇、挪移、拼贴和滑动所构成的？历史上有多少无名氏对这个世界的定型做出过重要贡献？即使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在多少领域得益于全世界各民族、各肤色人群的共同努力？这些问题恐怕都难以一一确证。
曾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的《黑色雅典娜》，即是对既定世界认知模式（尤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冲击。刘禾说得对，这本书的挑战性在于，指出了“我们所熟悉的那个‘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实际上是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学者，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语文学家编出来的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故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种族偏见，敌视犹太人和亚非民族，而他们生产出来的‘知识却顽固地影响着后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认识”（刘禾：《黑色的雅典娜—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载《读书》一九九二年十期）。
实际上，十九世纪之后，西方的知识生产，造成了我们对大航海以来历史进程的误读。后殖民学者努力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帮助我们廓清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知识界对世界历史的构造方式。他们发现，“‘东方主义曾替西方生产出大量的关于‘东方人（theOriental）的知识，西方人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取得了自己对于东方的文化优势;与此同时，这个知识的生产过程又被充分地透明化，使人无法看到它本来的历史痕迹。后结构主义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重视，在萨义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研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学者不仅关注某一个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个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而且还对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学科、学术、研究范畴以及学者本人的立场（文化的、种族的、阶级的、性别的，等等）保持高度的警觉，做出了大量的反省”（同上）。正是因此，我们作为亚非拉广大被压迫地域中的一员，才必须对后殖民理论保持敬意。
不过刘禾没有进一步讨论，《黑色雅典娜》一书冲击了希腊文明构成因素单一的说法，但它并没有否定希腊文明作为轴心时代文明之一的地位。这在整个后殖民理论中，也同样如此。后殖民理论擅长讨论某一文化如何生产关于另一文化的知识，并如何通过这样的知识实行文化霸权，但却没有对这种文化自身丰富的其他面向展开足够有力的认识和批判。更有甚者，后殖民理论虽然打开了被欧洲中心主义限定了的他者，但由于过于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致使这个他者又沦为欧洲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或者至多不过是具有成为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认知最终被封闭在了一个殖民—去殖民的结构中，去殖民变为殖民逻辑中的反题，所谓的“他者”，也必然会无形中被封死在这个反题中，受到殖民逻辑的宰制，真可谓“一山放出一山拦”，这是“他者”之幸，还是不幸？
还有一种思路，比较典型的是瓦尔特·米尼奥罗所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中谈到的“解殖民”，他认为解殖民是既想摆脱政治经济角度的西方化/ 再西方化，但又不同于去西方化。可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不通过“夺取国家政权，实现经济的社会化”，这个解殖民的方案如何实现？他其实凸显了后殖民既想避开以国家政治来叙述历史，又想从社会视野来回应现代国家政治的必要性，这与其说是突围，不如说是躲闪，其现实可能性非常值得怀疑。的确，殖民政权纷纷瓦解，可那些深埋在文化、制度、知识、心理等软性层面之下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却远没有随着殖民政权的终结而终结，而附着在此类意识形态上的各种权力关系，更隐秘而深入地控制、形塑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破除这一知识形态对我们认知的控制，非常必要。可是破除之后，如何回应我们面对的当下现实世界，即这个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然天翻地覆的世界？今日世界，已具备了完全不同于被“轴心时代”所奠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全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带入“现代”全球经贸网络之中，此一为欧洲目光所打造，而且充满西方霸权的崭新世界格局，如果希冀获得更加公平的重组，路在何方？相信这仍然是目前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面临的难题。
我们能否重新返回定型这一“现代”世界的起点，来观察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历史现场，以此开出新的历史构想？这是我希望在后殖民之外，重返大航海时代的原因。为这个世界找到重新绘制的思想资源，这不仅是西方的问题，也是作为大国的中国知识界需要重新面对和承担的任务。
二、大航海的暗处
欧洲中心主义和后殖民其实都简化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史。
在后殖民视野之外，回溯十五世纪末以来世界史的丰富面向，对我们重新认知当下现实有一便利之处。正如韩国学者朱京哲所言：“迄今为止，我们所关注的历史主要是以定居的农耕文化圈为中心的历史，其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内部的生产与消费、贵族与农民间的阶级矛盾、国家的形成以及战争和革命等。在历史上，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耕地区，以此为中心来研究历史并无可厚非。但是，历史的潮流并不仅仅存在于农田中，还有那在广阔的草原、沙漠或者森林中生活的游牧民族的世界，以及从小渔村中的贫苦渔民到在全世界穿梭的大商人、冒险家和海盗猖獗的海洋世界，历史的舞台实际上是无比广阔的。”（《深蓝帝国：海洋争霸的时代1400—1900》）对于理解中国自身而言，上述视野同样重要。毕竟中国不只拥有中原腹地，同样拥有山地、草原、绿洲、海岸线，我们不能直接用“中国人”就回收了这些因地理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性。当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时，就需要将这些差异充分考虑在内，而不能简单地用某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压制、统摄其他社会形态。缺乏了大航海所带来的世界新格局的视野，我们甚至会理所当然地将巴黎圣母院失火看作人类文明的巨大损失，而不会对非洲某一游牧部落遭资本侵蚀抱有同等程度的同情和悲悯。我们怎么能够信任这样的世界认知所构想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充分理解并尊重世界不同生活方式的现代方案呢？
所谓大航海时代，如果以一四九二年哥伦布向西航行算起，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主要殖民帝国，重在殖民掠夺、开辟商贸路线和海外联系;十七世纪中叶至整个十九世纪，荷兰、英国、法国、俄国等国家逐渐崛起，在工业革命和啟蒙运动的刺激下，将包括科学大考察在内的帝国主义活动推向整个星球。
毫无疑问，第二个阶段才更加是欧洲中心主义真正霸占世界的时代，其所产生的关于自身和整个世界的知识与叙述，逐渐成为全世界的常识。在这样的叙述中，欧洲变得“文明”“高等”“理性”“发达”“民主”，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变得“野蛮”“低级”“原始”“停滞”“专制”。甚至即使发现整个世界的人种千差万别，但依旧可以用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划出截然的阵营;社会发展形态同样也可以概括出多种多样，但统一以欧洲所施行的资本主义为现世的最高阶段。即使是对过往历史的叙述，也开始充满欧洲中心的气味，比如将欧洲文明描述为向来是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主导海上扩张的自然也非欧洲人莫属，是他们将全世界带入了近代世界，并最终在十九至二十世纪进入了新时代。在这样的叙述里，欧洲显然是近世五百年的主角。
可是最近史学界的研究者却不再相信这些神话，他们指出，实际上在欧洲人试图进行海外扩张之时，世界其他文明圈也都在进行扩张;欧洲在十八世纪之前并不具备支配其他大陆的实力，它具备扩张优势还是后来才有的故事。《白银资本》以及加州学派的观点已广为人知，他们认为，从航海大发现至十八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的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人第一次来到亚洲时，尚且衣衫褴褛，处于急急忙忙要挤进原有商业网络的水平，而当时中国部分先进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已经发展到接近十九世纪初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水平。还有人认为，在亚欧大陆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受西欧支配的十九至二十世纪只不过是一个短期的“例外”现象，并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印度将再次成为世界中心，回到“正常”世界。也就是说，进入现代之后，虽然西方确立了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可是这种支配也只是晚近以来才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以印度洋为中心的西起红海、东至日本的整个亚洲大陆南缘的长弓形的海上通道，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更是世界的活力中心。
不过正如前文提到的，十九世纪西方在世界格局中的突然发力，是大航海以来的一个结果。大航海所导致的近代世界的形成并非欧洲一己之力。世界各文明圈长久以来累积的成果相互传播、融合，并创造出了新的结果，这就是近代世界。但这一创造方式不是通过各地人文、自然资源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着各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现实所构造的内在结构和脉络。大航海之后的历史进程，原本存在着诸多可能的走向，并且存在着诸多可以挑战我们认知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这样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国家而言，尤其需要突破近五百年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叙事，重新回到大航海以来世界各地的历史现场中，去观看整个世界尤其是亚非拉地区的历史进程与经验，从而在源头处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现代世界，找寻更加丰富的历史支撑与思想资源。
三、第二个轴心时代
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史，已经发展出了超越人类“轴心时代”所界定和拓展的文明经验内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历史走在认知之前的尴尬：现有常被作为标准的柏拉图或康德的美学，抑或本雅明的美学，乃至中国的古典美学，无论其与希腊、欧洲其他国家或中国的社会生活形态如何深度相关，可是如果将它们应用到世界其他地方，比如东南亚，那么这些文明内涵里的“美”，与东南亚上亿人口的生活形态的关联性到底在什么地方？缅甸和越南为了区别于动物的白牙而凿齿和染齿，该如何用西方或中国美学来解释？乃至如果我们的解释只剩下丑诋，或者是还保留一丝尊严的沉默（置之不理），则无不在在表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理解和认知，仍处于大航海之前的格局之中。
雅斯贝尔斯当年认为，“轴心时代”相对于它之前的历史，特别重要之处是新，“这个时代之新是，在所有这三个世界里，人意识到他自己整体的存在、他的自我和自身的边界，他经验到世界的可怕和自身的软弱无力”（《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这种明显侧重于存在哲学角度的历史描述，却仿佛是对我们今天处境的准确概括：历史重新变得混沌，世界重新变得不确定，自我重新站在作为深渊的世界面前，未来变得方向不明。如果用一个词描述，我们不如将今天的处境描述为第二次“轴心时代”的前夜。这一时代内容的特定性在于，它很难再由“轴心时代”及其后时代所提出的种种文明方案所理解和容纳。
如果说西方古希腊之后的哲学都是对柏拉图《理想国》一书的注解，那么面对第二次“轴心时代”，则需要强调知识结构的重组，需要再次重构历史的起源。不过它不是纯思辨的重构，而是基于大航海以来世界历史内在构成的再理解，是对整个星球各种社会形态、生活风貌的充分容纳之后的再构想。简言之，目前盛行于世的知识构架，可看作基于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对法国大革命后历史经验的理解与建构，国家、民族、阶级成为知识讨论的核心。就中国而言，自晚清以来，知识建构开始受制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其视野又过于针对西方现代社会形态，形成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关的种种认识框架。一九四九年之后，虽然逐渐有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构想的加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主流知识视野的再次接纳，但中国知识框架在实质上并没有突破西方近现代以来所设定的范畴。这种知识状况对于理解当下世界格局的种种不足，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如何重新理解当下世界，中国知识界的经验基础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调整的时候。
雅斯贝尔斯当年提出“轴心时代”，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即纳粹德国的噩梦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文明的崩溃。他希望直接诉诸“轴心时代”的普遍性，来弥合大航海以来的世界分裂与动荡，这实际上恰恰回避了大航海以来的历史。面对第二次轴心时代，必须回应和含摄大航海以来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多样化，以此重建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认识。这种认识同样会冲击到每个既定文明体内部的自我理解、自我—世界理解。欧洲现代以来的诸种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为主的思潮，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都很难再作为具有足够容纳性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今日世界的巨变。面对巨变的历史，我们的知识需要重构。这当然是一个巨大课题，但却也是中国知识界和中国文明所迎来的历史契机和应该担当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