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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商南起义成功的主客观因素

    时间:2020-11-10 16:05:1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文章以商南起义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从起义前商南地区的社会矛盾、地理位置、起义领导人素质三个角度,剖析商南起义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从党组织对前三次起义失败的认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领导机构的调整三个方面,探寻共产党人为发动商南起义所做的各项工作。

    关键词:商南起义;党组织;客观条件;主观因素

    1929年立夏节,金寨县西部地区(原河南商城南部)11个地方爆发了由中共商罗麻特委领导的民团起义和农民武装暴动相结合的武装起义。因为起义时间发生在立夏节这一天,所以这次起义称之为立夏节起义。又由于起义爆发区原属河南省商城县南乡,因此立夏节起义也称商南起义。下面,笔者将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探讨商南起义的成功因素。

    一、商南起义成功的客观条件

    (一)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商南农村深受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主义压迫,商南地区70-80%土地为地主阶级占有。农民租种地主土地,每年除向地主交纳50%以上的租课外,还要预付各种租种押金,交纳鸡、鸭、鱼、肉、油、柴等名目繁多的小课。地主向农民放债的利息高得惊人,有些农民因少租欠债终身还不清债务。1928年商南大旱,半数以上农民没有饭吃,而地方驻军和反动政府照常横征暴敛,一些豪绅地主和官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粮价一日三涨,很多农民逃荒要饭。当年金寨有首民谣,叫《穷人头上三把刀》,“租苛重,利贷高,苛捐杂税如牛毛”,这首民谣正是当年商南阶级矛盾尖锐的真实写照。

    租税繁重,加上旱灾饥荒,商南老百姓对豪绅地主的残酷剥削恨之入骨,他们迫切要求革命,改变现状。

    (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民国时期的商城南乡(今金寨西部地区),地处鄂豫皖三省六霍罗麻光潢固七县结合部,俗有“鸡叫狗咬听三省”之说。这里山岭重叠,山大林密,地形复杂,地域偏僻,距离大中城市较远,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反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便于革命斗争的发动和革命力量的生存。

    (三)素质优良的革命领导人才

    商南起义总指挥、吴家店暴动点领导人徐子清,1926年9月任麻城縣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先锋、丁家埠暴动点领导人周维炯,1923年考入商城笔架山农校,1926年底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年冬打入丁家埠民团内部任班长兼任军事教练;白沙河暴动点领导人徐其虚,1926年参加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出师北伐,1927年春随贺龙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参加第二次北伐,8月1日随贺龙部参加了南昌起义,11月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任鄂东红31师第3大队大队长;起义副总指挥、斑竹园暴动点领导人肖方,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任中共商罗麻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春代行罗田县长职务,后前往武汉加入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

    以上,可以看出,商南起义的诸位领导人,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有的读过军事院校,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他们有着过硬的军事素质和丰富的革命经验。

    二、商南起义成功的主观因素

    (一)党组织认真总结了前三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中共豫东南特委按照中共河南省委部署,先后组织领导了确、信、固三县的刘店起义、四望山起义、大荒坡起义。由于受“左倾盲动”思想的错误影响、敌我力量悬殊、准备不足等原因,这三次起义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1928年5月,河南临时省委召开会议,在总结前三次起义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求豫东南特委发动商城南乡的起义,并做好争取与分化红枪会和民团的工作。这次会议说明了河南临时省委充分意识到了发动群众和争取民团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从这次会议之后,商南共产党人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的开展组织、宣传、农运、兵运等工作,准备于1929年中秋节起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前三次起义的尝试,为后来的商南起义作了宝贵的探索和积累,为商南起义的准备工作指明了方向。

    (二)开展农运、兵运工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1)开展“士兵运动”,尝试策反民团

    1928年冬,周维炯、漆德玮通过漆树人的关系,分别打入丁家埠民团和商城县民团。周维炯在丁家埠民团中发展了7名党员,又在附近发展了4名农民党员。漆德玮在县民团大队当上中队长,在里面发展10余名党员。此外,周厚玉打入吴家店竹叶庵民团,阮绍宏打入白沙河福禄庵民团,徐先甫打入驻沙堰徐王庙民团……他们都在民团中组织了“兄弟会”,从中发展共产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共产党员赵瑞祥在和区以“保卫家乡”为名,出面组织民团,自任队长,直接掌握了这支武装。

    商南党组织通过卓有成效的兵运工作,到1929年春,已在各处民团中秘密发展党员40余人,“兄弟会”成员70余人,控制了100多支枪[2]。为后来组织土兵晔变或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2)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

    1928年冬至1929年春,商南区委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借粮、均粮”斗争。各地党组织通过当地农民协会先确定借粮和分粮对象,然后组织农民成立纠察队、宣传队、借粮队,到地主家先宣传后借粮。所借粮食,由农协会统一出据,统一分配。当借粮受到抵制时,即有纠察队将地主带到乡农民协会“会商"。会商不好,就破仓分粮。先后打开了小河、白沙河、胭脂坳、冈家山、大埠口等地豪绅地主的粮仓,将这些地主家的粮食分给借粮的农民。

    借粮、均粮斗争,不仅壮大了农民协会的力量,提高了声威,而且沉重打击了地主豪绅以及反动统治阶级,农民群众也在斗争中得到锻炼,为武装起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适时建立和调整了领导机构,为起义提供组织保证

    1929年3月,豫东南特委和鄂东区特委在柴山保附近的南竹园举行联席会议。鉴于商城县委又遭敌破坏,豫东南特委与商南交通受阻,直接指挥不便,会议决定将商南党组织暂归鄂东区特委领导,以便邻近指挥[3]。会后,鄂东特委和豫东南特委决定将商城的南部、罗田的北部、麻城的东部划为一个特别区,成立中共商罗麻特委,具体组织开展武装暴动。这是我党一百多次起义中少有的跨区域、委托领导的党组织。5月2日,鉴于日益严峻的“清乡、清党”形势,商罗麻特委在太平山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由“中秋节”提前至“立夏节”。5月6日,商南起义如期爆发并全面获胜。

    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成立了中共商罗麻特委,具体负责领导起义工作。商南起义的成功凝聚着豫鄂两省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心血,是两省地方党组织根据形势变化和工作需要,从革命大局出发,适时调整隶属关系,相互协作,共同领导并获得成功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豫东南特委和鄂东特委联席会议上商定成立的中共商罗麻特委,使得商南起义的组织领导更加机动灵活,为分散为11处的暴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总之,商南起义的成功因素,既有客观存在的有利条件,更有商南共产党人的辛勤付出。今天,我们翻开那段厚重的历史,重温立夏烽火岁月,从中探寻起义成功的真谛,这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廖家同.六安新闻网 商南立夏节起义元勋徐子清和徐其虚[EB/OL].http://www.lanews.gov.cn/News/sdbd/2019/08/21/102259839862.html.

    [2] 阎荣安.金寨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3] 陈忠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69.

    [4] 田青刚.商城起义的特点与历史贡献[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9(05):132.

    作者简介:马飞(1986.11- ),男,汉族,安徽金寨人,中级,党校教师,本科,研究方向:金寨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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