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城郊佛教丛林组织模式的现代建构
时间：2020-11-25 14:02: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祖祥 林邦誉
内容提要：本文从宗教社会学的视角，着重从成员构成、制度规范、经济支持和权力体系四个方面对昆明市城郊宝华寺个案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代丛林的成员模式呈开放性特征，丛林内形成了僧人群体与俗众群体共同构建的制度化共命关系；
丛林组织在现代建构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形式、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但如果注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性，丛林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
丛林权力体系的现代建构有科层化的特点。
关键词：都市城郊佛教丛林组织模式现代建构
作者简介：徐祖祥，历史学博士，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林邦誉，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
目前学术界比较关注的是对丛林的制度载体——百丈清规进行研究，这种宗教学视角的研究虽然能够加深人们对传统丛林的认识，但是却显示出了学术界对当代丛林组织模式重视不够。丛林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在历史发展中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当今社会文化背景下，丛林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其组织模式是如何构建的，这是值得进行认真挖掘和探索的。宝华寺位于昆明市官渡区六甲乡六甲村，相传为明代临济宗第23代祖师古庭禅师的弟子净伦法师所建。后多次毁于战火和地震，并多次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宝华寺曾一度荒废，后在崇化法师的努力下，于2001年重建。本文拟通过对此个案的研究，揭示当代边疆地区都市城郊丛林组织模式现代建构的形态特征，以及丛林组织模式对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及其对丛林发展的影响。
一、多部派共存与僧俗同构的成员模式
从宝华寺的现状来看，当代丛林的成员模式呈开放性特征，丛林内多部派共存，与传统丛林的相对封闭形成鲜明对照。宝华寺的僧团组织中除了汉传佛教僧人外，还有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教派的僧人。宝华寺目前总人口为79人，其中寺内注册僧人有21人，余者为俗众群体。僧众群体中，有汉传佛教僧人14人，藏传佛教僧人2人，南传佛教僧人4人。汉传佛教僧人中，多数为寺院重建后出家，1人为现任主持崇化师傅在大理鸡足山时即为之授戒，后随崇化师傅来到宝华寺。寺内的两个喇嘛(摩梭人)曾在安宁佛学院读书，后受时任安宁佛学院的名誉副会长崇化师傅的邀请来到宝华寺。南传佛教的4名僧人则是通过讨褡来到宝华寺。
早期丛林的组成成员以禅宗僧人为主，后来发展为汉传佛教各个宗派的寺院均称丛林。丛林发展到今天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不再保持传统单一的汉传佛教僧人成员结构。宝华寺丛林受地方佛教传统的影响，寺内不仅以汉传佛教僧人为主，还吸纳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僧人。这既是佛教地方性传统渗透的结果，也是佛教发展到现代的开放性特征的体现。
更重要的是，当代丛林组织并不只由信徒构建，而是由信徒和非信徒同构的。宝华寺除常住僧人外，尚有58人属俗众群体，占了寺内总数的73.42％，大大超过寺内的僧众群体。其中包括管理委员会居士3人，梵音乐团11人，僧服厂2名裁缝和2名女工，厨房1名男厨师和4名女助理，诊所3名医生、1名护士、1名药房工作人员和1名负责人，总务处1名主任和5名工作人员，守堂义325人(包括观音殿2名义工和般若讲堂3名义工)，善法堂工作人员1人，财务科工作人员2人，保安8人，宝华寺赡养的孤寡老人6人。马副会长为官渡区佛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长期在寺内从事管理工作，事实上已经是宝华寺的重要一员。可见，僧俗同构已经是宝华寺成员模式的一大特征。
宝华寺作为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存在着信仰的群体，但也存在非信仰群体。宝华寺内除僧人外，不仅有在家信徒，而且有非信徒。寺内俗众群体的58人中，有27人为信徒，另31人为非信徒。加上21名僧人，信仰群体人数共有48人，超过非信仰群体人数，但是非信仰群体在寺内占了39.24％。部分在家信徒进入了寺内的中间管理层，参与管理寺内的世俗性事务，如有3名居士是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可见非信徒群体不仅已经渗入丛林组织，而且已经制度化为丛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仰群体和非信仰群体是共同构建宝华寺组织模式的两大群体。非信仰群体主要分布于保安、财务科、厨房和诊所等职业部门。一般认为，宗教组织是“一种与统一的宗教信仰目标与行为体系相联系的、共同遵照一定的制度规范的信仰者所结成的社会群体”。但宝华寺丛林组织不仅允许有不同信仰的员存在，而且由职业队伍组成的非信仰群体介入了寺内的非宗教性事务。
二、圣俗分别的规范结构
宗教组织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一旦建成，就必须依靠一定的制度与手段加以维系。佛教丛林也不例外。本文拟分神圣规范和世俗规范来研究室华寺的制度结构，神圣规范主要约束的是僧众群体，而世俗规范主要约束的是俗众群体。
从宝华寺来看，其丛林制度不再是传统建构丛林的单一制度模式，丛林规范的结构和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过去丛林的规范主要由汉传佛教的戒律和清规构成，现今宝华寺的戒律已包括了佛教三大教派的教戒(参见表1)，且除了保留传统丛林清规的同时，寺内又制定了《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和《宝华警语》作为约束寺内僧众的文本。《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共15条，是针对寺内僧人而设的。《六甲宝华寺共住规约》与《全国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通则》基本一致，只是少数条文略有出入，这反映出当代丛林存在一定的相通性。通观全文，可以发现该规约针对不同的越轨行为以及违犯程度的轻重分别设置了批评教育、免职、照价赔偿、不共住等处罚措施。最严厉的当属不共住，而较轻的就是批评教育，免职的处罚措施主要针对在僧团内担任相关职务的成员。《宝华警语》为崇化师傅所制，主要教导僧人如何正确处理与居士的关系，在寺内的起居规则，以及宗教仪式时的个人举止，尤其是法器的执持规范。关于宗教仪式的规则在篇内占据一定分量。全篇主要是教诲和引导性的。《宝华警语》对宗教仪式的特别规范，主要体现出宗教仪式在佛教宗教活动中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通过制度宗教的主持者的文本制定而得到具体展现。制度宗教的主持者的权威设定一定程度上凸显了这种仪式的严肃性，使得仪式操作者在实践中有规可循、有距可依。
宝华寺对寺务管理委员会、保安、财务科、厨房、诊所等部门进行了规范的制度化建设。主要制定了《宝华寺管理委员会运作制度》、《宝华寺治安组管理制度》、《宝华寺财务管理制度》、《食堂卫生管理制度》、《食堂管理规定》、《宝华寺诊所医护人员工作管理制度》、《疫情报告制度》、《诊所工作制度》、《消毒及隔离管理制度》、《消毒隔离制度》、《处置治疗室制度》等。从数量上看，诊所的制度文本最多，厨房次之。从规范群体的组成来看，这些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寺内的俗众群体。虽然寺务管理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有3名僧人，但是《六甲宝华寺管理委员会运作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寺内世俗事务，因而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建设是为寺内的世俗事务而设置的。这11个制度都是针对特定群体或部门而设置的，充分体现出了制度的具体性特征。但是从整个寺庙的全局来看制度的普适性特征没有体现出来。制度的普适性是指，“制度是一般而抽象的(而非针对具体事件的)、确定的(明了
而可靠的)和开放的，他们能适用于无数情景。”如果建立一项制度能够从宏观上对整个寺的成员的言行进行规范，就能弥补目前制度建设只涉及到部分群体或部门而忽略了其他群体或部门的不足。这项制度因为它面对的是整个寺的成员，因而它的条文建设应当能够充分体现出对寺内成员要求的共通性。这样才能够为丛林未来的规范化管理提供可操作的制度依据。
寺内约束俗众的各种规章制度的设立，说明世俗规范已经被制度化为丛林内部规范结构的重要内容。这种共命关系是早期丛林所无，也是丛林发展到现代社会所展现出来的重要特征。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丛林的成员模式已经由原初的僧侣一体结构转变为僧俗共建的成员模式，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丛林的制度规范不得不采取相应调整以适应当代丛林的现代化建构。显然，将宗教性事务与世俗性事务进行制度化区分有助于寺内事务的合理化管理。由此可知，宗教组织可以通过制度化程序将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共同纳入整个体系之中。这种模式是信徒与非信徒一道进行互构的制度化共命结构。
三、多元化的经济支持与宗教神圣性的保持
丛林作为一个独特的组织形态，当然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持。星云大师认为，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等。寺庙经济在当代台湾佛教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多种产业的经营无疑能够促进寺院的发展，但是寺院毕竟是宗教场所，正如E.埃里亚代所说，“一个至圣的或者神社的场所，是与世俗场所相区别的，因为这是至圣者的居所。在这样一个场所的行为以其特殊的纯洁和崇敬为特征，与那些世俗场所的行为迥然相异”。如果神圣的宗教因素被世俗因素所超过或替代的话，那么宗教场所的神圣性便是值得怀疑的。如何在世俗因素与神圣因素交织的情况下保持宗教场所自身的神圣性应当是宗教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从宝华寺的产业经营情况来看，寺内的世俗经营基本上不以谋利为根本目的。宝华寺的产业经济包括属于第一产业的农业、林业，属于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僧服厂)，属于第三产业的善法堂经营、住宿、餐饮、医疗和网络商业。宝华寺在附近的玉珍山种有60亩水田、100亩菜地、10000棵果树，2008年又加种了200多颗核桃树。僧服厂主要是从事服装制造，除了为僧人制作僧衣外，还对外销售。善法堂销售产品有佛经、佛书、佛教影像资料、油灯、佛像、神像、僧衣、佛珠、檀香等。寺内对外提供住宿，一天5元，与昆明市的住宿价格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食堂对外一餐2元，其低价与昆明地区相比更是相形见绌。诊所的情况更为特殊，穷人看病全部免费，信徒看病只收药品成本费，凡是看病所开药品为药商捐赠都是免费的，对其他来访病人只收取适当的费用，因此基本上是福利性质的。网络商业主要是在网上销售部分物件，其中宗教性产品仅11类，占全部产品总类约17％，而非宗教性产品则占了83％，但销量很小。此外，寺内设有8个功德箱，多数设在信徒经常出入礼拜的殿堂。寺内也接受信徒的捐物，居士捐物大多以饮食类物品为主。一般认为，布施一功德观构成了佛教经济活动背后的宗教逻辑，正是这种观念促使部分信徒积极地向寺院捐款捐物。在当今寺庙自养的过程中，信徒的捐款捐物对寺庙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有一定的支持和援助作用。因此，宗教场所神圣性的保持在于能够很好的保持低程度的世俗性，各种世俗性的经营应当是围绕宗教活动展开。
另一方面，寺内的宗教活动本身即是向信徒和普通大众推销宗教文化的一种宗教经营活动。宗教活动大多是汉传佛教僧人针对其信徒而设，主要有孔雀明王经法会、讲经说法、盂兰盆会、水陆法会、打七等。《孔雀明王经》诵持由香港某团体的礼请而在寺内举行。《孔雀明王经》全称《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属于唐密经典。讲经说法主要是为了提高信徒的佛学素养和促进信徒进一步修证而设置的。每周星期日上午由方丈讲解《大方广佛华严经》，农历的每月初一、十五中午由监院讲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宝华寺还定期举行盂兰盆会和水陆法会。寺内的打七主要是为在家信徒设置的，寺僧主要负责活动的指导和管理。除了打七的收入是在家信徒发心捐款外，其他种类的宗教经营都有明码标价。这反映了在佛教丛林组织的现代建构中，虽然采用了多元化的经济形式、网络技术等现代手段，但如果注意保持其宗教的神圣性，主要从事宗教经营而不走完全商业化的道路，丛林在现代社会中可获得长足的发展。由此可见，宗教场所神圣性的保持在于能够很好地保持低程度的世俗性，各种世俗性的经营应当是围绕宗教活动展开的。只有将世俗性经济保持较小的形态才能促使神圣性在寺内得以良好的发展。
四、直线职能型的科层化权力体系
虽然传统的请职制度等制度在宝华寺内得以继续延续，但是丛林内部已经不再保持传统丛林那种单纯的僧人权力体系，而是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宝华寺来看，方丈处于整个寺院权利体系的核心，统领僧俗两众。寺内的组织结构按可按僧俗两众的格局来划分。僧团由八大执事来管理，八大执事以副寺和监院为首协助方丈管理僧团，客堂由僧众的知客师负责。俗众由马副会长协助方丈管理，马副会长同时还负责僧服厂的部分事务，财务科主管为H主管，诊所由L居士负责，总务处有Z主任负责，梵音乐团由团长负责。其组织层次可分为基层、中间管理层、最高管理层(方丈)这三层，管理的层次比较少，而且各个部分都有相关人士负责进行业务指导。这主要跟宝华寺目前的组织规模不大有一定的关系。其组织纵向结构呈扁平型结构，这种结构因沟通的中间环节少，时间短，有较多的分权和较少的控制，有利于发挥下级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宝华寺这种组织类型既有直线制的特征又有职能型的特征，属于直线职能型。直线职能制吸取了直线制和职能制的优点，并克服其缺点。它设置了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组织的指挥系统，另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这里的职能管理人员是直线指挥人员的参谋，职能是对下级机构进行业务指导。可见宝华寺这种直线职能型的特征表现在以方丈为中心，通过特定的中间管理层协助方丈维护宝华寺的正常运作。这样既不会出现权力分散的情况，而且能够在这种组织形态下，最大限度地协调好寺内的各种关系。
同时，宝华寺权力体系的现代建构还存在科层化的特点，表现为科层化的部门和正式群体的结合运用。科层制的最早提出者马克斯·韦伯指出科层制具有以下特征：个人自由的仅仅在事务上有服从官职的义务；
处于固定的职务等级制度中；
拥有固定的职务权限；
根据契约受命；
采用固定的货币薪金支付报酬；
把他们的职务视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
可看清自己的前程；
工作中完全同“行政管理物资分开”，个人不得把职位占为己有；
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从宝华寺的组织结构来看，可以发现寺内既有科层化的部门，也有科层化的正式群体。宝华寺的梵音乐团、保安、守堂义工、僧团都是根据自身的特点而设置的，虽然不是其正式的部门，却是其正式群体。这种非部门的正式群体在寺内的合理存在反映出了当今丛林的科层化的特征。宝华寺的科层化管理还有一个特点，便是“僧管僧、俗管俗”，除了方丈统领大众兼管僧俗两众外，寺内僧俗两众权责分明，不得越权。下面对僧俗两众与管理阶层的分层关系进行列联表分析。
根据列联表统计量c″的计算公式得出c″=10.449，c″=10.449＞c″0.05(2)=5.991，可见僧众、俗众的群体分化与寺内阶层分层存在相关关系。根据列联表1系数的计算公式得出1系数=0.643，可见僧俗两众的群体分化与寺内阶层的分布存在强相关，以此来解释寺内阶层的分布可以减少预测误差的64，3％。通过调查发现，世俗群体介入寺庙管理不仅有本身信仰佛教的护法居士如马副会长、L居士等，同时也有像z主任、H主管这些非信教成员。他们处于宝华寺的中间管理层，主要从事自己的专项业务工作。可见与世俗群体共建制度化的共命关系不仅包括信仰成员，也包括非信仰成员。通过对宝华寺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丛林组织模式现代建构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异，即丛林内科层化的部门和正式群体的互构才使得寺内各种宗教活动更加有序化和规范化，这种组织化特征对教义的传播和仪式的维持在现实中起着很大支撑作用。
(责任编辑郑筱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