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文学作品论异同浅析
时间：2020-09-18 04:22: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郭佩妮
摘 要：鲁迅与胡适均是民国时期我国文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但是，由于生活环境以及自身际遇的影响，他们两者的文学观念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之处存在。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对鲁迅以及胡适的文学作品论异同展开了深入探究，希望能够对现代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的复杂多样性有更为清楚的了解和认识，为文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展开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鲁迅;胡适;文学作品;异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鲁迅与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因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文学观念，不仅为当时的文学理论发展和文学作品创作有着非常大的指导作用，还和我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1]。因此，本文展开鲁迅与胡适文学作品论异同探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学创作观点分析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题材对创作工作展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文学题材选择方面，鲁迅以及胡适两位先生在这方面都存在非常明确的论述。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先生明确提出了要拓展文学题材，并指出了旧文学存在材料贫乏与内容空洞等情况，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材料选择的时候，必须要跳出官场、妓院以及龌龊社会等三个区域，并且希望作家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选择现实生活中最底层的平民为创作对象，推动了新文学题材向着平民社会延伸，为平民文学这种生命力极强新文学的涌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先生同样也认为新文学应该反映更为多样化的生活，鼓励青年作家应该不断进行全新的题材领域开拓，非常重视题材的多样化以及广泛性[2]。在对台静农的小说作品进行评论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明确提出了要重视题材的新颖性。他是这样说的：“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市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但是，在实际创作过程中，鲁迅先生更希望作家们写自身熟知的现实生活，不要刻意猎奇。
不管是鲁迅先生还是胡适先生都在理论方面提出了作家们要注意扩张自身的题材领域，希望人们可以选择更为多样化与广泛性的题材，并且自身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做到了身体力行[3]。胡适先生所创作的传记文学、小说以及新诗等作文是中国文学的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提高，而且题材非常多样化，涉及到了历史、教育、政治、爱情、哲学以及自然等多个领域，并且彻底跳出了传统创作观念的束缚，是第一位为自己做传的作家。鲁迅先生所创作的小说则主要涉及了知识分子以及农民两种题材。在创作过程中，其不仅仅形象描述了当時中国古老乡村当中复杂且多元化的农民形象，还将这些农村麻木、痛苦及复杂的灵魂深入挖掘了出来，将中国人所具备的特殊国民性充分展现了出来。同时，鲁迅先生在进行知识分子描写的过程中，通过入木三分的刻画，将“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寻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挣扎而又彷徨的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出来，极具渲染力。
二、文学创作语言分析
语言对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管是鲁迅还是胡适都对文学语言展开过深刻论述。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岁月，胡适先生在《文学改刍议》当中明确强调了：“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为白话文的盛行发挥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同时，鲁迅先生也倡导推行白话文，并在以身作则的基础上，在自身所撰写的杂文当中对反对白话文的群体进行了强烈抨击。在鲁迅先生眼中，所有反对白话文的群体实际上都属于“现在的屠杀者”，也是阻碍民族进步与复兴的绊脚石。由此可见，鲁迅先生认为语言改革是必须要推行的事情。
文学语言的学习和提炼对文学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要想有效提高文学语言的生命力、活力以及丰富性，作家应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学习群众的语言。鲁迅先生也明确提出了：“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同时，人民口语虽然是文学语言的最主要来源，然而作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时候，却不能把人民口语直接原封不动的套用到文学作品里面，应该展开改造处理。针对这种行为，鲁迅先生举过如下例子：“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可以加一些‘这个那个等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语，仅仅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描述，而在写作的时候，要想保证意思明确，节约时间以及纸张，应该将这些词分别删除。因此，文章一定要比人们日常口语描述间接明了，这样的区别对于文章来说是好处并不是坏处。”
在鲁迅先生所生活的年代当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各种各样的新鲜名词正在不断浮现。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实际上应该展开积极主动的学习借鉴，以此来提升自身文学语言的丰富度，并通过外语语法的精密之处学习来弥补汉语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4]。鲁迅先生在这一时期的主张为“拿来主义”，展开直译处理，认为这样既可以实现新的内容输入，也能够完成新的表现手法输入，提高作品的感染力。另外，鲁迅先生虽然反对文言，支持语言改革。但是，他并不认为要全面摒弃古语，而是觉得如果没有适合的白话，还是要引用古语，并且其自身作品当中应用的古语非常多。以《记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为例，鲁迅先生就是以古语为框架提炼创造出的，表现出了他深厚的古语功底。
胡适先生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时候，文学语言是他讨论最频繁的元素。其所编写的《文学改良刍议》这部作品当中，绝大多数内容叙述的都是语言革命。而在后续所创作的很多作品当中，他也对语言工具的重要作用进行了不断强调。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部作品为例，其对文学革命展开了细致概括，将文学革命宗旨定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对这十个字做出了如下解释：“一，要有话说吗，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些话也是胡适进行文学作品评价的主要标准。另外，胡适先生还提出了虽然和古文相比，通俗白话比古文更为优越，但是在人口气与神情描述方面却没有方言效果好。因此，他提倡作家应该多学习人民群众的方言与口语，这为彻底打破文言文在作品创作主导地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这种情况同样也有局限存在，难以完成人民口语提炼，也难以推动口语升华。
三、文学创作体裁分析
在文学体裁方面，鲁迅以及胡适都提出了非常多建设性极强的论述，这些观点为现在文学理论的构建带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诗方面，胡适有系统性较强的理论主张。以诗歌形式为例，胡适建议要展开诗体大解放，不必严格按照句法以及音节做诗，这样才可以满足白话的要求，让更多人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同时，他的倡导也为新诗的创新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5]。然而，胡适的诗论也有一定问题存在，缺乏对诗歌艺术性的重视，造成了诗文界限混淆，只看到了古典诗歌存在的缺陷以及不足，却没有认识到古典诗歌的优势，造成了其所创作的诗缺乏足够的艺术性。和胡适相比，鲁迅先生对诗歌创作以及批评都没有做出系统论述，他曾经明确表达了自己并不喜欢作诗，而是在诗歌领域属于“外行”。但是，他同样也提出了自身的想法，认为新诗最重要的就是完成思想情感表达，所以他更为重视诗歌的向内容，在《摩罗诗力说》这部作品当中，鲁迅就完成了“摩罗”诗人的介绍，将“摩罗”诗人引入了中国诗坛，彻底打破了当时源于《诗经》中“思无邪”观念在诗坛的主体地位，并鼓励诗人通过白话来激发人们的共鸣。由此可见，其同样为新诗的发展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小说方面，胡适先生曾经对现代短篇小说的性质、特点以及价值都展开了理论方面的系统论述，提出了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的时候，应该保证小说形式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以及心理特征，并提升对“经济”两字的重视，保证小说创作所用语言恰到好處，不要进行涂饰。虽然，胡适先生并不存在成熟的小说作品问世，然而他所提出的相关理论却为现代小说的建构以及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和胡适相比，鲁迅先生在现代小说理论方面发展的贡献相对更大，他同样对我国古典小说及相关理论展开整理，并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小说通史《中国小说史略》，内容非常眼睛，并且评判非常科学，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史，鲁迅先生更为希望通过小说力量的充分发挥，推动社会的改良发展，属于现实主义小说的倡导者，并且展开了切身实践，为我国现代小说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对鲁迅与胡适先生所创作文学作品的题材、语言以及体裁等方面的内容展开论述能够发现，在现代文学涌现的初期阶段，鲁迅与胡适先生都在诗歌以及小说创作方面提出了自身想法，并通过创作实绩推动了文学语言工具的解放，使新文学体裁领域以及样式都得到了极大程度扩张，鼓励诗人以及作家学习群众语言，用白话文展开作品创作，这不仅为当时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强有力的理论指导，还为现代文化的健康成熟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国华.时间意识与小说文体——胡适《论短篇小说》与鲁迅《狂人日记》对读[J].文艺争鸣，2019（07）：23-27.
[2]史建国.“怎样做父亲”与伦理觉悟——以鲁迅与胡适为例的考察[J].文学与文化，2019（02）：12-19.
[3]钱振文.胡适的汽车与鲁迅的人力车——“逸闻里的名家”之一[J].博览群书，2019（02）：30-35.
[4]陈洁.鲁迅与胡适北京时期交往考（1918-1926）[J].当代文坛，2018（02）：108-113.
[5]蒋进国.民国书报检查制度与左右翼作家的合流——以30年代上海的胡适和鲁迅为中心[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01）：185-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