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标识语翻译的文化模因性

陈琳 王涵 张劼

[摘 要]  文化精神标识语作为文化信息基本单位，具有文化模因性。习近平重要讲话的用典是中国文化精神标识语的重要内容。从道金斯的文化进化论视角，探讨这一标识语的翻译传播对跨文明关系发生的机制与意义。课题组在美国与德国开展的专业性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用典官方译文的接受度高于汉学家译文。中国文化精神标识语承载着本质性的中国文化特征，翻译需要激活其文化模因性，以利于中华文化模因在世界文明模因库中得到复制、变异与选择，传播性翻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方式。

[关键词]  文化模因论;文化精神标识语;用典翻译;传播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2—0082—06

On the Memetic Property of Translating Cultural Verbal Signs

CHEN Lin， WANG Han ， ZHA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As a basic unit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 cultural verbal sign is memetic in nature. It is exemplified in the allusions in Xi Jinpings influential political speeches.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translation of a cultural verbal sig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occurrence of cross-civilization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metics conceived by Dawkin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online surveys  on the translation evaluation of Xis allusions in Germany and America， it is assumed that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official vers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quotes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s rendered by former sinologists. It is argued that a cultural verbal sign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osmology and hence， its memetic properties need activating in translating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replication， mutation and sele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memes in the world civilization meme pool， for which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strategy proves to be effective.

Key words：
 memetics; cultural verbal sign; allusion;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一 導 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这一体现高度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指示充分表明，作为中华思想精华与文化精髓的文化精神标识，不仅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的思想与精神力量，而且具有解决人类问题的世界意义与价值。然而，要实现这一意义与价值，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精神标识语（以下简称“标识语”）的翻译与国际传播效果。文化进化论学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其《自私的基因》中将文化信息基本单位称为模因，观念与理念的发展是模因自然选择与进化的过程，而模因的异质性、思想性、有趣性、无可辩驳性以及记忆性，将有利于其进化得更适应于传播自己。

[1]32本文从文化模因论这一视角，基于习近平用典在美国和德国的翻译传播效果的实证调研，探讨标识语翻译与跨文明传播机制。

二 用典在美国与德国的接受度问卷调查

中华思想文化为中华民族所创造或构建，凝练、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思想观点、价值观念、行为理念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精神标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藏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用典是从代表中华思想文化的典籍中提炼出来、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具有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的中华文化观念与理念，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精神标识语的核心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自十八大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用典达六百余次。习总书记用典范围广、体系完备、脉络分明，含蓄而深刻地表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丰厚滋养，体现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思想文化与文明精神的传承与发扬，尤其集中体现于对儒家精神、苏轼诗词所表现的“以民为本、以廉为首”的政绩观的推崇，对道家倡导的以“道”戒奢，墨家依“法”治国、实干精神的弘扬。其用典阐发了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昭示了新时代思想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信仰根基，是中国话语深厚的民族文化性与思想文明性的标识，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典范。国际社会读懂了习近平用典，就读懂了其思想体系的中华文化精神的渊源与脉络，读懂了中国话语的文化价值内涵。因此，用典作为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的重要内容，其翻译传播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话语意义。用典的修辞性、人文性、文化性以及话语性，赋予了其具有跨文化传播的文化潜质，成为中国话语对外传播交流的有效载体。

课题组分别就习近平用典的官方翻译在德国与美国的传播效果，进行了专业性的线上问卷调查，得出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传播数据。调查运用在线调查网站平台《点击者》（德国）和《问卷猴》（美国），设计并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18至65周岁的德国或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问卷中的译文包括三类，分别是取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德版）以及外文局《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的国家翻译机构的官方译文（以下简称“官译文”），取自英语和德语世界汉学家所译典籍的海外汉学家译文（以下简称“汉学家译文”），以及“课题组译文”等。德国调研结果显示，德语官译文平均得分6.64（10分制），汉学家译文为5.13分。官译文得分第一、二、三的译文数分别为15（56%）、10（37%）、2（7%）。而汉学家译文的得分情况与此相反，评分排第一、二、三的译文数分别为4（12.5%）、7 （21.9%）、21（65.6%）。同时，官译文与汉学家译文的平均值存在显著差异，其P-值均小于0.05。这两方面数据表明，官译文在德国的接受度明显高于汉学家译文。美国调研结果相似，官译文平均分为6.2分，汉学译文为5.7分。两国的调研数据表明，官译文的传播接受度较高，受众对官译文是比较认可的。从用典翻译风格而言，高分译文的特点为语言平易浅显，明白易懂，用典有机地融合于上下文中，具有政治语篇适切性和语境性，引导了读者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文化渊源;而低分译文表现为句法繁复，用词古雅，缺乏语境性，从而造成一定的阅读延时与理解困难。

接受度較高的官译文成为了国际社会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窗口，吸引了国际人士对中国的关注与理解。德国汉学家闵道安（Achim Mittag）认为，“阅读习近平用典，对理解当下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中看出，中国领导人除了是政治家，更有令人佩服的文人气息。

研究习近平用典，可有助于了解中国的政治哲学与政策理念。” [2]10伦敦城市大学名誉教授卫克安说，“习近平通过引用古代哲人的智慧名句，来表达深刻道理，让人们非常容易理解其治国思想。” [3]4德国教师札赫萝认为，“习近平用典给古文以现代意义，表达了中国的发展理念，体现了睿智的治国智慧。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不断被赋予新意，才能流传至今，经久不衰。” [3]4德国奥利弗图书网创办人奥利佛高度评价《习近平用典》，他认为该书“通过广泛阐释典故背景，分析习近平讲话的深刻意义，将历史典故同当代社会有机结合起来，是一本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书籍” [3]4。

用典和思想文化术语作为中华文化信息基本单位，是典型的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前者取自中华优秀典籍，短小精炼、言简意赅、充满中华文明智慧，后者简明扼要，具有专业性、单义性、稳定性、系统性，是思想文化基本概念。其翻译传播的真正意义体现在其作为中华思想文化因子能与西方文化因子发生关系，从而产生跨文明联系与交叉。这需要从文化进化论与文明演进论的角度，去认识翻译对激活这一文化因子的机制。我们认为，标识语作为文化信息单位，成为文化因子，通过翻译传播，在世界文明基因库中被复制、变异与选择，进而成为中西文化与文明互鉴的诱因，当然也可能陷入文明“魔咒”。因此，我们需要从文化演化与文明演进的高度，去认识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的翻译传播。

三 翻译需要激活文化精神标识语的文化模因性

文化进化与文明演进论认为，模因作为基本文化信息单位，需要具备异质性、思想性、有趣性、无可辩驳性以及记忆性等五大基本特性，才能进化得更适应于传播自己。模因生存类似作为遗传因子的基因，为文化的繁衍因子，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认知心理学家平克 [4]则进一步提出，人类的观念与理念的接受、传播与发展，是模因自然选择与进化的过程，它肯定了人类心智对文化模因的自然选择性与文化传递性的影响。这一视角有利于我们认识标识语翻译的文化模因性。

标识语的翻译传播需要看作是文化模因的传递与演化过程，是触及心灵的心智传递，是传播双方的心智双向互动与沟通的结果。因此，翻译需要提炼与展示标识语的模因性，促进其模因性的传递。我们来举例说明。《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用典，强调事物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官译文“It is natural for things to be different.”在美国调查中的平均得分为7.7分;而汉学家译文“Things to be unequal is the natural tendency of things.”仅为4.9分。显然，官译文接受度远高于汉学家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官译文没有复制原文的文雅修辞，而是变异为明白晓畅、直白简洁的表达，而汉学家译文则是亦步亦趋地复制、模仿原文古雅修辞，虽然文雅，但在这个信息性文本中显得繁复冗余。用典原文《孟子》具有古雅的文学修辞性，但是，习近平讲话英语稿的文本性质是信息性而非文学性，受众的阅读期待是获得对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及其文化根源的大致了解。具体说来，就是通过这个典故明白中国对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尊重源于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受众并不在意辞章的典雅。而汉学家对《孟子》的翻译是文学性与文论性并重的专业性欣赏，即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细读。这不仅需要意义忠实，同时也着力再现原文神韵与意韵。因而，在这个语境中，汉学家译文被语境选择性地淘汰。

另外一个例子也说明同样的道理。在官译文中，单条平均分最低的是出自《论语·季氏》的用典“不患寡而患不均”。习近平引用孔子“均”与“安”的主张，旨在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因财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增大、造成阶级矛盾甚至社会动乱的危险。此用典的官译为“He is not concerned lest his people should be poor， but only lest what they have should be ill-apportioned. He is not concerned lest they should be few， but only lest they should be divided against one another.”，获得4.6分;课题组提供的译文为“Not fearing deficiency but unequalization， not fearing poverty but conflict.”，语言精炼且句法对称，获得了7.7分。这两个例子表明，中国人大脑中的观念（模因）“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复制（翻译）过程中，经由变异传到英语受众的大脑中。也就是说，再现并不与原来的表达完全相同，产生变异。这些不同的翻译，在散布时互相竞争，因此出现类似天择的现象。这种天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语境来决定取舍的。具有文学修辞性的汉学家译文在汉学经典中被选择下来，而晓白平实的行文则在信息功能凸显的政治文本译文中受到读者青睐。这表明，不同语境对文化模因的易于记忆性的形式有不同的要求，但两个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翻译共同成就了这两个用典作为模因的记忆性。

翻译模因性不仅体现在语言层面，还体现在观念层面。对用典所表达的观念（模因）与目标语社会与文化的观念（模因）之间的模仿、变异、选择，才是最本真的翻译模因天择。通过对比用典译文得分的众数值（众数指一组数据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用来反映一组数据的集中趋势），我们发现译文的接受度不仅仅与译文修辞特点相关，同时与用典本身所传递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取向等因素紧密相联。用典译文得分的众数值显示，受众的价值观和认知背景影响用典的传播接受。高分用典所传递的价值观大多为普世价值观，为受众欣然认可，例如，“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德不孤必有邻”“众人拾柴火焰高”等。有一部分用典所表现的价值理念与美国文化观念相冲突，致使无论是官译还是汉学家译文以及课题组的参考译文，得分均低。例如，“得众者得国”“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下为公”“生于安乐死于忧患”等。这四个用典所表达的理念与价值观与美国文化观念相差甚远。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 [5]从文化维度理论视角，指出中美两国在权力距离、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长期化倾向、自身放纵/约束和纵欲等四大维度有着显著的文化差异。中国由于体制关系，重权力、重权威、重等级制度，而美国轻权力，重个人能力与努力;中国崇尚集体主义，重集体、国家利益与认同;而美国推崇个人主义，尊重个人自由意志基础上的独立与民主;中国鼓励居安思危，谨言慎行，贬斥放纵与享乐，而美国文化自身放纵、生活享乐数值高。因此，当经过复制的观念与目标语文化的价值观念相冲突时，容易引起辩驳，导致模因的不可辩驳性丧失，失去趣味性，往往会被选择性淘汰，或者产生变异。因此，作为文化模因的用典，如果具有容易招致辩驳的模因特征，则可能遭到淘汰。因此，文化模因的传播性与接受性被受众认知模式所影响。反之，如果异质性的中国文化模因具有模因的其它特征，如无可辩驳性、有趣性、思想性，尤其是通过翻译来传递这些特性，那么观念也就会变得适合传播。例如，“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将之译为“A man of virtue does not stay alone and is sure to have company.”。虽然该标识语的主题意义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类似的概念，但是，译文中所表达的概念的有趣性、思想性以及所揭示的现象的无可辩驳性，激活了其在目标语文化基因库中的活性。

因此，不同观念由于其异质性，如果同时具备思想性、趣味性、无可辩驳性以及记忆性，历经长时间的模仿、变异与选择，也会生存发展下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中西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等新概念能互相借鉴、融合与发展，产生文化与文明互鉴。所以关键不是观念的不同，而是观念是否具备模因的五大特征。

标识语的修辞性与话语性是其作为文化模因的趣味性、记忆性、思想性的体现。修辞性要求标识语言简意赅、精炼隽永;话语性则会体现具有异质性的思想与文化精神、立场与政治态度、理念等。因此，标识语的翻译重在以精炼隽永、清晰明了的修辞传达独特的或普世的文化观念与价值理念，实现标识语作为文化模因的异质性、记忆性、思想性以及无可辩驳性，以利于在文化模因中的复制、变异与选择。

中华思想文化精神标识语的翻译传播具有跨文明性。相对于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模因，中华文化模因异质性强，具有参与世界文化进化的先天禀赋。它们经历自然选择、繁衍与杂合，让中国理念与价值观与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文化发生交叉、联系与融合，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从而成就中华思想文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贡献。思想文化的翻译虽发乎于文本交流，但具有跨文明指涉，翻译给文明联系提供了机会。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翻译的跨文明转向》一文中提出，“正是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的翻译机制，最终形成了东西方的共存机制” [6]。标识语作为文化模因的基础因子，其翻译传播是东西方文明发生关联与联系的基础。中华思想文化的翻译传播需要从东西方文明发展的交叉与联系的背景与作用上展开，了解两大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张力，翻译话语为文明交叉发展提供了滋养。由此，让中华思想文化精神标识语的翻译传播促进中华思想文化精神内核的跨文明传播，促进中国理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贡献。

四 传播性翻译：文化精神标识语模因性跨文明传递

基于标识语的模因性以及模因性翻译机制，同时基于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态度与立场，我们为标识语的翻译提出“传播性翻译”概念。我们将其定义为：在接受语境的架构下，秉持中国文化态度与文化立场，以目标受众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方式，着力再现标识语的文化价值内涵以及新时代意义和现代创新性发展概念，努力达到翻译的充分性与接受性的平衡，从而促进其国际传播。这不仅强调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异质性与思想性的尊重，而且强调世界意义以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性意义，以增强标识语作为文化模因的异质性、思想性以及无可辩驳性。对于尊重异质性的强调，也与国际翻译界对权威政治文献的翻译方法是一致的。即政治文献翻译需要树立原文与发言方意识，忠实、准确再现原文的语境意义与发言方的话语旨意。

[7]78 [8]35这一主张也从文本类型的角度肯定了传播性翻译策略的源文化立场性。同时，随着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与中国体制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上发挥巨大作用，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际社会产生了了解中国发展理念与道路制度及其根脉的愿望和需求。

在這个定义中，强调翻译的接受语境架构意识，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鲁曼（Niklas Lumanhnn）的社会系统论对传播的定义。鲁曼不用“传播”一词，而用沟通，强调双向沟通的内涵，传播结果与传播目的吻合。沟通不是一种现成的和预定了的信息传递，不是消极的由沟通发信者与收信者双方之间所决定的封闭交流体系，而是与充满生命力的社会系统整体所决定的复杂选择过程相关联，包括阐述、信息和解读三重因素相互连接和联系的过程。沟通不是始于传送信息的表达方，而是始于对信息进行接受处理的接收方。翻译是社会系统的异质参照方式，当社会与环境产生交往行为时，翻译把异质参照转化为自我参照。它是系统理解环境的方式，即把环境的无意义信息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翻译就是把信息置于系统的意义范围，从而把外来信息纳入自身系统内部沟通中 [9]。

二是基于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翻译阐释学认知模式。他认为，翻译是接受语境对文本意义的阐释而非复制。“阐释变量包括文本形式、意义与效果，概括为形式解释项与主题解释项。形式阐释项指对等概念，如基于当前字典定义的语义对应，或文体概念的对应，与特定体裁相关的特殊词汇和语法的对等。主题阐释项是一系列符码，包括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表现方式;观念、问题和论点的话语体系。” [10]75我们在其概念基础上阐发了其对激活文化模因性的意义。我们认为，译者从接受语境角度，运用阐释项对原文本进行重新语境化，也就是从主题与形式两方面对标识语的文化模因特征进行阐释，以激活其文化模因性，产生接受与传播效果。阐释项具有互文性和话语间性，即便它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源文化素材，也主要植根于接受环境。译者对阐释项的运用是在考虑原文本重新语境化的前提下，通过形式阐释项激活模因的记忆性，主题阐释项激活模因的异质性、思想性、趣味性与无可辩驳性。它将源语中的文化模因性转换为目标语言中的文化模因性，这种关系体现了传播性翻译的文化阐释性实质。

我们以两个用典翻译为例，来理解形式阐释项和主题阐释项对激活文化模因性的意义。标识语“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强调，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使相异事物和谐共存，强调的是对不同事物或异的尊重与包容，而不是强求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和而不同”，倡议国际社会对多元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多元文化的尊重，构建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国际秩序。本课题组将其翻译为“harmony in diversity”意在凸显对“不同”的尊重意义，相对于官译文“harmony without uniformity”，我们意在强调“不同”这个主题项。同时，“和而不同”思想在人类精神文明中具有共融性。一是文明论认为，人类正在走进“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思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11]372。二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也包含这一思想，他主张“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它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11]370。东西文明在这一思想上的相似，使得“harmony in diversity”对主题阐释项的阐释具有了作为文化模因的不可辩驳性、有趣性与思想性。此外，在形式上，我们借鉴联合国的精神标识语“United in Diversity”，使得形式阐释项具有文化模因性的记忆性。同理，精神标识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了忧患意识、使命感与责任感。“忧患”包含着“磨砺、磨难、凤凰涅槃”，而“安乐”则包含着“享乐、放纵、乐不思蜀”的意义。此外，“忧患”意识在英语世界中也有类似表达，如英语谚语“Adversity makes men， prosperity monsters.”它的内涵意义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将其译为“Flourish in adversity while perish in comfort.”。形式项体现于对称结构和音韵效果的实现上，主题项不仅借用了“adversity”一词，同时凸显了原文所强调的玉汝于成的文化观念因子。

综上所述，运用传播性翻译策略，向国际社会译介文化精神标识语，旨在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精神与文化价值，发挥标识语的文化模因性，增强中华文化精神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传播中国理念。这是积极参与世界文化与文明对话交流的具体途径。

五 结 语

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是富有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的辞章，言简意赅、深刻精当地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新时代中国理念与中国智慧，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理念的文化窗口。其翻译传播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人文文化基石，世界各国人民历来重视、尊重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交流。我们认为，标识语需要具有模因的异质性、思想性、趣味性、无可辩驳性以及记忆性等特征，才能有利于中华文化模因进入世界文明模因库;传播性翻译策略旨在阐释标识语的模因性特征，激活其在世界文明模因库中的文化活性，进入模因的复制、变异与选择的进化历程;标识语的传播性翻译有利于传播中华思想文化精神内核，有利于中国理念对新世界及其价值观的重构的贡献，有利于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联系与交叉关系的进一步发生，有利于中国与其他文明主体向新的文明关系状态的迈进。

标识语模因性的翻译传播所触发的东西方文明联系与交叉关系的发生虽然是一个长期的文明演进过程，但是可以从文化模因性凸显的中华文化标识的译介史中，揭示其对跨文明关系发生的体现、文明史意义及其普遍性规律，从而预测当下中华文化精神标识语的国际传播所带来的跨文明关系发生的可能性表现，为科学地提炼、翻译与传播文化精神标识语提供指导性原则，这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 课题。

[参 考 文 献]

[1]  理查德·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M]. 卢允中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 冯雪珺.在典故中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德国汉学家和学生研习《习近平用典》 [N]. 人民日报， 2017-07-05.

[3] 冯雪珺，管克江.《习近平用典》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N]. 人民日报， 2015-10-15.

[4] 斯蒂文·平克. 心智探奇：人类心智的起源与进化（1997） [M]. 郝耀伟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5] Hofstede Geert. Culture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M].Sage：Beverly Hills， 1980.

[6] 道格拉斯·罗宾逊. 翻译的跨文明转向：酒井直树的翻译共存机制及欧洲中心主义问题 [J]. 祝朝伟译. 英语研究， 2017 （2）：
115-131.

[7] 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Oxford and New York：
Pergamon， 1981.

[8] Reiss Katharina. Translation criticism-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M]. Erroll F. Rhodes（tra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9] 陳鸿瑶.副词“也”主观性的认知解释[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95-98.

[10]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empiricism， ethics [J]. Profession， 2010（1）：
72-81.

[1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