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腐败现象社会根源之一二
时间：2020-08-14 07:58: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腐败导致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以“猛药去疴”，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有两千多年封建流毒影响，加之国内外、党内外种种复杂因素，目前社会腐败现象还比较普遍，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错综复杂，总结分析历史、现实之中的一般规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封建社会的贪腐官僚文化理念流毒根深蒂固；第二，社会体制机制缺失，反腐号召力大，约束力小；第三，社会道德天平失衡，理想信念动摇。
关键词：贪腐文化 权力垄断 体制机制
腐败是一种社会现象。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腐败导致亡国”的案例，诸如秦、隋、唐、明、清等王朝，其末期的惊人腐败导致亡国的结局尽人皆知。秦二世极度集权、独断专横、贪戾暴虐，修建阿房宫和骊山陵，耗费巨大民力财力，将秦朝推向灭亡；明朝宦官盛行，利用权力广树党羽，搜刮民财，大行贿赂之风，吏治腐败，直接导致明朝消亡；辛亥革命，孙中山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民国，提倡“天下为公”，但他的继承者没有牢记他的遗训，仍然实行封建专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统治下的“中华民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最终加速了蒋家王朝覆灭。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有过精辟对话。黄炎培先生总结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兴衰成败，提出了腐败亡国“周期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坚定地讲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答案：“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能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率领四万万同胞，在建设社会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同时，加强政府及干部队伍廉政建设，严惩腐败，如高官刘青山、张子善因贪腐被枪决，震慑官场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弘扬反腐倡廉社会风气；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提出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决心治理腐败。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政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全心全意跟党走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但是， 由于中国社会有两千多年封建流毒影响，加之党内外、国内外种种复杂因素，现实社会腐败现象还比较普遍，有些问题还十分突出，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一、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
腐败现象的社会根源错综复杂，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封建社会贪腐官僚文化理念流毒根深蒂固
封建社会国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封建政权最大限度地垄断。在这种制度之下，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社会特色。其一，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至高无上。整个封建官僚阶层最大限度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包括物质和精神，享有人间一切，骄奢淫逸。秦始皇就曾规定“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二世时期更是“凡所谓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历代封建国家制度，都明文规定皇亲国戚等最高特权阶层天生就享有司法豁免权，“刑不上大夫”或享有物质享受的层层特权。这种政治官僚制度特权与腐败特权，两者的高度联袂一体，成为两千多年间始终不断强化的制度终极方向，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只要这个制度的政治禀赋延续一天，相应的普遍腐败也就必然如疽附骨般伴随始终；其二，封建文化视贪腐为合理。在封建社会当官发财成为社会追求，十官九贪，一旦当了官，“日进斗金”，封妻荫子，荣光耀祖。明朝时的民谣就有：“大官不要钱，不如早归田；小官不要钱，儿女无姻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明代刘瑾恣意贪污就十分典型，刘瑾专权不过短短四年多时间，但是，他在这期间积聚的家财，仅白银就有一亿五千多万两、黄金一千二百多万两，其他房产、金珠、珍玩古董更是积山盈海。由于有了封建官僚阶层至高无上的特权，皇权天赋，贪腐必至，腐败顺理成章，民众虽有抱怨，但确认为这是天命所定，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揭竿而起”。
封建贪腐流毒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即使是当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社会上在不少方面仍然可以看到封建残余在作祟，就从官员与老百姓的关系称呼这一点就足见其影响深，“父母官”是典型的封建流毒，直到现在我们有的党员干部还喜欢将自己称为“父母官”。除此以外，官本位、官僚特权、官商合一等等，都是两千多年的封建流毒。二十年前曾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的“十等公民歌”，其中“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享福”，其中折射出的问题不言而喻。
（二）社会体制机制缺失，反腐号召力大约束力小
在封建社会时代，腐败不是一种偶然错误，相反它是通过国家基本大法、国民经济基本格局、赋税法、城市布局、法定的城市居民身份和职业配置等等一系列最强劲制度手段而铸就，并经长期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封建社会的体制机制注定了无法避免腐败。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客观地讲，党和国家一直坚持不懈反腐倡廉，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正能量。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加强经济建设，社会变迁转型，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改革开放后的腐败现象十分复杂，其在政治、法律方面：主要体现在制度性机制层面的权力与寻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如政企不分，本应由企业做的事，政府却越俎代庖/再如官商不分，既有职务上相互兼职，又有事务上的互相交叉，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问题难以避免，严密的反贪法律体系匮乏；在经济、社会方面：腐败的蔓延有深刻的社会变化空间，如经济转轨中的震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方面的利益驱动等。体制上的改革往往较为复杂，实施中也经常会出现反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顽症难以解决；机制上：新战略、新目标、新形势、新环境之下，全社会的优胜劣汰机制、公平公正机制、能上能下机制等与改革开放大环境相匹配的机制没有完全到位，给腐败产生留下不少空间；制度约束环节：改革开放以来，廉政制度建设在不断完善，但总体上是号召性的多、原则性的多、宽泛性的多，缺少刚性的、针对性的、震慑性的。约束体系未形成封闭管理，立法、行政、监督没有形成有效地制约和控制，没有切实做到“把权力关进笼子”。政策不配套、法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成熟，不规范等，使腐败行为有了可乘之机；从党内而言，权力运行和权力监督没有完全到位。作为执政党，各级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执政理政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力很大，未能建立明晰的“权力清单”和履职细则，实行权责对应，制止滥用职权。
（三）社会道德天平失衡，理想信念动摇缺失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思想道德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正能量仍占主流，但消极负面的问题也不少，尤其是道德观念层面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容小视。20世纪长期极左禁锢打破后，社会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原本真、善、美的基本道德观念和道德评价被唾弃，正如鲁迅先生曾经比喻的：倒掉妇女生孩子时流出的血水没有错，但如果将新生儿与血水一起倒掉就大错特错了。对外开放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思想观念的冲击和扬弃，过去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抛弃，但外来的观念理念不完全都是先进的。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建设大背景下，林林总总落后、消极、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带来的社会负面现象令人担忧，比如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道德层面一旦破堤，思想的大河必定泛滥成灾。曾几何时，社会风气出现许多扭曲怪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极端利己信条成了正面语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被耻笑，以至出现“雷锋叔叔没户口，三月来四月走”；在资产阶级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影响下，不少党员干部经不住诱惑贪污受贿走向犯罪；不少商家为牟取暴利不惜制假售假，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为追求所谓“政绩”，充当起假冒伪劣的保护伞。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了发展自我的机会，但同时也面临着抵御腐朽思想道德的严峻考验。
二、反腐措施
首先，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把反腐纳入法制轨道，靠立法、靠司法、靠制度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来遏制住腐败易发高发的现象；其次，加强源头的治理和反腐制度的完善才是长久之计。要想解决这个“疑难杂症”，要“标本兼治”，从源头预防腐败；最后，党内及各级政府的监督、监察制度要完备，“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什么权能用，什么权不能用，什么是公权，什么是私权，划分清晰，对于公权私用治理应该有制度法规可依，惩处应收到震慑效果。
总之，靠制度反腐，才能从根本上降低腐败机会和腐败利益，增大腐败成本和腐败风险，是构建一个国家防腐体系的基本要素。只有把这些基本要素融入反腐败体系的各个环节中，使制度真正形成互相制约与多重监督的格局，才能从根源上铲除腐败的土壤，在防治腐败中起到标本兼治的深远作用。
三、结束语
改革开放后，西方利己主义文化以及与这种文化相关联的“附属品”大量进入中国，“打造”了不少消极精神产品，这些“产品”一经被“使用”，无疑地导致国人道德天平失衡、思想信念崩溃。这几年因腐败不少高官落马，从他们锒铛入狱后的忏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落马前是一名省部级干部，他有摄影“雅好”，长期占用公物，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而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被判刑后他在悔过书中讲：“不能像我这样，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追求都放到雅好上去了，更不能将爱好附上铜臭气息。后悔不迭，越了界，扭曲了价值追求，改变了人生走向。”事实证明，道德失衡，思想崩溃，潜规则盛行，必然滋生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充分认识到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采取切实有效地措施，加大理想信念教育的力度，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中央多次强调，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要高度重视道德建设，特别要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可以加速实现从“不敢腐败”到“不想腐败、不愿腐败”质的转变，意义十分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