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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封建社会之差异

    时间:2020-08-14 07:58:3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早期研究欧洲文化史的学者们把“feudal”译成“封建”,自然有其道理,但是由于feudal在欧洲文化中的意义和“封建”一词在中国的语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事实上已造成了多方面误解和不应发生的联想。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点,但是由于“文革”以来关于社会形态五个阶段的说法已成“定论”。人们很少顾及这些细节问题,原因是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因此,就造成许多人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中世纪的那段feudalism社会的历史一一对应,等同对待,更多的人也常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的现象来推测欧洲的封建社会,结果就成了“郢书燕说”,而且人们常常并不觉知。只是人们在面对“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长2000年”这一问题时,才会进一步思考,往往于此才能感觉到二者的区别。笔者就是从此处开始思考的。

    “封建”在中国,其最本来的含义是“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封地建立邦国”。而现在人们的理解则多偏重于由土地所有制而引起的社会关系— 一部分人占有土地(其中大多数时间已与分封无关),并把它租给另一部分人来耕种,依此攫取一定比例的收益。人们把这种因对土地的占有关系的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联系,称为“封建”。在中国,因此而产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应当指出的是,“封建”在中国一直这样反复演绎着:在一次次大动乱之后,由于人口稀少和“外族”入侵,社会初步安定下来,大量无主土地无人耕种,或是虽有人耕种,而新确立权威的强权对原来的所有权不予承认,而把土地“赐”给贵族,附着在土地上的劳动群众也就成为受贵族剥削的农民了。汉初、晋初、唐初、明初、清初的情况最为典型。而一旦社会安定下来,土地就从特权者手中逐步转移到善于经营土地的那部分人手中,或者贵族完成从“封建主”向“地主”的转化。这个过程往往是与土地的进一步集中同时发生,这无疑是在预示着下一轮社会大动乱的即将到来,而下一轮动乱过后,一切又从头开始。就这样,中国封建社会反反复复地演绎着这个振荡周期。

    这种周期性变化的背景有以下两个特点:(1)这块土地上的人基本上是同一个民族,少数加杂进来的是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它或多或少、或早或晚地也被这同一个民族(以汉为主的华夏民族)所同化,此前他们的文化也多多少少受到过中原文化的影响。(2)由于这个民族总体所认同的文化几乎没有变化,它是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正根,当然统治者会依自己的意愿加以改造,使得有些说法已与孔子等圣贤人物的思想格格不入了。

    这些特点是与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比较时才显现出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比较,我们也根本觉察不到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之处,人们往往会认为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当”“三百年必有王者兴”等等。是这种背景才演绎成这段历史,因此要比较中西的这段历史也只能从对他们不同的背景环境中寻求原因了。

    在欧洲,大多数地方在距今两千多年内不知要换上几拨人群(民族)了。在这段领土频繁易主、疆域变动不定的历史过程中,那些暂时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民族,其整体都是特权者(就像我国元初时的状况),被统治者则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因此,社会中最主要的矛盾就是民族压迫矛盾,如此形成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奴隶社会。这一情况在中国出现较少(只在各大朝代之间的短时期和元代八十年和清初),原因是中国(同文同种的)下层黎民数量太大,欧洲那种情况难以维持许久。在欧洲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始终保留着从奴隶社会中继承下来的某些特点,如封建主对农奴(也叫隶农)的人身占有权。正如斯大林所说:“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这种生产者虽然已不能任由封建主所屠杀,但可以买卖。”(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在中国,农民除了必须承担沉重的经济负担之外,只要他主观愿意,人身自由还是有的。卖身为奴只是个别现象,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过欧洲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合法经营的奴隶市场,因而这些为奴的人根本形不成一个阶级或阶层。

    把欧洲从封建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靠的是一种文化的力量。这种文化就是新教文化。

    公元四世纪,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天主教文化成为许多民族的共同信仰。由于欧洲大陆不像中国社会那样,存在一个主体民族,天主教的领袖便成为各民族首领头上的“王中之王”,这种情况在中国根本无法出现。

    天主教的统治权威首先表现在思想钳制上,后来才慢慢地进入现实生活——教会开始拥有大量土地,教士们演变成封建主,再用土地占有权攫取利益。这是在天主教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逐年形成的,时间大约发生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

    如果说,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演变史是从贵族的攫取(土地所有权)开始,发展到盘剥过程中(经济因素渐渐地成为了主要因素),那么欧洲的封建主义则是从欺骗开始的,教士们用说教的手段使自己最后成了封建主。“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中国封建主义的受害者只会反过来再去夺取土地,自己变成新的封建主;而欧洲封建主义的受害者(除了教士以外的所有阶层)则采用反欺骗的辩论的方法进行反抗就是必然的了。因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力量对比都对教会极其有利。当时欧洲大大小小的王国君主,要想存在下去,都要惟教会马首是从,而且这些王国帝国内,也以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单元存在,他们的称呼五花八门:公国、侯国,直到骑士庄园。皇帝和国王的统治权并不像中国那样一杆子插到底,于是君权在中间层被大大地减弱了,无法与教会抗争。无论在和平统治时期,还是在战争环境里,君主只能对贵族发号施令。自平民以下,人们只对自己的“老爷”效忠,并不对君主领情(这与中国的情况迥然相异)。而教会的思想统治则是一杆子插到底的,面对神权的权威,无人不敢不敬畏。一个德意志联邦,有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中小诸侯,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的庄园。在这个“一盘散沙”的政治局面下,没有如同中国那样的一个家族世袭的皇帝,没有一个统一任命文官(行政首领)的中央政府(朝廷)——神权在社会生活中对君权占有绝对优势。

    当这种情况发生以下事件时,就有变化了。

    当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在随心所欲的统治下,统治与社会管理成了次要的,而攫取不义之财渐渐成为主流时,它所引起的不满就不像中国那样主要来自亿万黔首了,而首先是各地的诸侯、骑士甚至市民了。而农民(或称农奴)还因被束缚于因土地而产生的剥削体系之下,不能直接反映到这场斗争中来。此时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既得利益者教会与有财富、有知识的君主之间。

    于是,当有为之士,如德国的马丁·路德(1483-1546年)、法国的让·加尔文(1509-1564)——他们都是教会中人——挺身而出时,站在他们背后的则是诸侯,没有他们的支持和保护,他们早就死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上了。马丁·路德是从揭露教廷无耻地出售“赎罪券”开始的;加尔文则是以“因信称义”来否定教会所宣称的只有教皇才有代表上帝说话的特权。

    因此,斗争双方更多地表现为“文斗”,当然处于弱势的正义一方(改革者)如果认输或失败,则必然面临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厄运。为此,形势逼迫他们拿起思想武器进行严酷的斗争,其结果使弱势的一方创立了新的伟大文化——基督教文化即“新教”,它们主要体现于马丁·路德的德文版《圣经》和让·加尔文《基督教原理》。他们用全力创造这些作品是为了使他们免于被消灭,因而不论是思想性、逻辑性、文学性都有极高的价值。海涅在评论德文版《圣经》时说:“路德创造了德语。”而加尔文用25年时间(1534-1559)写作的《基督教原理》成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新教百科全书。

    而在我国,斗争双主所争夺的只是统治权,没有思想上的论争,把握思想大权的一方,手里是被他们曲解的儒家学说。真正在思想学术方面占“理”的人如黄宗羲、李贽等,根本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为后台,只能将思想藏之深山,社会中的各主要阶层不是憎恶他们的理论,就是没有理解他们理论的起码知识—那时的中国人,不是“龙”就是“虫”,“人”绝少出现。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合适的场合可供那些思想家演练或辩论。参与造反的农民一有机会(受招安)或者自身地位一有变化(占山为王或当上皇帝),自己就成了曾经诅咒过的人,目标达到了,这几条“虫”便成了“龙”。因此,两千多年间的农民起义中,只有造反者,没有革命家。有思想的人,如给洪秀全上书的王韬,不是没给那些帝王欲强烈的野心家们出谋划策过,问题是对方根本听不进去。农民起义始终未能产生突破封建伦理的像样的作品来,有的只是一段段像《水浒传》所描述的江湖义士的传记,它们在控诉封建社会的同时,仍在宣扬与其对立者同样的封建伦理。这就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生生死死,死而后生,生而后再以同样方式再死——也就是自然的事了。

    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也都出现过失控的险情。在德国,当农民们放下手中的农具参加进来时,马丁·路德就会鼓动诸侯调动军力予以镇压。在法国,宗教改革运动甚至引起了国内战争——胡格诺战争,交战双方都有强大的外国势力做后盾:站在旧教一方的是西班牙王室,站在新教一方的是英国和德国的诸侯国。战争持续了32年(1562-1594),最后由于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班牙王朝,才以新教的最终胜利而结束。

    与中国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以“宗教改革运动”为名义的欧洲封建主义社会中的革命运动,正义的一方始终是理性化的,始终坚持“真理”,并不着眼于现实利益。中国起义农民首领们根本没有想过创立什么新的思想体系,因而也就不会成为什么新的阶级的代表者。就此中西封建社会的对立者的历史立足点之差异就凸现出来了:一个打击的对象是人(群),一个打击的对象是(统治)思想。无庸赘言,这两类斗争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陷于停滞的理由也就不言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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