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传统与“政教美刺”对《毛传》“兴”义发微的直接影响
时间：2020-08-14 07:58: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毛传》言诗“独标兴体”，且是在特殊的汉学背景下阐释“兴”义的。本文从汉代经学传统与“政教美刺”说两方面入手，采用文本与论证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并简要分析了其对《毛传》“兴”义发微的直接影响。
关键词：经学“政教美刺” “兴”
[中图分类号]：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6-0009-01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在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受到特殊的重视。但是当时的人们普遍侧重于应用，包括在社交场合和外交辞令中的“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等等。《诗》“经”之地位的确立。乃至后来形成“诗经学”这门博大精深的专门学问，为后世对《诗》的专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优越前景。那么《诗》何以成为“经”呢?这与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的儒家经学传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封建统治者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儒家经学。西汉以后，孔子和儒家典籍逐渐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圣人和国家法定的经典。儒家思想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的典籍，即所谓“十三经”，本来也不是什么经典，而分别是文、史、神学及政治、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都是古代自然形成的优秀典籍。它们成为经典，有一个漫长的、人为的、受多种因索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加工改造过程。这一“群经构建”的过程，与儒学被封建统治者“选中”成为官方学说的过程，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先秦的儒家学说是“百家争鸣”中一种重要的学术文化，直到西汉以后才变成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工具。封建政治经过广泛的选择，最终只“选中”儒家，并且出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绝非偶然，因为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术”才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加以巩固的需要。后世的封建帝王之所以都遵行不改，也都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样，就使经学伴随着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衰落的过程而经历漫长的历史。
《诗经》在先秦时代就被儒家列为“六经”之一。到汉代，又被正式尊奉为封建国家法定经典，视为政治、伦理的教科书。汉代从一开始便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解读的，而是把其奉为“经学”来研究。汉代的《诗经》学，奠定了后世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此后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条条框框。
作为儒家用《诗》和解《诗》的工具，“兴”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日雅，日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毛诗序》则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诗”“六义”仅一字之差，但名目和次序完全一致。对这种从“诗”到“义”的变化，《毛诗正义》解释到：“上言诗功既大，明非一义能周，故又言诗有六义。《大师》上文未有‘诗’字，不得径云六义，故言六诗，各自为文，其实一也。”这种说法颇为牵强。如上所述，《周礼》“六诗”本为乐歌，强讽的是其音乐属性；而“六义”之“义”就其本义而言可训为今天的“思想内容”。二者的落脚点截然不同，因此，从“六诗”到“六义”的变化，不但表明经学研究侧重点的转移，也预先开启了赋比兴的文学阐释之门。而《周礼》提及“六德为本”，意在强调“六诗”的政教性，可视为汉代“美刺说”之先声。
《诗大序》虽然提出了“六义”之说，但在《毛传》中仅对“兴”体做了标明，对赋和比则未予说明。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比兴》篇称为“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孔颖达解释这一原因为：“《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意思是说赋、比二体，一目了然无需特意标出，所以《毛传》独标兴体。《毛传》标兴以每篇作品为单位，一般在诗的首章次句之下注明，“兴也”，个别标于首章末尾，比较特别的是《周南·汉广》、《小雅·南有嘉鱼》是标注于三章次旬之下。在注明之后一般会作简单解说，如：
《周南·关雎传》云：“兴也……后妃说乐君孑之德……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
《邶风·旄丘传》云：“兴也。……诸侯以国相连属，忧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连及也。”
《卫风·竹竿传》云：“兴也。……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
《齐风·南山传》云：“兴也。……国君尊严，“如”南山崔崔然。”
《秦风·晨风传》云：“兴也。……先君招贤人，贤人往之，驶疾‘如’晨风之飞入北林。”
《小雅·菁瞢者莪传》云：“兴也。……君予能长育人材，‘如’阿之长莪菁菁然。”
类似上述的例子还有很多，感受最深的是《毛传》凡标明“兴也”的篇章，往往无一例外把“兴”义牵强附会到了政教伦理的范畴，有的将男女爱情中的“兴”视为对君臣妃妾的美刺，如《周南·关雎》转男女倾慕为君妃之爱而美之《郑风·将仲予》、《郑风·叔于田》刺庄公丑行；《齐风·南山》刺齐襄公等等。有的，“刺时”、“刺乱”、“刺衰”，把一些无确指的诗意与特定的时间、历史事件相附会，以针砭时弊。如《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毛传》认为此诗是写“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的政治讽喻诗。有的则以“礼”为准绳，附会社会纲纪、伦理道德。如《邶风·绿衣传》认为写庄公惑于嬖妾，夫人庄姜贤而失位，妾僭越正位的失礼之事。
从上不难看出，在《毛传》的解诗过程中，“兴”成为“政教美刺”的代名词，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与《毛传序》所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初衷是吻合的，透露了汉儒“以诗为鉴”的政教情怀。汉代经学传统与汉儒“美刺论诗”的政教情怀使《毛传》“兴”义的牵强附会有了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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