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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唯一幸存者

    时间:2021-02-19 08:01:0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1949年冬,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军大西南,蒋家王朝濒临最后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秉承最高当局的密令,将在西南各地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全部秘密处死。11月下旬,他们首先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进行毫无人性的疯狂大屠杀,继而于12月上旬又在成都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十二桥大惨案。

    12月4日,当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省特委会秘书长徐中齐将36名“情节重大”的政治犯名单呈交毛人凤时,毛人凤略微翻阅了一下,随即批上“一律枪决”四个字。

    十二桥大惨案蒙难者包括1949年12月4日外西抚琴台(永陵)和12月7日在通惠门外十二桥两次杀害的共35位烈士。不过,在毛人凤批准枪杀的名单上,一共是36位革命志士;其中一位虎口侥幸脱险的就是我们的父亲——朱君友。

    一、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的民盟成员

    父亲1917年出身于成都的一个封建大地主家庭,其家被称之为“朱财神”,又称之为“朱半城”。祖父是一位乐于行善、尊奉大哲人刘沅的学说又善培植菊花的开明士绅。

    父亲当时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1938年,还在上中学的他就毅然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并担任领导。

    1945年,他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1946年经范朴斋(时为张澜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亲笔签批的首批政务院参事之一)介绍,在成都慈惠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编人民盟成都市第27区分部,为区分部负责人之一,并分管市民盟财务工作,为民盟筹集活动经费。

    父亲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7年,我哥朱君昌同张复初合办建筑社,我利用之进行革命活动。很多地下党在该楼上开过会,或将该社作为临时联络点。当时资助地下党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从这里取出来的,由此引起家里人的怀疑。父亲认为我的种种行为大逆不道,对我采取严管,经济上卡我,限制行动……1949年,范朴斋去香港,我给纯黄金五两和我的订婚戒指两只。”

    对于父亲早年利用家庭背景支持革命工作的经历,民盟成都市委组织部经过多方调查,在所出具的证明中说:该同志曾做过有利于革命的工作,掩护过彭迪先(著名经济学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大学校长、四川省副省长)、王于(曾任成都市副市长、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范朴斋、张友渔(著名法学家,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等人。范朴斋到香港参加民盟活动,也是朱提供的活动经费。

    1947年,父亲结婚。母亲杨汇川是四川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杨莘野(杨维)的女儿。她13岁就离家出走,参加共青团,就读上海大夏大学,后转入四川大学。父亲参加革命活动,与母亲的影响分不开。她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极深。与之关系密切的有地下党负责人熊梦碧,还有与张友渔关系很深的吴寄寒。父亲曾说:“我参加革命都是受了她的启发教育。”

    二、狱中经受考验

    从1946年到1949年问,父亲不仅负责民盟的财务管理和资金的组织工作,而且每天晚上在家收听新华社广播和外台的华语广播,然后迅速整理成情报资料,于次日交给交通员送走。到1949年的下半,年,我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并向大西南进发;国民党反动派则加紧镇压地下革命活动。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但父亲并未吓倒,依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完成着上级交给的工作。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在11月的一天晚上,他经过玉带桥,碰上国民党特务扎口子突袭搜身检查。他身上带的进步书刊、传单和资料来不及丢掉,被特务搜出,立即被捕,关押进玉带桥稽查处看守所。身高1.80m的他虽被穷凶极恶的特务反绑双手,吊在梁上,“鸭儿浮水”,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却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敌人也很难相信这位朱家的“六少爷”竟能这样坚忍不拔,视死如归。敌人的档案记载当时的父亲说,其“态度顽固……”

    关在玉带桥的地下党搞工运的廖成林在当时给了父亲许多帮助。地下党“川西解放组”的刘仲宣、云龙、彭代悌也关在这里,后被枪杀于外西抚琴台。

    当父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投入监狱时,母亲杨汇川则受民盟指派,正在雅安从事策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西康省人民政府工作,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后下放到凉山州冕宁县强制劳动,因不堪凌辱,投安宁河自尽。打倒“四人帮”后,母亲获得上级单位的平反。

    三、回忆与烈士们在一起的日子

    在玉带桥关押不久,父亲被转到将军衙门特委会监狱。

    他回忆道:“川大同学余天觉的歌声嘹亮高亢!每天傍晚放风后,他就用歌声来排遣胸中的郁闷,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鼓舞大家的斗志。”

    “杨伯恺是双重关系,既有共产党的关系,也有民盟的关系。由于民盟分派我的工作的原因,有很多时候都同他在一起。被捕前,我与他都同住双栅子一条街。关在将军衙门后,我在一个牢房,他在另一个牢房,不能交谈。每天在院坝里放风,只有几分钟时间,又不准说话。我和杨伯恺只能以目示意。”

    “徐孟生的年龄比我大。我同他一间牢房;他睡的上铺,我睡的下铺。他是双流机投桥的人,在成都搞地下武装,因事机泄露而被捕。”

    “吴惠安,我们称他‘独腿将军’。他右腿因受刑,瘸了,走起路来一跛一簸的。这个人与我摆得拢,他在四川地下党活动的时间长。”

    “王干青是张澜先生的密友。1946年春,我加入民盟那天,王干青在成都慈惠堂主持会议,表老(张澜)还讲了话。我入盟的介绍人是范朴斋。他在地下工作时期营救了许多人,如重庆渣滓洞被关押的同志就救出不少;做了许多革命工作。”

    “华西大学的学生毛英才和我一样,被捕也是工作失误……毛英才个子不高,在牺牲的同志中是资历最浅、最年轻的一个。可惜这些年轻人哪!”

    “王伯高说起来算是我的一个亲戚,他的继母是我母亲的妹妹。他比我的年龄大,而且是邛崃涌得起水的人;被捕前住在国民党旅长邓和家。在一个深夜,特务到邓和家将他抓起来了。我相信邓和不会出卖他,但特务的力量太大了。”

    1949年12月6日深夜,父亲被特务传唤,南特务押着走出牢房。当时他觉得敌人要下毒手,走的时候就将所有的行装送给了民革的徐孟生。当他经过杨伯恺和王伯高牢房时,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朝他们看了一眼。杨伯恺、王伯高也隔着铁栏杆向父亲点头示意,鼓励他要走好,胜利是最后属于我们的。

    匆匆告别了战友的父亲,被特务押解出牢门,就看见他的舅子杨夷甫和杨的表弟徐中齐的弟弟徐季达在此等候。

    杨夷甫是我们大舅,时任国民党四川省行辕上校、高级秘书;徐中齐是特务头子,是辛亥革命有名的“成都六君子”杨夷甫的父亲杨维提拔起来的。在40年代,杨家在成都军政界的影响还存在。我们的祖父就是利用此种关系,用10根金条作为代价贿赂特务当局,将我父亲营救出来。

    就在父亲逝世的前几年,他还非常激动地对我们讲:“这些事情是忘记不了的,这是有血有肉的有感情的回忆。见过杨伯恺慈祥和蔼的眼光和微带笑容的面孔,我就感到自己的斗争是得到党和同志们的支持的。过去令人难忘的事情回忆起,觉得自己虽然能够活命,但那么多人都牺牲了,心里非常不好受。我作为一名幸存者,永远怀念地下党领导人杜可同志,地下党员吴惠安同志,地下党员、民盟中央委员杨伯恺同志,还有其他的死难烈士们。他们已永远长眠在‘十二桥烈士陵园’。我和他们相比,虽然受了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四、用一生体悟出的感受

    “文革”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政府的大规模的清理冤假错案的工作遍及全同各地。父亲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

    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十二桥烈士调查组”成员王廷全对他讲:“老朱同志,通过查阅敌伪档案里的记载,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是好的!”

    1986年3月25日,民盟成都市委恢复他的盟籍;

    1987年10月24日,中共成都市东城区环卫处总支委认定他的革命经历,恢复干部职务,取得离休待遇。

    父亲一直感谢党,感谢邓小平,感谢胡耀邦。他深深知道,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使他扶得第二次生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他的新生——他将用一生体悟出的这一感受,屡屡告知我们这些后人,让我们深切牢记,不敢忘怀!

    父亲永远是我们最尊重的人。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他待人厚道,意志坚强,热爱生活,敬老爱幼。他给了我们在艰苦环境中百折不挠、学习上进、矢志不渝的精神力量。

    敬爱的父亲,当你的在天之灵看到伟大祖国60周年生日之际,到处欣欣向荣、形势大好、麦浪翻滚、钢花四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时,你也会感到烈士们的血没有白流,革命志士的远大理想的完全实现已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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