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作家的待遇
时间：2021-02-27 08:01: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956年，全国进行了工资改革。当时作家待遇定级情况：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月薪345元，接近行政六级与七级之间），但政治或者行政待遇，只能靠行政八级（行政八级的月薪只有287元），实际上工资收入上比行政七级还要高。丁玲当时没有靠专业级别，而是靠行政七级（月薪322元）。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级演员赵丹、白杨、金焰、舒绣文月薪为365元（因地区差比北京同级略高）。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人。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当时的作家在行政级和专业级之间，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往行政级别靠。比如赵树理放弃文艺二级（月薪270元），而靠行政十级（月薪218元）。邢野放弃文艺三级，选择了行政十一级。为什么这样选择？原因不言自明。再来比较一下作家与其他行业的待遇。1956年工资改革之后，北京地区的教授月薪为207-345元，副教授为149-241元，讲师为89-149元，助教为56-78元。研究生毕业为70元（行政二十二级），本科毕业为62元（行政二十一级），大专56元（行政二十二级），高中学历者37-46元，初中学历者33元。当时大城市居民的人均每月基本生活费为10-15元。当时城镇的普通职工平均月薪是40元左右。
作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稿费收入。那时候全面向苏联学习，稿费制度也是，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稿酬计算方式很复杂，可参见陈明远的专著《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中的相关章节。陈明远从总体上比较之后认为，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民国时期）相比，作家的稿酬标准很低，且一降再降，直至取消。而在当事人张僖的回忆中，认为当时的稿酬标准很高。像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了那个高稿酬的时代。那时候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也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后来，拿稿酬的作家就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丁玲（还有巴金）等著名作家带头不领工资。丁玲还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斯大林奖金”（1951年度）的全部奖金五万卢布（人民币约33770元）捐给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用于儿童福利事业。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老舍、张恨水、艾青、吴祖光、田间、胡风、赵树理、马烽都用稿酬买下了属于自己的四合院。田间花5000元买下了后海北沿一个四合院。胡风花3350元买下了地安门内的太平街甲20号院。赵树理在霞公府5号的四合院价值10000多元。丁玲后来离开东总布胡同22号，搬入作家协会分配给她的多福巷16号的四合院，一直住到1958年流放北大荒为止。按照其子蒋祖林的描述，这个四合院非常漂亮，应该有十几间房子，包括多间卧室、书房、两个客厅、秘书和女工住房、锅炉房等。 如果没有能力自己购买四合院的，可以住在单位的家属宿舍，按照行政级别分配住房的大小：处长或副教授两间半到三间半，科长或讲师两间到两间半。在作家协会的宿舍里，周立波有四间住房，邵荃麟等人只有两间。
“作家康濯，1954-1957年四年中，他在文学出版社出版四种作品，可得稿酬11822元，平均每年约3000元”，如果加上重印书籍及发表其他短文的稿酬，不算固定工资，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一位大学一级教授一年的收入。更为典型的还是当时的青年作家刘绍棠：
1952年，北京通县16岁的刘绍棠发表小说《青枝绿叶》，不仅被《新华月报》文艺版转载，还受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先生推崇，编入高中语文教材。1953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1954年刘绍棠刚满18岁，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同年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春，刘绍棠用稿费在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三合院。刘绍棠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字，每千字15元基本稿酬，印了3个定额63000册，收入人民币1800元。加上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仅仅这5本不厚的书，刚刚走上文学之路的青年作家刘绍棠，前4年的收入达到18500元，平均年收入4625元。刘绍棠花2000元购置了三合院。刘绍棠的另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的稿酬，就可以买4座这样的三合院。1957年上半年，刘绍棠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000元。后因划为右派，所有出版合同自然中止。即便如此，刘绍棠原有的存款，也让他安全渡过了21年（1957-1979）右派生涯。
一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报纸曾刊登《触目惊心的高稿酬》一文，披露作家文化大革命前的稿酬（准确性存疑，仅供参考）：
巴金 《巴金文集》等 229，624元
茅盾 《茅盾文集》 192，266元
杜鹏程 《保卫延安》 107，400元
丁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70，248元
艾青 《艾青诗选》等 58，636元
曲波 《林海雪原》 54，349元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等 49，326元
杨沫 《青春之歌》 43，400元
华君武 58-62年画册 43，022元
沙汀 《还乡记》等 41，634元
周立波 《暴风骤雨》等 40，086元
吴强 《红日》 40，000元
秦兆阳 《在田野上前进》 35，985元
梁斌 《播火记》等 30，061元
齐白石 画集（三集）书法集 21，514元
（广州市郊区机关革命联合会“风雷”战斗团《文革风雷》报）
之所以有人说这是“触目惊心的高稿酬”，因为当时普通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40元（当时的普通职工除了工资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收入），一级教授的月薪也只有300多元。也就是说，一部小说倘若成了官方确定的“经典”，或者成了新作家的“优秀作品”，那么，它的价值就是一个普通职工100年的收入，甚至更多。《巴金文集》的稿酬近23万元，相当于当时一位一级教授50多年的收入，或城镇普通职工480年的收入（按2007年城镇职工平均月薪1800元计算，480年为1000万元）。可见，获得官方“钦定”的资格，是进入计划经济体制内传播渠道、获得巨额稿酬的通行证。这里所谓“官方确定的经典”，就是符合官方的文艺精神和宣传口径，能够纳入新闻出版规划，并进入高等学校“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者。其中，五四时期的作家以“鲁郭茅，巴老曹”为代表；延安时期的作家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艾青、田间、臧克家等为代表。还有一类是新中国之后出现的新作品或者新作家，包括老作家的新作和一部分新作家。五四时期的“代表作家”，先看“鲁郭茅”，鲁迅死了，地位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否则前途未卜。郭沫若和茅盾在政府担任高官，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受到“重点保护”，文学地位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要紧跟斗争形势就行，郭沫若就一直跟得非常紧。至于“巴老曹”的情况，就比较玄乎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来的作品问世，整天忙于开会、访问、批判。可是，即使他们那样紧跟斗争的形势，也没有逃脱文化大革命这一劫。至于延安时期的“代表作家”，地位并不稳固，从延安时期开始，有的就遭到严厉批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尽管也进入了文学的核心层，但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文学地位，随时可以被批倒批臭。但是，要批倒这一批作家，往往需要借助于行政手段（比如文联、作协主席团的“决议”），乃至调动更高层的力量。至于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作家，比如刘绍棠、从维熙、王蒙、刘宾雁、流沙河、萧也牧、陈登科等等，往往是刚出道的时候风光无限，但转眼间就成了“敌人”，有时候，只要一封“读者来信”，一篇批评文章、甚至一个纸条，就够了。这种高待遇看似很容易得到，实际上要保住它是非常困难的。历次批判运动的背后，都伴随着这种高待遇的获取和丧失。
（选自《再造文学巴别塔（1949-1966）（共和国文学60年•第1卷）》/张柠 著 张炯 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