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隐原因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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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才华横溢的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多次进入朝政，又多次回归自然。陶渊明的归隐既有个人主观原因，也有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从个人原因来说，他的个性、所接受的思想、独特的个人经历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因素而言，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使他觉得难以适应并对政治产生了失望。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才导致陶渊明最终决定辞官归隐度过余生。
关键词：陶渊明；归隐；主观原因；客观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5-0197-03
陶渊明（公元365年—427年）是东晋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被誉为中国隐士文化的代表。他的这种地位得到了同代人和后代的一致公认。他的好友颜延长在《陶征士诔》中称他为“南岳之幽居者”。钟嵘在《诗品》中称其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莲社高贤传》把他描述为：“居浔阳紫桑，与周续之，刘遗民，并不应辟命，世号浔阳三隐。”《晋书》、《宋书》、《南史》的《隐逸传》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鲁迅先生更是誉其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1]198。
归隐田园构成了陶渊明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自四十一岁辞去彭州县令，归耕田园，至六十三岁去世，未再涉仕途，近半生过着隐居生活。他的归隐对于中国文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成为“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2]84而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田园诗歌使他成为田园诗歌的开创者。
然而，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正甘于贫贱寂寞、没有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的彻底彻尾的“隐逸”。他从二十九岁开始进入仕途，到四十一岁永久隐退，期间四次做官四次退隐（也有的说他五次出仕）。而且其在辞官后的二十多年里，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仍然结庐在人境，执著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3]107。他在归隐后，心理依然充满矛盾[1]205。因此，弄清陶渊明归隐的原因成为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生活的时代，而且对于把握陶渊明的思想和欣赏其作品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的归隐既有个人主观原因，也有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从个人原因来说，他的个性、所接受的思想、独特的个人经历都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客观上而言，险恶的政治环境使他觉得难以适应并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正是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才导致陶渊明最终决定辞官归隐。
一、主观原因
（一）幽远的性格：“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自幼酷爱大自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对大自然的喜爱与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浔阳紫桑度过的。紫桑在今九江西南，南面庐山，北依长江，境内山拥千峰，江环九派，上水龙形，奇秀甲于天下。优美的自然山水铸就了他“爱丘山”的性格[4]13。一些传说也验证了陶渊明放情自然、酷爱真性的性格。据朱熹《朱子语类》记载，陶渊明家居上京时，常常饮酒，醉后就到山前眠卧：“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江中有一盘石，石上有迹，云渊明醉卧其上，渊明名醉石。”[5]135他对自然山水的真心热爱，生动地体现在他赞美农村田园的诗歌中。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写道：“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在《归田园居》组诗中，他更是把自己辞去官职回归大自然比作“羁鸟恋旧林”，而他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满怀激情地赞美美好的田园生活：“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甚至在他身羁仕途时，他仍心念山居，家乡的一草一木经常在脑海浮现，勾起甜蜜的回忆：“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尤其是当他遇到困难时，对田园的思念就更加迫切：“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总之，向往大自然是他的天性，他最终回归大自然也就在常理之中。
（二）耿介的品格：“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陶渊明最终选择归隐，还与他耿介的品格密切相关。陶渊明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出身家庭条件和个人所受教养，自幼铸就了他正直的性格。“他要光明磊落地做人，不会投机钻营，也不愿阿谀奉承。”[4]15他声称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他在许多文章中都表露了自己的这种个性。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写道：“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从这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尽管身处困境，但并不在意，而是写文赋诗以明己志。他这种固穷守志的耿介品格在《咏贫士七首》中得到进一步阐述。其中一首写道：“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在这首诗中，他表示，即使没有知音也仍然固穷守志，坚持个人节操又何必伤悲。在第四首中，他更是描述了一个穷到极点但对高官厚禄毫不动心的仁人志士：“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因此，当他的这种秉性与黑暗龌浊的官场无法调和、不能相融时，他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而是断然辞去了官职，宁愿过贫困潦倒的农耕生活。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也对此作了明确说明：“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三）思想影响
陶渊明所接受的思想也对他的归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命子》和《五柳先生传》里已经表露出对乱世多隐士这一历史现实的洞察：“纷纷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他深受当时流行的老庄之学的影响。老子主张万物“复归于朴”，追求率真自然；庄子也主张“天道无为而自然”[6]73。对于道家来说，隐逸，除了躲避社会动乱，还有就是因不满现实黑暗的政治而在行动上采取的一种消极抗议；同时还具有本身内在的价值，即追求一种人生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庄子隐逸思想的核心就在于解脱，讲究“无功、无名、无己”，追求精神上的无拘无束，主张把自己从小我中解脱出来，与生生不息的宇宙大我融为一体。受其影响，陶渊明也非常注重精神上的超脱自由，把质朴自然视为人生理想的终极目标。儒家强调上古大同的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时运》篇中表达了对孔子的羡慕，把“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与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立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此外，古代隐逸高士，如传说中的许山、务光，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秦汉之间的商山四皓，都成为陶渊明树立了榜样。这些隐士对他的影响在《咏贫士》中清晰可见[7]127。
二、客观原因
陶渊明是一个从小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他的家族历史、他的处境、他的才智、他所处的时代等因素都促使他想有所作为。他希望“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读史述九章》）为此，他多次步入仕途：起为州祭，又做桓玄官吏，再做刘裕镇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等。他的多次隐退，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
（一）险恶的现实政治
出身官宦之家的陶渊明曾是一个具有雄心壮志的血性青年，“大济于苍生”是他早期的一种理想。为此，他曾经三次为官。他在二十九岁时（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即393年）开始出来做官，任职将州祭酒，但不久就因“不堪吏职”而“自解归”。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他第二次出仕，在桓玄手下做官。这次做官时间也不长，到隆安五年（401年）便生母孟氏辞世为借口辞去官职。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他第三次出仕，先后担任刘裕的镇军参军、刘敬宣的参军、彭泽令，但不久借同父异母妹程氏去世的机会“自免去职”。他一次次满怀希望出山，但又一次次失望而归：“延目识南岭，空叹将焉如！”“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陶渊明最终决定弃政归隐有各种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现实。他生活在一个黑暗专制、充满着战乱与血污的时代。当时，南北分裂，北方是“五胡十六国”，西北少数民族贵族在中原一带割据混战，并不断对南方进行骚扰。而东晋政权极其黑暗，世毫家族把持政权，大肆兼并土地，占山封水，对人民进行残酷压榨，使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农民起义频繁，直接威胁当官为宦者的人身安全。东晋政权内部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不停地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尤其是东汉后期开始，政治局势越来越险恶：无休止的流血事件，不间断的混战，王朝内部频繁的政治更替（桓玄篡夺，刘裕继起弑逆）。这种激烈动荡的社会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损失，甚至不少文人倒在血泊之中。他在《感人不遇赋》中表达了对恐遭不测的忧虑和担心：“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二）等级森严的取士制度
如前所述，陶渊明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是一个壮志凌云、具有宏大抱负的人：“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他对未来充满幻想，希望在有生之年做一番事业。“面对着当时国家的不能统一、人民生活不能安定，又目睹着偏安江左的东晋朝廷内部的昏聩和混乱，他曾一度有着很大的建功报国志向。”[5]41他从小“师圣人之遗书”（《感士不遇赋》），儒家“用世”和济世安民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如此，他比普通青年有更大的从政优势。他出身名将之后，祖辈尤其是曾祖父陶侃曾为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所作出过重大贡献。他在《命子》中对曾祖父在国家需要时建功立业、而功成之后便隐身告退的做法大加赞赏：“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其后家族代代做官。尽管他的父亲失去了官职，但他的祖父陶茂的兄弟辈中有好几支仍承袭着朝廷官职。然而，当时的政治体制又使陶渊明对自己的仕途倍感失望。东晋时期所承袭的“九品中正”取士制度，是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世族子弟把持高官厚禄，而庶族子弟只能做州县小吏，形成了一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门阀之风特盛、士庶之别极严，直接影响到下层人士进入上品、施展才能抱负、实现治国安天下的愿望。陶渊明是一个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的知识分子。他八岁时死了父亲，家境破败，只能属于庶族地主阶级。他年近三十才迟迟进入官场，而且官职相当卑微。他的失望之情在《饮酒》之十九中表露无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到了后来，他对仕途已经不抱多大希望，虽然人在朝政但心在田园：“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他出任彭泽县令时，已经不再是出于抱负，而只是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事：“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归去来兮辞》序）
三、结语
才华横溢的陶渊明怀着“大济于苍生”的宏愿多次进入朝政，又多次回归自然，这样三番五次的反复说明了他在矛盾复杂的心情。他在朝中从政时，不时想起田园，而回归田园后，又于心不甘：“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文中多处设问，依稀可见其矛盾心态。其个中原因，如上所述，是非常复杂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他最终选择弃官归田。这种复杂性也反映了陶渊明思想的复杂性。因此，陶渊明归隐田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简单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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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