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表下的人性之书
时间：2021-04-17 08:20: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1. 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
2001年，我开始读布罗代尔的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是一次有如长途旅行的阅读，其结果是我开始把历史纳入写作的资源。在这之前，我是一个每年生产一定数量不好也不坏的故事的短篇小说作家，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
据说有三种对历史的陈述方式：事件亲历者的陈述，历史学家事后的归纳和陈述，神话化的历史陈述。在“神话史学”中长大的一代人，当他与过去年代里鲜活的人和事劈面相遇，怎不悚然心惊于历史的丰富和吊诡？从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土豆、玉米、小麦和手持小锄的人们的描述中，浮现出了日常生活的隐秘结构，这一结构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在那部一百七十万字的巨著的某一页上，我用一支黑色炭素水笔小心地画出了这样的句子：
人的生活一大半淹灭在日常琐事中，无数的行为都是自古以来继承下来，无章无序积累，无穷无尽重复的，直至我辈……积年累世的、非常古老并依然存在的往昔注入了当今时代，就像亚马孙河将其浑浊的河流泻入大西洋一样。
于是我开始了这样一项工作，把过往年代里的人和事放到日常生活的视野——
经济、婚恋、疾病、血液、身体——去观照。其实那个时候，学界对历史从社会、政治史向着时髦的身体学的转向已有些年头了，如同特里·伊格尔顿所说，身体是一套精心设置的编码，它可以投合知识分子对复杂性追求的激情，它是文化和自然之间的一个铰接点。但陡然从小说世界中撤身而出的我对此竟然不闻不问。在我的工作手册上，这些人起先只是邵洵美、蒋梦麟、陈布雷、翁文灏、沈从文、巴人、苏青、穆时英、柔石、殷夫、应修人等十几位民国时期的南方文人，尔后它就像一棵生长中的树，扩展到了王阳明、张岱、张苍水、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戴震、袁枚、汪辉祖等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人物。相比较习见的宏大叙事，我把我的工作界定为对一种“小历史”的书写。即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进不了大历史的边角废料，为一个个辉煌的、沉重的、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找到了它的侧影、它的疆界、它的隐形轮廓。
2001年的一个夜晚，我在一张A4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叙事·文本·人事”。那时我就明白，我找到了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钥匙。我对自己说，行，就这么干吧。接下去我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现在看来就像知道以后会写些什么：“不应仅仅把视线局限于人际纠葛和事件的铺陈，要借用历史学家的技艺，要从地理、经济、权力结构分析、精神病理等多个层面来考察；要有小说家的警觉：历史潜行在温暖的细节里；要运用西方文论中的新批评、文本细读和关键词解读，这些看似边缘，却是进入真实的通道。运用得妙，足以呈现时代的精神和一代人的生命景象。”
2. 渊源
其实在写于1998年的短篇小说《明朝故事》里，我已经让文学和历史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了。这个不无先锋气息的小说，通过一个青年对画道的寻找写徐渭的传奇一生。小说的最后，我让徐渭消失在了他自己创作的一幅水墨画里。这一结尾的处理方式现在看来实在不无对尤瑟纳尔的短篇故事集《东方奇观》的拙劣模仿，比如那篇著名的《王佛脱险记》。但事实上那时我还不知尤瑟纳尔是何方神圣。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在这个方向上我还乐此不疲地写过《一个雪夜的遭遇》、《三生花草》、《我在天元寺的秘密生活》等作品，里面隐约有着苏曼殊、陈独秀甚至魏晋时代的王子猷这样的人物影子。九十年代的小说家，几乎都有一种重述历史的热情，但“新历史小说”笔下的那种“历史”，只是一种让故事展开的气氛和场景，一种假想式的让人物活动的布景，就像苏童、叶兆言在《1934年的逃亡》和《半边营》里做过的那样。从方法论上看，我那时对历史抱着的态度是去解构它，现在则是要从内部去整理、去重建。无疑，解构是容易的，重建更见难度。如果这重建指向的是历史整体的庞大与神秘，则尤见其难。
说到历史写作渊源，我在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这本书中竟然找到了十多年前自己在书中做过的记号和划痕。可是记忆中，这本书我从没有读过呀。那时，一个把小说作为宗教的年轻人，他的床头读物是福克纳博尔赫斯昆德拉，是约翰·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他怎么会去读这样的书？又是“历史”又是“观念”的。但我回忆起了确曾读过这本书，并在记忆的角落里找到了它带给我的迥异于小说的愉悦。事实上，要做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历史意识与现实情怀同等重要，都应深植于心。
正如我们所有人都是时间的囚徒，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习俗都被历史强大的场影响着。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通过某种古老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我知道了我居住的地区、我每天经过的石桥和街巷，也曾经是数百年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文人们习见的生活场景，那一喜好精神辩诘的传统还像暗流一样在当代生活的河道下潜滋暗长（这些优秀的人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曾努力过，试图描绘出这一精神河流的走向，却又因年少无知而无力泅渡。西蒙娜·薇依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离上帝就越来越近了。当我接近四十岁门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有责任描绘出某种生成我血液和禀赋的东西，描绘出那种超越于地理学之上的、飘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脉精神的幽香，于是我重新走近了这些消逝的人与事。斯人已逝，而一部思想史像一条没边界的河流总在不断地生长中，在这条大河中我截取了将近五百年：从被称作“前近代社会”的十六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经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大变局，一直流进了二十世纪初叶，一个现代中国。如果有可能，我还会溯源而上，去唐朝或者宋朝旅行。
3. 师承
我们了解历史，其实是建立一个自己对历史的观察的过程。一个历史阶段中，可能基于一种视角的观察看上去“真实”一些，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随时会变成垃圾。小说家辛格说，对事实的看法会过时，但事实本身永远不会过时。看着那些触手可及的年代和历史事件被抽象，被装订成册，被一元化，眼睁睁地看着一些原本新鲜的历史观察者的视角消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写作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一场以民间性和日常化对强势话语的文化抵抗。它不可能彻底颠覆宏大叙事，但起码可以去制衡它，不让历史被一元化和公式化。
在影响我的文学和历史观的读物中，还有一本绕不开去的著作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1991年，我从余姚图书馆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了它。当时，这本出版于1982年的深蓝精装封面的书还没有被任何一双手打开，它在书架上躺了将近十年似乎就是为了我那一次偶然的造访。至今，关于这本书的评述文字和模仿之作已连篇累牍，但当时我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言说发现的喜悦。
到了2000年前后，《万历十五年》这样异质思维下的历史叙事作品开始引起惊奇和欢呼。“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啊”，他们说。其实历史应该这样写，黄仁宇只不过让史学回归到了传统，回到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亦文亦史、质文并美的传统。
作为一个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学徒，我承认还向这些人学过几招：史景迁、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莫名其妙地被昵称为“瑟瑟”的尤瑟纳尔。史景迁是历史学家中的普鲁斯特，尽管他写康熙皇帝自画像的《中国皇帝》未臻化境，过于蓬勃的想象力又时时溢出史料的堤坝，他还是启发了我历史叙事应该并且可以关注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他的书常有一种电影般的特殊效果，并且暴力随处可见。从魏斐德那里我学会了如何从区域史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他那种密实的叙事和对细节不厌其烦的描述一直吸引着我。尤瑟纳尔从21岁开始就计划写哈德良了，那一年，她在创作手记（她写小说时总是同时写着创作手记）中说，她生命中的一大部分时间，将用于努力去理解、然后描绘这个孤独而又与一切相联系的人。从她那里我学到了耐心和坚忍，还有找到叙事语调的重要性。我还要提到的是我笔下的人物、我的同乡、历史学家全祖望。为了写出那些命定里的书，蹭蹬一生的他几乎把生命里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抛在了打秋风的路上。“大家必有牢笼一切之观”，他使一向积弱的南方文风呈现出了坚硬的一面。
4. 关于王阳明
这个十六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其实和我们一样，渴望友谊，希望不朽，爱吃祖母做的甜食，也同我们一样，梦想，思考，用没有恶意的嘲讽的语气与朋友说话，衰老，并死亡。
1995年前后，我就尝试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他。不久我就放弃了他。以后的好多年里，我几乎忘记了曾经想写的这个人，那些片断的草稿也被我有意识地丢弃了。一直到2005年我才继续写他。我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某种意义上那是一个历史学者做的工作——反复阅读这个人的全集，他和帝国官员、文人的通信集，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记述（主要是《传习录》），并在上面做了许多只有我懂的记号。当我决定从内部去重新整理历史学家从前从外部做过的事，我发现了在外部捉摸时最容易忽略的文学意义——他出生并度过人生初年的院子，他做的奇怪的梦，他对政治和女人的认识，他和朋友们的交往。正是这些细节坚定了我把它们搭建成一个大厦的构想。
在以十六世纪的眼光、心灵和感觉去阅读这些十六世纪的稿本的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另一项功课，是到了夜晚最安静的时分让自己假想置身于那个时代，并写下一些幻想性的片断：一些词语，一些细微的动作，一些性的遐想和他到过的场景的描述。这些片断大多丢弃了，也有一些像织物一样织进了笔下。因此作品中有了我期许中的某种黑夜的气质。
事实上我要写的不是思想史——要读思想史，我们可以去读钱穆、读梁启超——在我的书写中，更关心的沉潜在历史地表下的普遍的人性，是一代代学人思想传承中的生命的情意，因此，我以思想史为背景，写他们的梦想、忏悔、恐惧、希望、内心的挣扎，同时努力呈现时代的精神状态。这种文体，当然不允许、我也不会像写学术思想评传一样去写，那样的书太多了，且充斥着人云亦云，史料、观点、叙事结构了无新意的平庸之作。我希望我写下的，是基于人性角度的、体察世道人心的予人以温暖的书。
5. 历史的真实向自由的心灵开放
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
近代史学失去了想象的活力，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五四时期的学人傅斯年从他的德国老师那里，也可笑地提出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科学一般严谨。历史叙述需要重新拾起想象力。科林伍德的《历史的观念》，关于历史的想象力的有段话很精彩：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象，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恺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的话，我们得想象恺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史学以叙事为正宗。叙事就要讲究叙事策略和艺术。所以我让历史和文学在叙事的国度里相遇，这一相遇产生的意义，就是历史不再仅仅是文学要去处理的一个资源，而是文学应该面对的事物本身——过去的人和事，指向的却是当下的心灵。探究历史的真实，需要科学的精神，更需要自由的心灵。历史的真实向着自由的心灵开放。
6. 传统消逝了吗？
飞速变动的时代引发了双重的断裂——知识传统的断裂和人文传统的断裂。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白话文规范的建立和文学程序的建立，多半都是在西方文化和翻译文体的影响下。同样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攻打巴士底狱”，一个中学生都能津津乐道，但一说到“乾嘉学术”、“浙东史学”，除了专业人士还有多少人知道呢？其实传统并没有消逝，我们一直都生活在传统里。酿一碗怀旧的酒，完成的是对传统的一次遥遥的致敬。因为传统就像一面镜子，不管我们行进到了哪里，总能照见我们“曾经是”的模样，还可以照见我们“现在是”或“将来是”的模样。
承蒙主持《西湖》的嵇亦工兄、吴玄兄相邀，从2006年7月开设专栏迄今，拉杂写来已一年半（2007年1月起专栏定名为“西湖梦寻”）。简要述之，这18篇文章中，《感官世界》、《双城记》、《江湖寥落人安归》《逝水落花间的生命情意》等篇书写的是张岱、袁中道、全祖望、汪辉祖、邵晋涵等明清思想史中的文人和学者；《流水十年》、《说寂寞，谁最寂寞》、《百年约园》等篇把沈从文、徐讠于、吴经熊、张寿镛等20世纪以降的现代知识分子放到了日常视野中进行考察。《洋人·妓女·朋友》、《罗伯特·赫德之欲火焚身》、《从暴民到顺民》、《纵横四海》、《庸人列传》等篇，把19世纪中叶以来（习惯上所称的晚清）知识的新旧交汇作为书写的一个背景，此时的旧文化虽远未退潮，但已过了黄金时代，随着西方势力撞击下的国门洞开，新的知识体系使那时候的官员、学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量和挑战。在此背景下，这些篇什试图把王韬、林则徐、段光清、罗伯特·赫德等人放到人性与爱欲这一文学与历史的铰接点上进行个案式的描述和考察。对堂皇叙事感到头疼的读者，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写法，身体和爱欲，比之思想史的厚重，似乎更符合了这个实用主义时代的口味。明年，这个系列还将在《江南》杂志刊载，请读者朋友继续垂注。
（责编：吴玄）
